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汪曾祺散文集(大全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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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集篇一
暑假开始了，老师向我推荐了几本书，《汪不祺读本》一听它的名字我就喜欢。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他小时候在自己家的大花园所发生的趣事，如捉蚂蚱、捉蜻蜓、捉蝴蝶，各种各样的昆虫，汪不祺先生总喜欢把它们放在小瓶子里，开着盖，让这些小东西们自生自灭。
在日常生活中，也必定离不开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些都是人们做菜时放的佐料，像汪不祺先生这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会把所有有关吃的学问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让你听得直流口水，可他为了一道菜而遗憾了六十多年。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美食家，但是在妈妈的劝说下，我才放弃了，除了妈妈烧的菜之外，我最喜欢吃徽州的毛豆腐了！它样子不讨人喜欢，可它经过油炸之后，简直是旧貌换新颜，像一块金麦，可香了！
关于这个美味的豆腐，还有一个传说呢！很久以前，某州的大人爱吃一位老人做的豆腐。可是，一次突发的风寒，让老人卧病在床。这位老人一病病了好几天，制好的豆腐放在纸箱里，数日已过，老人已经病好了，发现豆腐已长毛，老人不舍得丢掉，就放在油锅里一炸，尝了之后景竟比鲜豆腐还好吃。于是老人就把这长毛的豆腐取名“毛豆腐”，传给了后代从此就过世了。
所有好吃的我都爱，可我最爱“毛豆腐”。
汪曾祺散文集篇二
29.睡着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昙花开了。――汪曾祺《受戒》。
30.墓草凄凄，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远矣。――汪曾祺《受戒》。
31.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32.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33.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34.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35.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36.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37.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38.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39.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40.赏花赏到气息，氛围，情怀。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中一层一层占有的标签，轻启那古旧又明润的光。如同，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41.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42.四月二日。月光清极。夜气大凉。似乎该再写一段作为收尾，但又似无须了。便这样吧，日后再说。逝者如斯。
43.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44.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45.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我们像一个个音符走进谱子里。
2.我的年龄亮在我的眼睛里。
3.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及他。有朝一日狂风起，只见青松不见他。
4.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汪曾祺散文集篇三
唐宋人似乎不怎么讲究大吃大喝。杜甫的《丽人行》里列叙了一些珍馐，但多系夸张想象之辞。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主人客人面前案上所列的食物不过八品，四个高足的浅碗，四个小碟子。有一碗是白色的圆球形的东西，有点像外面滚了米粒的蓑衣丸子。有一碗颜色是鲜红的，很惹眼，用放大镜细看，不过是几个带蒂的柿子！其余的看不清是什么。苏东坡是个有名的馋人，但他爱吃的好像只是猪肉。他称赞“黄州好猪肉”，但还是“富者不解吃，贫者不解煮”。他爱吃猪头，也不过是煮得稀烂，最后浇一勺杏酪。——杏酪想必是酸里咕叽的，可以解腻。有人“忽出新意”以山羊肉为玉糁羹，他觉得好吃得不得了。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大概只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罢了。当然，想象起来也不难吃。
宋朝人的吃喝好像比较简单而清淡。连有皇帝参加的御宴也并不丰盛。御宴有定制，每一盏酒都要有歌舞杂技，似乎这是主要的，吃喝在其次。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载《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使臣诸卿只是“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惟大辽加之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列浆水一桶，立杓数枚”。“看盘”只是摆样子的，不能吃的。“凡御宴至第三盏，方有下酒肉、咸豉、爆肉、双下鸵峰角子。”第四盏下酒是子骨头、索粉、白肉胡饼；第五盏是群仙、天花饼、太平毕罗、干饭、缕肉羹、莲花肉饼；第六盏假圆鱼、密浮酥捺花；第七盏排炊羊、胡饼、炙金肠；第八盏假沙鱼、独下馒头、肚羹；第九盏水饭、簇下饭。如此而已。
宋朝市面上的吃食似乎很便宜。《东京梦华录》云：“吾辈入店，则用一等玻璃浅碗，谓之‘碧碗’，亦谓之‘造羹’，菜蔬精细，谓之‘造’，每碗十文。”《会仙楼》条载：“止两人对坐饮酒……即银近百两矣。”初看吓人一跳。细看，这是指餐具的价值——宋人餐具多用银。
几乎所有记两宋风俗的书无不记“市食”。钱塘吴自牧《梦粱录》《分茶酒店》最为详备。宋朝的肴馔好像多是“快餐”，是现成的。中国古代人流行吃羹。“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不说是洗手炒肉丝。《水浒传》林冲的徒弟说自己“安排得好菜蔬，端整得好汁水”，“汁水”也就是羹。《东京梦华录》云“旧只用匙今皆用筋矣”，可见本都是可喝的汤水。其次是各种菜，鸡、鸭、鹅。再次是半干的肉脯和全干的肉。几本书里都提到“影戏”，我觉得这就是四川的灯影牛肉一类的东西。炒菜也有，如炒蟹，但极少。
宋朝人饮酒和后来有些不同的'，是总要有些鲜果干果，如柑、梨、蔗、柿，炒栗子、新银杏，以及莴苣、“姜油多”之类的菜蔬和玛瑙饧、泽州饧之类的糖稀。《水浒传》所谓“铺下果子按酒”，即指此类东西。
宋朝的面食品类甚多。我们现在叫做主食，宋人却叫“从食”。面食主要是饼。《水浒》动辄说“回些面来打饼”。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锅、新样满麻……《东京梦华录》载武成王庙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五十几个炉子一起烙饼，真是好家伙!
