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论文(模板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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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一
摘要问题讨论法教学是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之一，能够较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本文通过阐述问题讨论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具体实施方案以及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以期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纲要》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问题讨论法教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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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ying。
zhong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engzhou,he'nan45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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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我国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历史课程，其内容主要介绍中国自1840年以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大学生进一步认知中国的国史、国情，并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评价历史问题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要想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问题讨论法教学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1“问题讨论法”在《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
“问题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获取知识的方法，也是一种以学生自己的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首先由教师提出问题，引起学生兴趣，继而引发讨论，在讨论中探究问题的本质，最后由教师总结，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很多中学思政课都采用了问题讨论法教学，但是进入大学以来，因为许多《纲要》课采用了大班授课，有些老师就认为采用问题教学法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进度上都有难度，因而不再用这种教学方法，殊不知大班授课也同样可以采取问题讨论法教学，只要创立问题合理，教师引导有方，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问题讨论法”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纲要》课部分内容和中学课程存在着重合现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简单重复课本内容，就很难突出重点、挖掘新意。对“9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对重复学习的内容极易产生厌烦情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需要改变理论说教的形式，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习，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讨论法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二，“问题讨论法”教学有利于对学生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纲要》课讲述了1840年至今170年的历史，时间跨度长，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纷繁复杂，很多学生面对这些问题，摸不着头绪，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问题讨论教学法采用问题导入，让学生深入认识问题的本质，以及引起问题的前因后果，由此及彼的认识相关问题，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够科学地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采用问题讨论法教学还可以提高学生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对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通过对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的分析，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使问题简单化，让学生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找到促使历史事件发生的合力，从而提高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眼下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观的看法，比如某些人提出“侵略有功论”、“非暴力革命论”等，90代大学生对这些历史问题知道的史料少，容易被误导，也容易感到迷茫。这就需要把《纲要》课程中有些有争议的、并且容易让学生历史思想混乱的问题明确的提出来，让他们在问题讨论中比较分析，通过以事实为根据的争辩，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存真去伪，从而达到是非分明的目的，很好地解除学生的困惑，也提高了他们分析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
2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
“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关键是在教和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或中心作用。正确运用该教学法，学生主动学习的舞台就可以很好的搭建，学生活跃的思维就能很好的体现。否则，就成了只有教师唱独角戏了，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说“问题讨论法”的实施是有条件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2.1讨论问题的内容准备。
