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优秀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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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一
伟大的政治家讲座不仅对政治领域的人士有影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日前，我有幸参加了一场以“伟大的政治家讲政治”为主题的讲座，深受启迪。本次心得体会，将从三个方面说起：政治家的内在素质、政治家的历史角色和政治家的未来发展展望。
第二段：政治家的内在素质。
政治家的内在素质决定了他能不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讲座中，政治家被定位为一种担当，需要具备许多品德。其中关键的品德包括忠诚、勇气、宽容和诚信等。这四个品德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忠诚、勇气和宽容，让政治家在处理各种政治问题时能够更为果断、可靠、开放。而诚信则是政治家获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原则。政治家要紧紧抓住自己的品德，不但在行为上做到认真规范，而且还要在言行上做到实事求是，让公民更信任他们的领导者。
第三段：政治家的历史角色。
政治家的历史角色主要涉及了政治权力，他们如何在历史上发挥作用，如何帮助国家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以及如何在长远的历史角度上看待自己的使命等问题。政治家不仅要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还在国内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举例来说，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国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新政的设计，推进了民主化进程，解决了国内各个领域的难题。政治家在推进国家进步的同时，也让国家在世界上有了更为优异的表现，因此，政治家的历史角色是不可忽视的。
第四段：政治家的未来发展展望。
政治家的未来发展展望，关键在于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发展速度日趋加快，政治家对于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潮流，也面临了诸多极大的挑战。同时，政治家对于信息时代的理解和认知也成为了政治家崛起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未来发展，政治家需要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深刻理解和认知能力。政治家还需要加强对网络技术的应用，以及对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新技术的掌握，促进信息分享和管理。
第五段：总结。
政治家不仅在政治上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而且在社会变革和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要求政治家具有较高水平的综合素质、较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和人格品质。同时，作为参与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的人，政治家在未来还将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在持续的自我学习和调整基础上为整个社会谋求最大利益。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二
湖南省城步县委班子组织开展“讲政治、有信念”专题研讨。会上，县委书记罗建南首先带头学习了毛泽东《党委会工作方法》，县委、组织部长、县总工会主席周永红逐条逐句组织学习了《党章》，各位县委就“讲政治、有信念”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罗建南结合原文和工作实际，对《党委会工作方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指出《党委会工作方法》是各级党委(党组)班子抓好工作的重要方法论，至今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现实意义。抓好党委工作，关键是抓好党委班子建设，首先要坚持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作用;二要加强团结协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多交心通气，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做到步调一致，高度统一;三要坚持“四种意识”和“四讲四有”，搞好调查研究，科学决策，执行党的政策不缩水不走样;四要学会“弹钢琴”，既要突出重点工作，也要统筹兼顾其他工作，做到各项工作协调并进。
在专题研讨会上，每位县委班子成员结合工作实际和自身经历，就如何做到“讲政治、有信念”逐一发言，展开了热烈讨论，既谈认识，也谈不足和努力方向。罗建南指出，讲政治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性的要求;有信念就是要矢志不移忠诚于党的信仰。做到“讲政治、有信念”，一要准确把握内涵要求，自觉强基固本;二要准确把握方法路径，做到知行合一;三要准确把握现实要求，突出以上率下。罗建南要求各位县委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头抓好学习教育工作各个环节任务的落实，要带头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学习讨论，带头到所联系的基层党支部指导学习教育工作，并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带头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做好学习笔记和学习心得，要将学习教育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统筹推进。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三
王安石(1021—1086)中国宋代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提出和坚持“权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抑郁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与王安石家族据史料记载，王安石家族临川王氏为太原王氏分派，临川王氏祖先为王安石的曾祖王明。王明以子贵赠尚书员外郎。其长子王用之，卫尉寺丞;次子王观之，尚书主客郎中，赠太常少卿。临川王氏先世衰徽无闻，至王观之、王用之兄弟，始起家为吏，再到王用之子孙辈开始兴盛，王用之娶妻谢氏，封永安县君，生有五子，其中长子王益和五子王孟最像父亲。王孟官楚州司理参军，其子沆，官荆南府建宁县令。王益，祥符八年(10)进士，历任建安主薄、临江军判，知新淦、新繁县，天圣时以殿中丞知韶州，终官尚书都官员外郎，卒赠工部郎中，后以子贵追封楚国公，赠太师中书令。王益中进士和做官，标志着临川王氏已经崛起。