遍检《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这大概和明朝人的纵欲有关系，记得鲁迅好像曾经说过。
宋朝人好像实行的是“分食制”。《东京梦华录》云“用一等玻璃浅碗……每碗十文”，可证。《韩熙载夜宴图》上画的也是各人一份，不像后来大家合坐一桌，大盘大碗，筷子勺子一起来。这一点是颇合卫生的，因不易传染肝炎。
汪曾祺散文集篇四
家乡的几座大寺里都有罗汉。我的小学的隔壁是承天寺，就有一个罗汉堂。我们三天两头于放学之后去看罗汉。印象最深的是降龙罗汉，——他睁目凝视着云端里的一条小龙;伏虎罗汉，——罗汉和老虎都在闭目养神;和长眉罗汉。大概很多人都对这三尊罗汉印象较深。昆曲(时调)《思凡》有一段“数罗汉”，小尼姑唱道：
“降龙的恼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
那长眉大仙愁着我：
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她在众多的罗汉中单举出来的，也只是这三位。——她要是挨着个儿数下去，那得数多长时间!
罗汉原来是十六个，傅贯休所画“十六应真”即是十六人，后来加上布袋和尚和一个什么什么尊者，——罗汉的名字都很难念，大概是古梵文音译，这就成了通常说的“十八罗汉”。李龙眠画“罗汉渡江”就已经是十八人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队伍扩大了，变成了五百罗汉。有些寺里在五百塑像前各竖了一个木牌，墨字某某某某尊者，也不知从哪里查考出来的。除了写牌子的老和尚，谁也弄不清此位是谁。有的寺里，比如杭州的灵隐寺竟把济公**也算在里头，这实在有点胡来了。
罗汉本是印度人，贯休的“十六应真”就多半是深目高鼻且长了大胡子，后来就逐渐汉化。许多罗汉都是个中国和尚。
罗汉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装金的，多半是木胎。“五百罗汉”都是装金的。杭州灵隐寺、苏州××寺(忘寺名)、汉阳归元寺，都是。装金罗汉以多为胜，但实在没有什么看头，都很呆板，都差不多，其差别只在或稍肥，或精瘦。谁也没有精力把五百个罗汉一个一个看完。看了，也记不得有什么特点。一种是彩塑。精彩的罗汉像都是彩塑。
我所见过的中国精彩的彩塑罗汉有这样几处：一是昆明筇竹寺。筇竹寺的罗汉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一组浪漫主义的作品。它的设计很奇特。不是把罗汉一尊一尊放在高出地面的台子上，而是于两壁的半空支出很结实的木板，罗汉塑在板上。罗汉都塑得极精细。有一个罗汉赤足穿草鞋，草鞋上的一根一根的草茎都看得清清楚楚，跟真草鞋一样。但又不流于琐细，整堂(两壁)有一个通盘的，完整的构思。这是一个群体，不是各自为政，十八人或坐或卧，或支颐，或抱膝，或垂眉，或凝视，或欲语，或谛听，情绪交流，彼此感应，增一人则太多，减一人则太少，气足神完，自成首尾。另一处是苏州紫金庵。像比常人小，身材比例稍长，面目清秀。这些罗汉好像都是苏州人。他们都在安静沉思，神情肃穆。如果说筇竹寺罗汉注意外部筋骨，颇有点流浪汉气，紫金庵的罗汉则富书生气，性格内向。再一处是泰山后山的宝善寺(寺名可能记得不准确)。这十八尊是立像，比常人高大，面形浑朴，是一些山东大汉，但塑造得很精美。为了防止参观的人用手扪触，用玻璃龛罩了起来，但隔着玻璃，仍可清楚地看到肌肉的纹理，衣饰的刺绣针脚。前三年在苏州直看到几尊较古的罗汉。原来有三壁。东西两壁都塌圮了，只剩下正面一壁。这一组罗汉构思很有特点，背景是悬崖，罗汉都分散地趺坐在岩头或洞穴里(彼此距离很远)。据说这是梁代的作品，正中高处坐着的戴风帽着赭黄袍子的便是梁武帝，不知可靠否，但从衣纹的简练和色调的单纯来看，显然时代是较早的。据传紫金庵罗汉是唐塑，宝善寺、筇竹寺的恐怕是宋以后的了。
罗汉的塑工多是高手，但都没有留下名字来，只有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几尊，据说是刘銮塑的。刘銮是元朝人，现在北京西四牌楼东还有一条很小的胡同叫做“刘銮塑”，据说刘銮原来就住在这里，但是许多老北京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条名字奇怪的胡同，更不知道刘銮是何许人了。像传于世，人不留名，亦可嗟叹。
中国的雕塑艺术主要是佛像，罗汉尤为杰出的代表。罗汉表现了较多的生活气息，较多的人性，不像三世佛那样超越了人性，只有佛性。我们看彩塑罗汉，不大感觉他们是上座佛教所理想的最高果位，只觉得他们是一些人，至少比较接近人，他们是介乎佛、菩萨和人之间的那么一种理想的化身，当然，他们也是会引起善男子、善女人顶礼皈依的虔敬感的。这是一宗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不论是从宗教史角度，美术史角度乃至工艺史角度、民俗学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罗汉的重视程度是很不够的。紫金庵、筇竹寺的罗汉曾有画报介绍过，但是零零碎碎，不成个样子。我希望能有人把几处著名的罗汉好好地照一照相，要全，不要遗漏，并且要从不同角度来拍，希望印一本厚厚的画册：《罗汉》;希望有专家能写一篇长文作序，当中还要就不同寺院的塑像，不同问题写一些分论;我希望能把这些罗汉制成幻灯片，供研究用、供雕塑系学生学习用，供一般文化爱好者欣赏用。