课堂问题讨论，教师要通过展示某个教学问题，去引导学生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或对某些观点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证。所以，我们老师提出问题时要深思熟虑、精心策划，而不是随意信手拈来，所提问题要让学生感兴趣，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话有所说，理有所辩。一般来说，问题的选择要遵照这样几个原则：第一，符合历史学规律前提下，有典型性和针对性。问题讨论教学的目的是使教学任务更好的完成，所选择的问题一定要体现《纲要》课的教学目的，要抓住理解和应用理论的关键提出问题。使讨论能击中要害，辨出是非，在学生知识和发展方面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第二，设问要生动具体。创设问题要达到明确具体，易于学生理解，题目形式要生动，问题的提出要能引人入胜，以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三，具有系统性和启发性。在充分解读纲要教材的基础上，将本课程要选择的问题作一系统性的规划，不能仅仅拘囿于某一问题，要注意设立问题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的叙述要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涉及的知识要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逐渐接近未知，要有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在上编综述中选择“鸦片战争爆发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样一个学生了解但又不完全知道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既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又可以让学生有话可说，经过讨论辩驳，让学生深入了解到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嘉庆朝时，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了，鸦片只是战争的一个导火索，没有鸦片，帝国主义同样会找其它借口侵略中国，这样就会使学生深入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必然性，学生就会清醒认识到要想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有新的进步社会形态来代替封建主义，让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有比较全面的深刻的认知，多方位、多棱角的去看待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
2.2组织好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问题教学法的核心，学生一般按照10人分组，各小组认真讨论，教师要在教室时刻关注学生的活动，留心观察学生在讨论中所出现的问题，还要避免有些同学不发言，尽量使每一位同学都要参与到讨论中。讨论完毕后，由各小组指定一名学生发言。发言的学生也要回答其他小组提出的问题，甚至可以对同一问题产生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
2.3教师归纳总结。
通过对某个历史问题的分析、讨论获得对问题的正确认知，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是问题讨论教学法的最终目的。所以，教师在学生讨论后要及时的归纳学生的观点，并对其进行适当的点评和归纳总结。如同学的发言是否主动、讨论课堂问题发表的言论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和社会规律、分析问题是否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老师要中肯的指出发言学生所得结论的优点和不足，让学生学会分析矛盾，把握重点，使问题教学法发挥其最大的课堂效果。比如，在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进行教师归纳总结时，老师就要明确指出，鸦片贸易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贸易，其致使白银外流，国民身体素质下降，带给中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害。另外，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措施，英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侵略中国是没有道理的；第三是帝国主义通过发动鸦片战争是其侵略本性使然，主要是想把中国变成他们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第四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而且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指出中国近些年的崛起是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样就使学生了解到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只有靠自己发展，才能屹立世界之巅。
3问题讨论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3.1准备工作要充分，控制好讨论时间。
运用问题讨论法教学，涉及到的教学内容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历史学老师要具有较宽的知识视野和良好的历史学、社会学理论基础，老师应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历史和社会学资料等，甚至要预测到讨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如此，老师还要有序的控制好问题讨论，对教学各个环节要进行有准备的合理的布置和策划：一般来说，要把需要讨论的问题提前布置，要求学生提前做好预习和准备，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书目，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史论水平。同时教师要控制好课堂讨论时间，既让学生进入到讨论状态，又不能影响教学进度。
3.2教师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问题讨论教学实施时，老师要做好对学生的引导，要让学生明确本次问题的主题思想，避免在课堂上发生“跑题”的情况。如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首先要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有些学生可能会受到目前社会上某种不健康观点的影响，在学生中会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我们国家输入了先进的思想或技术，更甚者会认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早期侵略，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认识。教师对这些问题要有充分的了解，在学生讨论时要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帮助学生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3.3启发式教学不容忽视。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启发式教学的采用可以可以让学生变成有主体意识的学习者。启发式教学是问题讨论教学法要经常采用的。第一，设计讨论问题时，老师不能单单从自己的主观出发，自己想出什么题就出什么题，要考虑大学生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视野等来进行问题的选择。例如，针对文科专业的学生，设计问题时要相对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对理工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则要选择比较容易一点的问题。第二，要布置任务，让学生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或网络搜集资料，为进行问题讨论做应有的素材准备，引导学生自己思考与分析，一步一步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让学生自己总结出规律，最终解决问题。
总之，问题讨论法教学是提高《纲要》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如何创设问题，组织好课堂是一项教学艺术，我们要更多地了解青年学生实际和社会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编号：2009-jkghag-08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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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晔.“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12.