临川王氏传到王益的儿子辈时，家族臻于极盛。王益娶妻徐氏、吴氏，生有七子：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其中王安仁有文才学问，尝以五经教授弟子于江淮间，其门下成器者甚众，后以进士下科补宜州司户，终官于监江宁盐院，著有文集15卷。王安国，熙宁初以材引召试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后历任崇文院校书、秘阁校理、著作郎、大理寺丞，屡以新法力谏，后为吕惠卿所诬陷，卒年47岁，有文集60卷。王安礼，嘉佑六年(1061年)进士，历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知润州、湖州，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后升知制诰，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拜中大夫、尚书右丞转左丞，终知太原府。王安礼为人刚直宽谅，多次以直谏闻名。当年苏轼下狱，情势危急，无人敢救，独王安礼从容上谏守神宗，使苏轼得以减轻处罚。后因得罪权贵而见黜不得重用。绍圣二年去世，赠右银青光禄大夫，《宋史》68卷有传。
在王益七子中，最优秀的当属王安石。王安石之后，临川王氏也随变法失败而日益衰落。王安石娶妻吴氏，封越国夫人，生二子：长子王雱，为人聪敏过人，有才学，未及冠已著书数万言。治平四年进士及第，累官至天章阁侍制。王安石变法，王雱实导之。但其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为政尚严酷，年33岁去世，特赠左谏议大夫，《宋史》有传。次子王旁(滂)，初以父官荫江宁府粮料院勾当，累官奉议郎秘书省正字。王雱无嗣，王旁则有一子王桐，官承事郎龙图阁直学士，累赠特进。王桐之子王珏，初因王安石追封舒王，恩授承事郎，绍兴二年起家盐官县丞，历两浙湖南提举常平茶盐，兴利除弊，迁湖北夔州转运判官，有政声。终官太府少卿，卒于苏州宝华山。王珏有子王宜之，是为王安石玄孙，其后不详。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四
诸葛亮是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他的学问和才华是无人能比的。而后帮助刘备统一天下之时，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如：《空城计》《火烧新野》《借刀杀人》《火烧赤壁》广为流传，我从他的《空城计》中看出了他的聪明机智，遇事冷静，让我敬佩不已。有一天，诸葛亮派人去取草粮，城内只剩下一些官员和一千二百个小士兵留下来，突然，探子来报，司马懿带着百万雄狮直奔而来，这下文官和士兵便十分焦急，而诸葛亮摇着扇子却说：“把四个城门打开，让士兵换上百姓便装，清扫城门，不要慌张。司马懿一看诸葛亮神态自如，换在弹琴娱乐。边心里疑惑，平时诸葛亮不会这样悠闲，肯定是让我进去自投罗网，于是命令大军撤退，这件事诸葛亮征用司马懿的疑心，吓退了敌军。可见诸葛亮是知己知彼，最终才能百战百胜。
还有件事让我赞叹，那就是《草船借箭》也是利用了曹操的省心多疑，成功的借了箭。也不得不让周瑜对诸葛亮佩服有加。
诸葛亮的人品也非常好。冬天时他母亲怕冷，便在崎岖的山上找水晶草，秋天时，他身子矮小，提水时害怕打到了邻居的菜，所以他要绕好远的路才能到自己家的菜园。又一次他向青年请教学问，可是现在的已经超过了那青年的学问，可他从不骄傲。
他既不是一炮走红的歌唱家，也不是举世闻名的的作家，而是一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就是诸葛我要学习诸葛亮对父母的孝顺，虚心好学，遇事冷静的优点，我要把他的优点发扬光大，让我身边的人也学习他的优点。虽然，诸葛亮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优点却无处不在他既不是一炮走红的歌唱家，也不是举世闻名的的作家，而是一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他的学问和才华是无人能比的。而后帮助刘备统一天下之时，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如：《空城计》《火烧新野》《借刀杀人》《火烧赤壁》广为流传，我从他的《空城计》中看出了他的聪明机智，遇事冷静，让我敬佩不已。有一天，诸葛亮派人去取草粮，城内只剩下一些官员和一千二百个小士兵留下来，突然，探子来报，司马懿带着百万雄狮直奔而来，这下文官和士兵便十分焦急，而诸葛亮摇着扇子却说：“把四个城门打开，让士兵换上百姓便装，清扫城门，不要慌张。司马懿一看诸葛亮神态自如，换在弹琴娱乐。边心里疑惑，平时诸葛亮不会这样悠闲，肯定是让我进去自投罗网，于是命令大军撤退，这件事诸葛亮征用司马懿的疑心，吓退了敌军。可见诸葛亮是知己知彼，最终才能百战百胜。
还有件事让我赞叹，那就是《草船借箭》也是利用了曹操的省心多疑，成功的借了箭。也不得不让周瑜对诸葛亮佩服有加。
诸葛亮的.人品也非常好。冬天时他母亲怕冷，便在崎岖的山上找水晶草，秋天时，他身子矮小，提水时害怕打到了邻居的菜，所以他要绕好远的路才能到自己家的菜园。又一次他向青年请教学问，可是现在的已经超过了那青年的学问，可他从不骄傲。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五
在当今社会，伟大的政治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具有强大的情感和领导力，能够激励人们的内在动力，促进社会的发展。最近，我有幸参加了一场伟大的政治家的讲座，从对他的演讲中汲取了许多启示和智慧。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一些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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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伟大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和领导力。在讲座中，这位政治家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宽广的视野为我们描绘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世界的变化和机遇。他通过指引我们关注重大问题，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同时，他也警示我们，强调脱离实际只能带来灾难。他的讲话体现了政治家对问题的全面考虑和异于常人的远见卓识，这也是吸引人们关注和敬重的重要因素。
第三段：政治家强大的领导力。
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有着强大的领导力。他们擅长通过简洁而深刻的语言激励人们的内在动力，号召人们积极为社会付出。在讲座中，他通过亲身经历和富于感染力的演讲，使我们拥有了表达自己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这种激励的力量在政治领域中是不可或缺的，而伟大的政治家正是因为拥有领导力，才能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第四段：传承立场与人格魅力。
除了拥有远见卓识和领导力，伟大的政治家还具有传承立场和人格魅力。在政治领域中，一个人的清廉正直和品格是至关重要的。在讲座中，这位政治家以他积极的态度、情感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众多听众。他也用自己的经验激励我们，告诉我们人格的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亲身经历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坚定的人格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与信任。
第五段：结论。
总的来说，参加了伟大的政治家的演讲，并体验了他的领导力、人格魅力与远见卓识，我更加了解了伟大的政治家的特质与领导功能。在将来的道路上，我也将遵循政治家的思想和方法，不断探索这个领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六
门前白道水萦回。
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
山桃溪杏两三栽。
为谁零落为谁开?
哀贤亭。
黄鸟哀子车，强埋非天为。
天夺不待老，还能使人悲。
马侯东南秀，鞭策要路驰。
归骨万里州，乃当强壮时。
墓门闭空原，白日无履綦。
苍苍柏与松，浩浩山风吹。
我初羞夷吾，鲍叔亦我知。
终欲往一恸，咏言慰孤嫠。
爱日。
雁生阴沙春，冬息阳海澨。
冥冥取南北，岂以食为累。
咨予愁病躯，朴鄙人所戏。
无人治时难，量力当自弃。
岂知塞上霜，飘然亦何事。
高堂已白发，爱日负明义。
悲风吹平原，秣马聊一愒。
含怀孰与语，仰屋思汉喟。
孟母知身从，莱妻耻人制。
一肉傥易谋，万锺非得计。
安丰张令修芍陂。
桐乡振廪得周旋，芍水修陂道路传。
日想僝功追往事，心知为政似当年。
鲂鱼鱍鱍归城市，粳稻纷纷载酒船。
楚相祠堂仍好在，胜游思为子留篇。
八公山。
淮山但有八公名，鸿宝烧金竟不成。
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
八功德水。
雪山马口出琉璃，闻说诸天与护持。
此水遥连八功德，供人真净四威仪。
当时迦叶无尘染，何事阌乡有土思。
道力起缘非一路，但知瓢饮是生疑。
八月十九日试院梦冲卿。
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暮愁衣单。
喧喧人语已成市，白日未到扶桑间。
永怀所好却成梦，玉色彷佛开心颜。
逆知后应不复隔，谈笑明月相与闲。
跋黄鲁直画。
江南黄鹌飞满野，徐熙画此何为者。
百年幅纸无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
白沟行。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
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锄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白鹤吟示觉海元公。
白鹤声可怜，红鹤声可恶。
白鹤静无匹，红鹤喧无数。
百鹤招不来，红鹤挥不去。
长松受秽死，乃以红鹤故。
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
吾何为而喜。恶者自恶，
吾何为而怒。去自去耳，
吾何阙而追。来自来耳，
吾何妨而拒。吾岂厌喧而求静，
吾岂好丹而非素。汝谓松死吾无依邪，
吾方舍阴而坐露。
白鸥。
江鸥好羽毛，玉雪无尘垢。
灭没波浪间，生涯亦何有。
雄雌屡惊矫，机弋常纷纠。
顾我独无心，相随如得友。
飘然纷华地，此物乖隔久。
白发望东南，春江绿如酒。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家庭教育在培养孩子健康成长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中学生，我从初中政治课中悟出了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的心得体会。在这过程中，我认为家庭是孩子人生最早的社会化场所，家庭教育意义非凡；而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和权益，培养他们积极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同时，我也注意到亲子交流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最后，我想强调家庭教育一定要有情感互动，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的作用。
第一段，家庭是孩子人生最早的社会化场所，家庭教育意义非凡。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都善于把孩子的教育纳入家庭的篾片中，孩子的教育应从家庭出发，家庭是起基班。久而久之学说成境界说即超个体继而演化出以家庭为中心的教育环境，家庭对孩子的发展极其重要。家庭教育可以加强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和人际交往技巧，在培养孩子正确价值观和自主思考能力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段，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和权益，培养他们积极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在家庭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和支持他们的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不应该担心孩子犯错，而是要理解并教育他们如何从错误中学习和成长。此外，家长应该积极引导孩子与他人沟通，帮助他们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学会在彼此合作中培养自己的个性和能力，更好地适应未来的社会。
第三段，亲子交流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亲子交流是家庭教育的核心。与孩子进行真实而坦诚的对话，及时了解孩子的需求和问题，是实施良好家庭教育的基础。通过亲子交流，父母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情感需求和成长状况，及时发现孩子的问题，并及时给予指导和鼓励。同时，适时的表扬和鼓励也能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动力，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四段，家庭教育一定要有情感互动，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的作用。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对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对爱和关怀的传递。家长要有耐心地和孩子进行情感沟通，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家长的关爱是孩子成长的动力源泉，也是培养孩子的品格和道德的重要途径。只有在和谐而有爱的家庭环境中，孩子们才能健康地成长，并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五段，总结回顾。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我们应该认识到家庭对孩子的重要性，尊重孩子的意愿和权益，积极与他人沟通，进行情感互动。只有建立起和谐、有爱的家庭环境，才能真正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培养出有道德有文化，具有健康人格的下一代。
结尾：在初中政治课中的学习，使我深深意识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作为孩子，我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多么美好。而作为家长，我们也应该坚定自己的责任意识，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来进行家庭教育，为孩子的成长和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家庭教育是一门科学，我们要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为孩子们的美好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八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是一个领袖人物，他在晚清的中国被列强侵略的时候为中国谋求新的道路，是共产党问世以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
在公车上书中他用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项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这是在他之前没有人敢做的事情，但是国家已经处于危难了，他只有反复地向皇帝提出才能起到作用，所以不得不说康有为的爱国情怀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同时康有为还对中国的宪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康有为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康有为虽然是一个先进的人，但是他的思想还是有局限性的，这也是戊戌变法会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也为日后的革命带来了经验和教训。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爱国人物，他也是戊戌变法的代表，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把思想转向了向西方学习，这也为身处危难的中国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他也因此成了人们赞扬的人，但是评价他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的局限以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这样历史才能进步。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九