[3]钱文艳.“问题教学法”与“梯度性提升学生问题能力――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二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妇女开展了参政活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是参政运动的开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对妇女参政的活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
关键词：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从民族发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妇女也要参政”的口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拉开了妇女参政的大幕，从此女性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走上了顽强拼搏和充满坎坷的抗争之路。
（一）革命活动拓展了妇女的眼界。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比较多，妇女基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辛亥革命的爆发摧毁了在我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国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样就为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辛亥革命的爆发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很多国外的民主思想传入到国内，促进了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二）“天赋人权”思想为参政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还离不开思想基础，“天赋人权”则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很多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就为我国女性树立了学习榜样，造成妇女参与到参政活动中。妇女吸收了“天赋人权”思想，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提供了平台，参政运动开展中妇女采用办报刊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女子参政的影响力。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妇女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参政的人数比较少。在当时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存在，即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参与人员也对妇女存在歧视心理，这样就导致妇女参政活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不仅如此参政的妇女主要为革命参与人员、官员，这些人员理应具有相同的目标。妇女参政运动中受到了抵制，这些人员在面对抵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参政妇女之间不够团结，导致参政运动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请愿活动受到舆论反对。
（二）自身原因。
导致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还包括妇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提升了妇女的地位，但是在当時的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仍然比较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这是重要的原因。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需要听从男性的指挥，在表达意见时自己的主张不敢轻易的表达出来。其次妇女的素质也比较低，很多妇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对于政治空有参与热情，但是对于政治的了解比较低，参政的影响力比较小。在参政中不能有效的表达自身的观点，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效果比较差，这些原因都对参政运动的开展带来了阻碍，最终导致参政运动沉寂下来。
（一）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
封建时期的妇女在经济上严重的依赖男士，这样就导致妇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参与到参政活动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妇女真正的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需要妇女在经济方面处于独立。经济独立可以使女性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表达自身的观点，反之若女性在经济方面处于依赖的状态，则会处处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妇女参政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因此要想妇女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要做到经济独立。
（二）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
辛亥革命妇女参政的人员数量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妇女没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同时参政人员之间也没有建立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参政运动的失败。这就说明参政活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在社会中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为参政活动的开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妇女要想参政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准确的表达自身的观念，加快参政活动的开展。参政运动中要广泛的动员群众的力量，让更多的妇女参与进来。
（三）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会下妇女的权利比较少，不能表达自身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必须开展革命，获得自身的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前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此时妇女将自身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参与到辛亥革命中，这样就使得妇女参政运动不断高涨。政治局面比较复杂，资产阶级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也就不能满足妇女参政的需求。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最后归于平静，但是妇女参政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政治权利的获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三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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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四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五
摘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六
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的国家——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人民惊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例如，瑰丽璀璨的《诗经》、敦煌的莫高窟、楚辞、《论语》、四大发明„„中国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然而，中国在近代中的表现却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强在家门口打得一败涂地，远远的落后于西方的国家。那么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历史学者也对此进行过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错综复杂。历史的发展本来就不是由单一因素组成的，近代中国的落伍也不是某一个时代落后的结果，而是由各种因素、各个时代的积累而造成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从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们的国家处在陆地最多的亚洲大陆上，土地广阔、地形复杂、东临大海。有竞争才会有进步，但近代以前，中国作为亚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与我们抗衡，可谓四夷臣服、一国称雄。四面八方的蛮夷小国都要向我们进贡，这样就造成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种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到清朝时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说在清朝以前，我们还有可以炫耀的资本的话，那么在清朝就纯粹是自吹自嘘了。
我们在强盛的时候，别的国家还没有成长起来，正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早熟”，从而造成了一枝独秀，而没有形成百国争鸣。假如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就遇上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列强，我们的国家可能也就不会出现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压制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并且还要交高额的地租，这样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何况封建专制走向末期的时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会动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统治阶级压制的广大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
并且这种制度的统治者继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说就是“老子当完儿子当，儿子当完孙子当”。这样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就很难保证。因此，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是开国初期的几位皇帝还可以，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几岁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这种一人独裁的制度，会使很多重大的决定受个人的影响，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决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来决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专制，我们就可以看出个人独裁的各种弊病。也许我们如今的社会制度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专制也无非是专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毕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这一个原因历来被很多学者重视，的确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秦始皇建立帝国到明清这一段时期，我国在对外政策中便以一种大国心态自居，我们知道两国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时期的中国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们以天朝上国自居，命令国力弱小的国家来朝拜进贡，这样本身就破坏了外交的原则。