明朝名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万历新政”，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续，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明太祖封先祖张关保到归州，为归州千户所。张居正曾祖庶出，无法承世袭官职，迁到湖广江陵。张居正生于公元1520xx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6月20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领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比如一位知府(五品)，年初时就要写好一份计划，不能太少，写好后自己留一份，给张居正一份。如计划过少，就要退回重写。计划通过后，以后的一年里这位知府就要为完成计划而努力。如果到了年末，核对后发现这位知府有什么事没有完成，那知府就会被贬职降为知县。如果到了县里还是如此，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知府什么官都被削去，回家当老百姓为止。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太师、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时任内阁首辅的权力交接中，在徐阶的托付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
1.直上尽头竿。
嘉靖四年(1520xx年)，当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一年后，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但顾璘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希望对他多加磨砺，以成大器。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结果是夏言为首辅，然后被严嵩进谗接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张镇被听进严嵩谗言的辽王所杀。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而国子监司业则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打败高拱后，嘉靖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没有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此时，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2.巩固国防。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太后神经，加之冯保扇鬼火，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3.整顿吏治。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
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该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到期后可以回朝为官。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进入佳境，要是自己走掉，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而且回来后要给别人打下手了，所以张居正选择了唯一的选择，夺情(指事物太急，绝对不能走，皇帝批准，可以留下)。
万历八年，神宗皇帝已年满18岁了。这个青年帝王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会不曾意识到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压力，也不能不想一逞早日亲操政柄的威风。但是，面对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纷繁的政务，要他独力驾驭，也殊非易事。总之，他还得依靠这位“元辅张先生”。
这九年中，张居正力肩重任，勉力支撑，已经积劳成疾。他不过才五十多岁的年纪，给人的印象就已经是未老先衰之态：形神疲惫，气血壅塞，须发花白，精神委顿……再说，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如何不知道故乡民谚“当家三年狗都嫌”的道理?于是在当年的三月，张居正正式向神宗提出了“乞休”的请求：“伏望皇上，特出睿断，亲综万几，博简忠贤，俾参化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这话说得无比苍凉，他不过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平平静静地退休，再去看一看荆州的田园美景、重履“乐志园”那竹林曲径、重归钟山堂去温习“谢家庭树依然在，为报新枝已满林”
可是，神宗皇帝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毫不犹豫地下旨婉言慰留，并恩赐“白金麒绣御膳坐蟒”等贵重器物，以达诚意。这“坐蟒”就是袍服正襟用金丝彩绣蟠蟒图案，因龙、蛇同源，坐蟒袍服一向唯有王公贵戚才可着装，这种恩赐，对张居正不啻是一种极大的褒奖。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申自己“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的苦楚和难处之外，同时还以良好的意愿提出一个善后方案：我此次求去，只是请假休息，并不敢以辞职而“决计长往”;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到我，本人一定“朝闻命而夕就道”，就是拚上性命也不敢推辞。
这时，张居正的心绪十分复杂：尽管他热衷于贪恋权位，而且也希望将自己所开创的新政推行到底;但是，面对已经成年的皇上，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驽力免于中蹶”。他深深知道，宦海险恶，前途莫测，中途翻车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比如他所熟知的前内阁首辅严嵩，倒台之后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也就是后来的学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所说：“严分宜败后，乃子世蕃从粤东之雷州戍所私归，偕其密友罗小华(龙文)游乐于家园，广募壮士，以卫金穴，物情甚骇。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诉之有司，不敢逮治。袁州推官郑谏臣者，稍为申理，辄罗其诟詈，且有入奏之语。郑乃与上巡江御史林润谋，直以闻之朝，谓世蕃招集劲勇，图不轨，且与龙文日夜诅上。时，世宗方在齐宫祈长年，见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润拿来京。”
沈德符的祖父当时是巡江御史林润手下的仪郎，所以对这一事件的细节了解得十分清楚：明世宗的圣旨下达后，林润星夜出发，当即统兵赶往南方，要去雷州戍所缉拿严世蕃。这时，严家还蒙在鼓里，而世蕃之子严绍庭尚在锦衣卫任职，得到警报之后，即至雷州报信。后来，林润的追兵还是抓住世蕃父子，“都用叛臣法，与龙文俱死西市”。
伴君如伴虎，张居正知道，这些皇上都是些翻脸不认人的独裁者，严嵩在内阁20xx年，多少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奉着世宗皇帝;即使说他罪大恶极，那也有世宗的一份。可皇上一但认为此人成了绊脚石，先杀掉他的儿、孙，再把年逾耄耋的严嵩放归故里，所以严嵩回家不到两年便郁郁而亡。政坛的凶险到了这一步，他不能不及早自谋退路，希望能保全自己及其家族。
从某种意义上看，张居正这种“乞休”之举，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策略——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
本来万历已经同意，但由于李太后要强留张居正等原因，张居正最终留了下来，不辞劳苦地一干又是两年。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新历7月9日)，张居正病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而最终让万历恨上张居正的是另外一件事。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政，所有文件都是由内阁批阅，万历年幼，总想给自己找点事干，但一拿起奏疏，都是张首辅批阅好了的，所有事情照着办就行。万历毕竟十六七岁了，就只有找人玩，找到了身边的太监，太监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太监喝酒，他也喝酒，不过万历喝酒喜欢闹事。万历八年喝醉后找到一个太监要他给自己唱歌，但那个太监不会唱歌。他闹的事马上就传到了太后那里，太后给他看了一本书叫《霍光传》，霍光曾经干过一件大事，就是废过皇帝，意思就是，如果万历再不听话，就把他废掉。万历清楚，现在有能力废掉自己的，只有张居正，所以由此恨上了张居正。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
名言。
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鞭尸。家属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直到天启二年(1620xx年)，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
明英宗被俘后，在于谦的率领下，另立明景帝，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终于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明朝一度复兴。1488年，明孝宗即位。这段时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信任大臣，内阁权力大为上升。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致使严嵩把持朝纲，政治腐败，财政出现危机，以致海瑞称“嘉靖嘉靖，家家皆尽”。
1573年，神宗即位，年号为万历。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开始进行改革。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同时决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人士，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行政效率。另外，改革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并整饬学政，禁止讲学，查禁私立书院。这一系列的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
经济方面，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方面，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保障边境安全。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的形势。
改革虽然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对去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有一定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好转。但是改革受到大地主势力顽强阻挠，张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措施都被废止，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
民法典是一部重要的法典，其中的政治家庭编更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和家庭关系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阅读了这一编的内容，深感受益良多。以下是我对《民法典政治家庭编》的心得体会。
首先，民法典政治家庭编强调了家庭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保障。我深刻认识到，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在法律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特殊的保护。在这一编的规定中，明确了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和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其他相关法律关系。这些规定既保障了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又为家庭生活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和依据，有助于维护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稳定。
其次，民法典政治家庭编重视了婚姻自由和婚姻平等原则。这一编明确规定了夫妻的平等地位和自由结婚的权利，禁止强迫或限制婚姻的行为。这对于提升婚姻幸福指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政治家庭编还进一步完善了离婚制度，明确规定了夫妻离婚的条件和程序，为夫妻双方提供了便利和保障。这将有助于减少婚姻矛盾的激化，促进家庭和睦关系的维护。
第三，民法典政治家庭编加强了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处罚。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政治家庭编通过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禁止以暴力或威胁暴力手段侵害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增设了相关措施和法律制度，为家庭成员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和救助。这一举措将有助于预防并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维护了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四，民法典政治家庭编完善了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权益的保护。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往往是家庭中最弱势的群体，容易受到侵害和忽视。政治家庭编通过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同时，编制了特定的法律制度和救助机构，为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和救助途径，有助于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第五，民法典政治家庭编强化了家庭精神和家庭责任的重要性。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家庭精神和家庭责任的重要性逐渐被忽视。政治家庭编通过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在法律层面上加强了对家庭和睦的倡导和激励。这一编强调了家庭的团结、互助、关爱和和睦，促进了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民法典政治家庭编》是一部重要的法典，为家庭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深入阅读和研究，我深刻认识到它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对促进家庭和睦关系、维护法律权益有着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一法典的作用，构建更为和谐、稳定的家庭和社会。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一
康有为在1858年3月19日的时候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出生，他的祖父曾是道光年间的一个举人，后来他也成了康有为最早的老师。康有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儒家思想，后来成年后拜朱次琦为老师，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他鄙弃一些烦琐考据，决心开辟不一样的治学路。
后来二十多岁的康有为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他一个人来到西樵山读书，读了很多有用的书，后来他游了一次香港令他大开眼界。以后康有为继续阅读大量的书籍，比如《海国图志》，在这一年康有为逐步从中学转为了西学。康有为慢慢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吸取着西方的文化，那时他的脑中已经初步形成了新颖的思想体系。
后来他发动公车上书，希望腐朽的清政府能清醒，到了1898年的时候光绪帝接见了康有为，准备筹备变法，这场变法就是戊戌变法，可是后来因为慈禧的阻挠导致最后失败。康有为是一个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历程的人，人们对他有很多的评价。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二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为凌烟阁二十四功之一。
魏征。
1、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2、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3、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4、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
5、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6、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7、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