无论是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我们都没有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跟别的国家进行沟通，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天朝上国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扰而开始实行禁海政策，使中国未能开拓海外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更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种闭关政策更加导致统治者妄自尊大，自以为地大物博，割断了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本来已经落伍的中国封建社会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四．科技方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一方面我们明显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们中国仍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种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政策决定的。有需求才会有生产，当时的政策不鼓励人民创新，独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张“温故而知新”），实行一种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学习古代的传统文化，一心考取功名进入仕途。
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传播科技知识时，中国的官员却骄傲自满的说那是蛮夷小技，没有抓住机会，最终造成了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与西方，在今天仍然缓不过气来。
五．经济方面。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束缚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国自古有“士农工商”“为富不仁”的观念，人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经商，封建政府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艰难前行，资本主义基本被扼杀”。
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必然。四。
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产都瓜分尽了；严重的剥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钱财。“由于朝廷上下，官员贪婪腐败，常常中央政府一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经层层盘剥之后，到了百姓头上就变成了三两的赋税。”[1]这样就造成了一些小资产主，刚刚积攒起来一些财产，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滚越大呢？农耕国家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原始积累榨干，资本主义在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后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个朝代造成的，而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忠君”思想，封建统治者便利用这一点来愚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以维护其统治。并且，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安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提倡人民安贫乐道，这使得中国人大都对财富的心态没有西方那样强烈，以致家家安居乐业，人人不求闻达，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团团圆圆，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险精神。
再看我们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人则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样一来，中国的科技就远远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才，我们知道几百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观念，使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个只会吟诗作文的书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统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闷地隐居山林，处江湖之远，不问世事。再者，科考的内容是什么？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了，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怎么还能停留在过去！由此可见，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碍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封建君主专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换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人民奋起反抗的时候却很少（陈胜吴广起义也是被逼上绝路了，而且陈胜从小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觉得这就跟我们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了，用《狼图腾》的话说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种进取精神，可以说当时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统治阶级驯化的羊羔，外在表现就变成了人民的集体无意识。
看到，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之外，其他的几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们华夏文明的内部，欠缺的就是这种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谆谆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
从民族性格方面或许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能存在这么久了。因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旦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所以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这种民族性格的软弱在我看来是一个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深层原因。当年的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最智慧的《孙子兵法》，几乎不战而败，最后软弱无能的南宋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当时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强交战时也是屡屡妥协退让，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的条约。因此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手和脑，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
在我看来，以上的七个方面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弃次要的因素或许能帮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清历史的脉络。
回顾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在充满着愤怒和热血的同时，更应该包含着理性和冷静，冷静的分析历史，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进而擦亮眼睛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屈辱不可耻，可耻的是没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耻，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所以能变得更加强大。
相信龙的传人一定能在世界中腾飞，相信伟大的华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扬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七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他们迫使中国签署《辛丑条约》之后，加剧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辛亥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国人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实行“新政”。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事实表明，清政府已经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革命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的形势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这些出国留学回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国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所以说它是一次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辛亥革命后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它促进了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国际方面来说，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在政治上不惜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军阀官僚专制统治。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们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他们制定了一些反动法令，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在经济方面，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当时的中国又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第一，它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第二，它不能充分的发动和依靠群众。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来的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无论怎样，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国家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阿瑟。贾德森。布朗著，《辛亥革命》，解放军出版社，2011.10.
2、傅国涌著，《百年辛亥》，东方出版社，2011.09.01.
3、张鸣著，《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1.