8、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
9、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三
一个其貌不扬的盖茨总有惊人之举，本周他就要“退休”，而他要把名下580亿美元的财产全部捐赠给名下的慈善基金，而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一分一毫，这个消息和windows发布一样，再次震惊了世界。
很长时间以来，都在想盖茨是一个好的商人，还是一个好的政治家。
其实说起来，我是喜欢“商人”的，中国商人被坏了名声，那是文人作的怪，文人们靠写字过日子，掌握了舆论工具，说到商人就是“奸商”，就是见利忘义。其实好的“商人”，是需在用诚信，用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去抓住客户，抓住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获取应该获得的回报。这是一种公平交易的原则。
政治家，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为了集团的利益，可以用一切的手段，最极端的情况，对政治家来说，流血和战争是政治的重要一部分。政治家的才能是抓住大势，让自己永远居于有利的地位。
这方面盖茨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半年前，在拉斯维加斯，ces的展馆里，我看到盖茨在我的身边看展，只有几个公司的人员，他认真地试用着一款可视眼镜。53年的盖茨完全不是那个我们经常在镜头里看到那个充满活力，甚至有些可爱的形象。他的头发白了很多，脸上堆满了岁月的痕迹，他已经是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且他也将退出技术的舞台，但是对于新的技术和产品，他又是那么好奇，那么有兴趣。有时我想，我们的企业家要是有人做到这样的境界，中国一定会能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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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四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对旧制度的摒弃和对新制度的运用，每个时期都会被时代特征打上浓重的烙印，战国时期也是如此，它的烙印就是浓重的奴隶制色彩，这也是限制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最大阻碍，只有打破了这点，诸侯国才会有强盛的希望。
这是因为秦国引进了一个大能之士卫鞅，并且把他的变法思想给落实了，强大的国家后盾，先进的变法理念，让秦国彻底打破了诸侯国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当然这也是秦国能够攻灭六国，统一华夏大地的基础。
商鞅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只因有些变法内容至今还适用，只是变了一种说法，商鞅被成为法圣也是当之无愧，只因他的思想超出了那个时代的限制。
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
什么是井田制，这其实就是奴隶制下的土地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白了这种制度的意义就是，农民只有种地的权力，至于土地上收获的农作物，你别想，因为这些并不是你的，你看看就行了，至于买卖土地，你更别想，因为没有资格。
而商鞅变法就是把这种土地制度给打破了，也就是说土地不再是国有而变成了私有，国家也承认土地私有，并且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啥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土地国家分给你了，你只需要缴税就行，假如你不想种了，那好，你可以卖给别人，卖土地得到的钱，当然可以装进自己的腰包。
现在的土地制度呢，其实也是国有制但是却不是奴隶制下的国有制，而是社会主义下的国有制，学名叫做土地承包制，农民对土地承包，其实也是非常自由的，可以转让使用权，其实也就是换了个说法，土地买卖这条至今还在沿用。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商鞅准确的看到了限制农民积极性的要点，奴隶制下的国有制，是不会让农民有种地的积极性的，而把土地改为私有，并且开荒地也是不计入税收范围的，为了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谁还会不卖力耕种呢，这就解放了生产力，也提高了综合国力，毕竟农业是古代社会发展的根本。
实施郡县制，废除分封制。
春秋时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几百个，说白了就是这种分封制搞得鬼，因为拥有封地的这些人，不仅掌握了封地上所有的权力，而且国王也不能干预这些分封出去诸侯的决定。
说白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种制度下特有的产物。说到这，我想要一个词，就是完全自治，这还了得，即使国家真出了问题，这些诸侯也只会想着自己的利益，而商鞅的变法再次把这点给打破了，在秦国实施郡县制。
郡县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现在的省，在这个县里，会从国家派出专人管辖，并且地方的决定权在国王那里，财政什么的也要交到中央，这也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雏形。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商鞅还真是厉害，他看到了当时诸侯国的现状，这种制度可以完美的消除诸侯国完全自治的情况，加强国家的凝聚力，又强大了国家的实力。
统一度量衡，国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
在春秋战国时期，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一套的衡器，有些诸侯国不同地方的衡器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了很多弊端，以物易物也就没有了一个标准，这也就是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而商鞅开始在秦国推行统一的度量衡，就可以繁荣经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在全国统一度量衡更是如此，而现在这条也在适用，比如我们说的公斤、斤、千克、吨等，都是统一的。
编定户口，录制身份贴。
这个其实就不用再多说，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户口，身份贴也就是和现在的身份证是一样的，这样极其方便政府管理的，商鞅变革这条在当时其实是为了按照户收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就可以增加税收。
这里就要说个小故事，商鞅其实也就是死在了自己制定的这条变法上，因为商鞅起兵造反后，因为没有身份贴，没法入主酒肆，还被酒肆主人给举报了，结果被抓，秦王就赏赐了他一个五马分尸。
商鞅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些变法内容至今还适用，秦国从弱小到强大，乃至最后统一华夏，都离不开商鞅的贡献，其实秦始皇嬴政统一华夏后，颁布的条令也是从商鞅变法中完善而来的。
政治家的政治学习体会篇十五
王平原名王惟允，又名王明，19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镇大湖地村一贫苦家庭。
1926年，鄂东南地区建立了党组织，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岁的王平被推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并成为当地农协负责人。
1930年5月，王平在家人的支持下，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了新的征途。同年9月，王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王平当过宣传队员，还做过文书，因为有文化，常常被战士称之为“师傅”，被视为红军中的“宝贝”。不久，王平被任命为红军二纵队宣传队长，写标语成了宣传队员最基本的功课。他要求每个宣传员每天必须写10条标语，每条标语10个字。泥巴墙、岩壁上，到处写满了标语。红色标语成为当时宣传发动和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
王平参加红军后的首次战斗是岳阳战斗。望着江面上游戈的敌军舰，面对有枪有炮、武器比红军先进得多的敌人，王平与战友们毫不畏惧。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在与敌人奋力拼杀的同时，还不时地鼓动身旁的战友，不忘发挥他宣传员的作用。首次战斗，王平亲手缴获了敌人3支长枪。摆弄着手里的战利品，他激动得一夜也没睡着觉。
以后，王平又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由于他作战勇猛，又善于在战斗中做政治鼓动工作，1932年冬被任命为红三师流动团政委。自此，他在军中开始担任领导职务，从团政委到师政委、纵队政委、兵团政委、志愿军政委、大军区政委、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为军队的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惧怕红军入川，急忙调集大兵沿长江布防，封锁长江沿岸，同时派他的模范第三旅以9个团的兵力，迅速向中央红军集结的土城进攻。在赤水城以东，红一军团遭到川军堵截，由于敌人投入了多于红军几十倍的兵力，中央决定：迅速折回赤水，二进遵义。朱德总司令命令王平率红十一团先行攻打遵义城。
部队来到城外，王平与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一边察看着地形，一边指挥着侦察排迅速向城墙边靠拢。城里的守敌此时也发现了红军，机枪朝红军方向不停地狂扫。正在指挥部队前进的邓萍参谋长不幸中弹牺牲了，只剩下王平独自指挥部队。他满腔悲愤，组织部队立即攻打遵义城，为战友报仇雪恨。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守城的敌军弃城溃逃，红军迅速占领了遵义城。
没有休息，王平率部队乘胜追击溃逃的敌军。追击途中，遇上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王平果断下令部队采用防御战术，牵制住这股敌人，把他们引到离遵义10公里处，待红军大部队来围而歼之。
于是，在遵义城西南的一个制高点――老鸦山上，红十一团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为了鼓舞士气，王平亲临最前线指挥战斗，亲自作宣传鼓动。他要求战士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决不能让敌人踏进遵义城半步，要打好这一仗，确保城内中央机关的安全，为中央领导转移争取宝贵时间。突然，一颗子弹“呼”地一声从王平后脑擦过，削掉了他后脑勺上的一块头皮，鲜血直流。4小时后，敌人终于被击溃了，向乌江边逃窜，王平率部一路追击。
1935年3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赶到贵阳亲自督战。3月底，红军一路闯过遵义和仁怀之间的封锁线，渡过了乌江，迅速赶到贵阳东北地域。红军拿出了佯装打贵阳的架势。“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沿路都是。这可吓坏了蒋介石，他立即电令滇军前来贵阳保驾。然而，此时红军大部队却早已穿过滇黔公路，直下云南去了。作为前锋部队，王平率领红十一团以一天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向马场疾行。到长顺后没等歇口气，就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电报，要王平率部迅速赶到北盘江白层渡口，控制好渡口船只，确保中央红军大部队安全渡江。长顺离北盘约90公里路，要在两天之内赶到，对王平和整个部队来说，无疑又是一次艰难的考验。经过长途跋涉后又没有休息的红十一团已经很疲劳了，但上级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红十一团只用了一天一夜，就赶到了北盘江渡口。王平和战士们一起脱掉衣服，把枪顶在头上向江对岸徒涉。登岸后，正往山上爬，突然发现敌人正从山背面往山上爬。王平率领战士们迅速奔跑。到达山顶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就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敌人被打得连滚带爬往山下逃窜。夜11时。部队迅速控制了渡口。这时中央大部队也赶到，顺利坐船渡过了江，并一举攻下了江对面的贞丰县城。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主力都撤离过河后，团政委王平发现还有几百人在班佑河对岸，没有过来，他毫不迟疑地带领一个营，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去援助他们过河。此时的他，饥饿难忍，有气无力，疲惫得抬不动腿，还得忍受痔疮的折磨，他用钢铁般的意志支撑着自己。河坡上战友们一个个睡着了似的一动不动，他强忍悲痛，逐一仔细察看，结果只有一个小红军尚有气息，其余全部牺牲了!王平抱着小红军回返，小红军却中途断了气――几十年后，王平对记者谈起此事，仍“老泪纵横，哽咽不已”――他当时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深情地说：“他们带走的是伤痛和饥饿，留下的是曙光和胜利。”长征途中，战士们有时甚至连草根都吃不上，因为草根已经被先前经过的部队吃光了。在那艰苦的条件下，能分得一小碗稀饭都成了一种奢望。但是王平却经常将自己的那一份让给身体更瘦弱的战士。长征结束时，许多士兵含着泪花对他说：“首长同士兵同甘共苦、生死与共，这官兵之情是用鲜血凝聚的啊!”
王平勇猛善战，胆识超人，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和夺占娄山关、保卫遵义城等战斗中，他领导的先锋团为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深受毛泽东喜爱的“王大个子”
在整个长征中，他并不叫王平。“王平”是毛泽东在延安给他改的名。
他参军时叫王惟允，由于连长余钧是广东人，每次连队点名时，都把“王惟允”念成“王翁翁”。不知是真的念不准音，还是不认识后两个字，反正每次喊“王翁翁”时，王平就知道喊自己，大家也知道喊王平，忍俊不禁，有时甚至哄堂大笑。于是余连长和王平商量改个好念的名字。王平想红军识字都不多，名字不能太复杂，简单的好记又好认，于是便将拗口的“王惟允”改名叫“王明”。
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央机关进驻保安。1936年6月，王平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时准备到新的岗位上任，毛泽东找他和贺晋年(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师长)谈话，说中央军委己决定将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扩编为第二十七军，拟任命他们为军长和政委。并交代了该军的任务。毛泽东见王平欲言又止，就问他：“有什么困难吗?”王平见主席问自己，就站起来说：“主席，我要改名字。”毛主席听后既风趣又幽默地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见毛主席这么开玩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正因为这样，别人老拿我开玩笑，所以我要求改名!”“那好吧，叫王平怎么样?”“行!行!”毛泽东顺手从笔架上拿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道：“任命贺晋年为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任二十七军政治委员。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从此，“王明”正式改名为“王平”。王平后来在《王平回忆录》这本书中说：“毛主席的亲笔命令，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在冀东过唐河时，突然遇河水陡涨，连同皮包被水泡坏了。”
毛泽东十分了解王平，他作战勇猛，善打硬仗，执行命令从不讲条件。有一次就是王平的及时掩护，才使毛泽东脱离了危险。
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后，中央红军到了河西，以红一军团一部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装逼近长江的样子，把敌军调到赤水河西来。一天急行军时，王平率领红三军团十一团想抄近路，但是路走错了，翻过山遇上军委直属队的队伍。这样一插，军委直属队被截断。走不动了。毛泽东拄着拐棍上来问：“这是哪个队伍?”王平赶忙上前报告。毛泽东一见是王平，把拐棍一摔，惊喜地说：“王大个子，你们来得正好，先停住，不要走，我给你们一个任务。据侦察员报告，山沟那边有敌人一个师，马上要侧击中央纵队，我正愁无兵可用，你们立即过去警戒，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通过，红五军团上来以后接替你们。”“是!”王平向毛泽东庄重地敬了个礼，转身正准备走开。“等一下!”毛泽东赶忙叫住王平，补充道，“你们先去执行任务，我负责通知老彭(彭德怀)。”事不宜迟，红十一团立即赶到指定地点，刚爬上山顶，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黑压压的敌人就上来了。这是事关党中央安全的艰巨任务，全团指战员拼命抗击，直打到第二天，红五军团才上来接应。王平移交了阵地后，又去追赶红三军团大部队。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二十七军政委王平和军长贺晋年给中央发电报，请求拨款。中央回电：财政困难，没有钱。为了部队行动，情急之下，王平只好给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打电话，请求给红二十七军3000元，没有3000元给元也行，最低也得1000元。
毛泽东在电话里说：“我一块钱也没有呀!…那……怎么办呢?”王平问。毛泽东回答说：“你就动脑筋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出来就两个人想，两个人想不出来就三个人想。还想不出来就睡觉，睡起来以后再想。”
毛泽东有令，王平只好皱眉蹙脸，苦苦思索想点子，最后还真想出了一招。
红二十七军驻地附近有个联保主任，是个大财主，他家有个土围子，里面囤积了很多粮食。当地的老百姓甚至驻军都向他买粮吃。他有个规定：要买粮先交钱，还不能进土围子，只能在吊桥上交接，谁要硬闯就开枪。
这一天，玉平派一位给养员去向这个联保主任买粮。给养员从吊桥上往土围子里走时，土围子里的联保主任竟鸣枪警告。这下被王平抓住了把柄，他严肃地正告这个联保主任：“我们是抗日军队，你开枪打我们就是汉奸行为，该当何罪!”