4、中国新闻社著，《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09.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八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发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传入了更多的西方物品，丰富了人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总结：总的来说，虽然辛亥革命到最后是失败了，但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先驱者所留下的不能泯灭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辛亥革命将会作为一颗明亮璀璨的明珠永远的记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陈晨：《孙中山轶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2、任知：《话说中国史5》，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36页。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九
摘要：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关键词：近代中国历史命运革命策略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1、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孙中山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蒋介石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权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2、蒋介石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蒋介石在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周旋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法西斯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蒋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蒋介石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法西斯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国民党最大的权威、国父孙中山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这样，蒋介石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偷梁换柱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
蒋介石从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政权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3、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一
[摘要]近现代思想史中对国民性的讨论批判从未停止，国民性问题关系着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而近代民众劣根性的流弊是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许多思想家均着眼于国民性的改造。现树立介绍了即为典型的思想家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对其进行简单对比。
[关键词]国民性；近代思想。
晚晴启蒙思想萌发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逐渐发起国民性讨论的热潮。严复、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有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与探究。国民性在政治心理学中是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是将国民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国民性与民族心理等同，包括该民族的成员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心理特点。国民性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环境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文化产品得以表现，它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特有的、反复起作用的心理和行为特质、性格特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观念往往会集中地展现其民族心理特点。因此在讨论国民性本身的同时，也是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心理文化的探索，会对国民的政治行为有导向作用。
近代中国思想史中之所以发生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批判讨论，是在列强压迫侵略，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企图通过国民性的改造来提高国民的素质，摆脱民族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国民性”这一话语是从西方传人的，18、19世纪，西方以及日本对国民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精英群体深受其影响，从中获得启示：一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可以通过培养出一些发达的民族所具有的习惯或特性，来提高本民族成员的素质，从而推动民族的文明进步；二是消除阻碍民族进步的消极因素，使人从政治、宗宗教及其它压迫体制下解放出来，能够促使民族的进步。近现代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首先要提到的是严复。“国民性”概念在晚清思想界的广泛使用和流行，是以现代“国家”、“国民”意识的出现为前导的，而中国现代“国家”意识及“国民”概念，是在晚清启蒙运动中才产生的。据梁景和考证，中国近代史上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1895年3月，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首先将国民的精神素质视为救亡兴邦的根本，进而提出挽救国家危机的措施，严复思考的国民性问题，是怎样能够实现民族的复兴保住民族生存的活力。在《论事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来探索中国的国民性：“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认为中国人“好古而忽今”。严复推崇进化论，其进化论来自于西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但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而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细胞在国家兴亡盛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成为关乎国家强弱存亡的一件大事。严复认为“民智者，富强之原”，而精神的涣散衰颓、道德心的丧失，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严复提出的启蒙“三民”说，是在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提出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具体方案，成为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其《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等文章中均有提到其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断。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缺乏独立、自由之德。“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依赖古人，言政术则依赖外国。官吏依赖君主，君主依赖官吏。百姓依赖政府，政府依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唯倚赖之是务。”而且奴性深重“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既然如此便罢了，但国民不能自己视自己为奴隶。并感叹“吾不解吾国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梁启超认为奴性导致中国数千年的腐败，而且奴性不除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当时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他对国民性的论述主要也是对劣根性的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专制压迫制度以及家族部落思想等，都是劣根性形成的动因。民主法治观念几乎没有，而且在教育上，学而优则仕的导向，后来严格的八股取士制度严重压抑了国民的思想。除此之外，我认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一些观念发展到另一方面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比如“中庸”，强调克制自己来达到整体的和谐，学会宽容与忍让，这样的思想理念在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同时也使国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与反抗的精神。在趋同的过程中磨损了个性。