接着，王平和贺晋年又去质问富县的县长：“红军买粮为抗日，这个联保主任竟开枪打我们，你这个县长管不管?”县长见军长、政委亲自找上门来问罪，吓得直哆嗦，连忙说：“这是他的不对，请二位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富县县长立即派人把联保主任叫来。贺晋年和王平便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贺晋年怒气冲冲地训斥联保主任破坏抗日，说到愤怒处还抡起胳膊要打他的耳光。县长急忙出来打圆场：“军长息怒，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王平便说：“这事本应严办，我想这位联保主任大概也不想当汉奸吧。所以可以考虑从宽处理。”那时抗日统一战线叫得很响，谁也不敢担当“汉奸”名声。
县长忙问联保主任：“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联保主任连连点头：“认罚，认罚!”
最后，由县长作保，罚了联保主任500担粮食，5000块钱。三方签字后，联保主任如数交出了粮和钱。
王平高兴地给毛泽东打电话报喜：“主席，根据您的指示，办法我们想出来了!”
“噢，什么办法呀?”
王平随即将整个经过向毛泽东汇报了一遍。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不过，钱你们不能全拿走。你原来不是说有1000元也行嘛，剩下的4000元给中央送来吧。说实在的，我这里也没有钱用啊。至于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剩下的也全给中央，我派人来接收，好不好?”
王平一听急了，说：“主席，我们只留1000元不够用啊!”
毛泽东大方地说：“好，那你们就留2000元吧!”就这样，王平把筹到的3000块钱和一部分粮食交给了党中央。王平机智灵活，审时度势地筹粮弄款，不仅满足了自己部队的急需，同时也解决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毛泽东对人说，还是王平有办法。
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能手。
王平将军读书时间不长，学历不高，但他勤奋刻苦，博览群书，积累了较多的文化知识。那时农村里的读书人寥寥无几，在部队里算得上文化人的也不多。相比之下，王平在部队里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他刚入伍，就在部队里负责宣传、文书等工作。由于他宣传鼓动有力，文笔流畅，加上尽职尽责，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很快受到领导的赏识。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几乎都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司令员率晋察冀军区进入华北，王平同志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指挥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他在晋西和晋中放手发动群众，配合正面战场，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担负起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动员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学生宣传抗日，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培养发展党员，很快打开了局面。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支持，敌后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他把群众游击队叫抗日义勇军，仅一个多月，他工作范围内各县的“义勇军”就发展到了四于人以上。很快在各地掀起了“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保家卫国保家乡，儿男英勇上前方”的热潮，在华北敌后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王平能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运用自如，如刚顺水飞舟，平川驰马。王平还不失时机开展运动战，积极创造和指导运用地雷战、地道战。月伪军在华北四处碰壁，头破血流，对华北的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十分恐惧，如同惊弓之鸟。许多日本兵气急败坏地叫嚷：“不要轻看土八路!”许多日伪军的高级将领也大呼：“要重新认识华北!”后来，毛泽东称赞王平开展的战法说：“华北的游击战搞得好，如同麻雀满天飞。”
王平在冀中和冀西还大力抓了部队的整训工作，对部队的军事、政治、编制、制度和作风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整顿。他集中培训政工干部，大力发展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建立了比较配套的部队政治工作制度，对零散的杂色武装进行争取、整编和改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他开展的整套政治思想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聂荣臻司令员专门致电，称赞道：“你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解放战争时期，王平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兼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绥远、晋北、清风店和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和平解放了大同。王平同志积极宣传保卫和平民主和胜利果实，动员群众参军入伍，并做好入伍教育和新战士家庭救济、优抚和代耕工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壮大武装力量的同时，王平还组织了部队的整训和巩固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此外，他还充分认识到土改工作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性，积极组建土改工作队，带领土改工作队深入乡镇，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和宣传土地政策，镇压地主恶霸，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土改运动解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入伍参战和支援前线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1953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与司令员杨勇一起组织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个战役――金城反击战。1957年，他第二次入朝，先后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组织志愿军部队撤离朝鲜回国。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顾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