梁启超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拯救方案。梁启超主张以“新民”来“新吾国”。梁启超提出了“新民”的两个途径：“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不同于严复的拯救方案中，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梁启超也看到了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中华民族精粹的同时采补外来文化中新的价值观念，学习其它民族的优秀文明以实现本民族国民性的改组。梁启超强调国民意识的塑造，除了有“国”的概念，还看到了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认为“国权”与“民权”是紧密联系的。国民个人权利的倡导将个人由以往的对君主意志被动服从的臣民而推为主动参与国家意志形成的国民，由“国”而“人”的观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前提。梁启超将国民素质的改造与提升视为社会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
晚清启蒙意识到这个国民是民族自立的根本，“国民性”的改造便是有效的方法方案。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从传统的“用民”的角度出发来倡导“重民”甚至“新民”。他们的“新民”之道，还是比较狭隘的，设想的是在旧有的文化体系内部借助一些外来文化的力量以辅助民族实现自新、自强。在严复、梁启超等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那里，“民”的概念是作为建立“民族一国家”的必备因素被提出来，其涵义与西方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人”的概念有本质差别。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用现代“人”的标准来反省国民性的弱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思想家。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其作品思想的灵魂。鲁迅在其众多文章以及言论中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鲁迅笔下的民众盲目自大死要面子、奴性十足、麻木冷漠、愚昧无知，鲁迅一向不吝使用最尖锐的词汇也不吝以最恶来论述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世纪末思潮视现代文明为颓废、摧丧本能、造成人种退化，认为文明的再生有赖少数天才或杰出的个人。鲁迅笔下的革命者作为杰出个人，为了革命流血牺牲，课面对的是无知看客的麻木不仁，革命者为他们献身，他们非但不会理解，而且还把他的遭遇受刑当作娱乐节目。鲁迅一方面对庸愚大众进行批判，但是他又不能离开群众，他不能没有听众。鲁迅常常在文章中把自己的同胞比作虫豸，而虫豸一般是族群意向，需要相互协助完成艰难的任务。这体现出对群众的依靠。因此“超人”在情感上得依靠庸众，至于庸众，却连自己被贬为昆虫都不知情。这是一种复杂的双重情感。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而劣根性的来源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压迫，封建礼教的束缚另外还有外来侵略的刺激的因素作用在里面。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便是认为国民病的不是身体，病在国民的性格国民的素质，麻木愚昧的民众是不可能有带领其走向反抗、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希望的。
除此之外，林语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也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是近现代思想中的热门话题。这是如当时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单从国民性本身来看，可能包含的内容会更多也更温和。近代思想中主要是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并企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造来实现民众的觉醒民族的复兴。中国国民的国民性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相关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文化，其“仁”的核心并由此而来的行为导向深深的影响着中国国民的思维习惯道德风俗。道家等阴阳调和无为自然的思想也对国民性格有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本就是辩证的，有精华的同时也含有糟粕，儒家的封建等级教化的束缚等为国民劣根性的形成埋下祸根。封建专制统治的登峰造极，使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的性格受到严重压抑。而中国的闭关锁国在思想技艺上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后的对比更加使近代中国国民性的劣性彰显。
近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均从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入手是因为国是由民组成，民众的思想行为会对国家的生存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近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根种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发展复兴。所以欲救国，首先要开民智要改造国民性。
从主要思想家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中我们能够发现有发展创新之处，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下面来谈谈自己的总结归纳。
一、正如前文所诉，从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后者更多了对个人精神的探索与重视，不再是在国家一民族的构架中来，讨论因为民众是其组成部分，需要发挥民众的作用，民众的思想意识存在问题所以要对其进行开化。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更多的是从人本身来论述，看到了国民应该拥有权利。
二、陈独秀等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纲常礼教，改造国民性的要求是与反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相符合。
三、我认为对五四时期对国民性的批判由于提出反对传统文化的口号，虽然严复的思想中也有提倡西方思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显然要更激进更偏至。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国民性批判本就是深受启蒙思想家影响的，所以有很多共性字不用说。对国民劣根性产生的根源的分析都是一致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思想家们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批判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而且有破有立，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国民性改造的方案。都接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与刺激，而且将中西方的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了文化中落后之处，并相应的提出了自己的改造处方。都看到了民众在国家发展中的中的重要作用，将民众作为民族发展的载体，只有民众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进而谈进步谈发展。
国民性的问题一直都在提，现如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如集体过马路便不用管红灯等也会归结到国民性问题上去思考讨论。我认为，国民性虽是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但是它还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如地域环境等，而且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会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保留，但同时绝对会有发展变化。因此它包含的内同是十分丰富的。对国民性的批判是有其特定历史环境背景的，在当时，只有将国民的思想打开智慧开启，才能够求得民族的发展。我们现在再来谈国民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对自己的观照，能够以之为镜，进行反思，实现现代人国民性的发展。国民性问题应该重视和思考，但是不能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