载一九九八年第一期《收获》。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他擅于将生活中的琐碎杂乱串联成一幅幅生动别致的画卷。汪老的.笔调平淡质朴，贴近生活细节，不追求华丽辞藻的刻意堆砌，不注重观念思想的有意灌输，在他的文章中，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纯朴，却又意味深长。古云文如其人，汪老一生处事淡泊、不计名利，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劳作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汪先生的品行心境决定了他散文创作的独特风格，读汪老的散文，犹如在和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拉家常，虽然话语平实，但饶有风趣，令人回味无穷。
(一)汪老散文之贴近生活。
拜读过汪先生的诸多散文之后会发现，他所写散文的主题大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遇见却未细心留意的人或物。如《夏天》中对夏天景色的细微描写，《泡茶馆》对茶馆里的闲人趣事的生动刻画。汪老从细小的视角嵌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并于平凡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趣味。
现代社会下的都市人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剧增，他们沉浸于工作和学习中，闲情逸致都抛之脑后，对于身边平凡的人或物他们无暇顾及。除了工作学习，他们无法体会到生活的其他乐趣，他们的世界被物欲所包围着，周围一切平凡美好的事物都与他们划清界线，他们将自己局限在自我的小世界里，然而社会生活的喧嚣与紧张唯有透过心灵的恬淡与灵静才能得到调剂与释放。许多读者喜爱汪老也正是被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与关注所吸引，在汪老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和净化，进而对周围环境有了重新的注目。
(二)汪老散文之平淡质朴。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至终弥漫着平实主义风味，散文语言简单易懂，曾有评论家评价汪老的语言十分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放在一起，就别有一番味道。个人比较喜欢汪先生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笔调朴实，如拉家常，但却字里行间中折射出父子之间无需言语表达的亲情。
(三)汪老散文之以小见大。
汪先生的散文并不是一味描写生活琐事，他对事物往往有其独到的见解感悟和奇妙的审美发现，擅于以小见大，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如汪老在其散文《吃食和文学》中谈到苦瓜到底是不是瓜时，最后从苦瓜想到文学创作，他说作家应该口味杂一点，不能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汪先生这种生活中的敏思与睿智，是值得我们所提倡与奉行的。“我思故我在”，不断的思考才能迸发生命的灵感。
(四)汪老散文之乐观豁达。
先生的散文格调向我们展示的永远是乐观向上的精神与内涵，这与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关。现在的很多艺术过于浮躁，无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从汪老散文中散发出来的豁达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种鼓舞，不管经历多大挫折与磨难，坚信曙光的到来，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享受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当我们真正以乐观胸怀视之，我们会发现任何的困难都只是成功道路上的基石。
汪曾祺散文集篇五
每每谈及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绕不开的，也令人百读不厌的，必当首推他的美食散文。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著名小说、散文家、戏剧家。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师从沈从文。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有《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受戒》、《异秉》等。他的作品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因为那时候文学不再承载太多的政治功能，读者开始更注重作品的审美性了。
汪曾祺可以算是一个京派文人的汪老，他既不是以散文起家的职业散文家，也不是久负盛名的资深散文大家，散文创作对他而言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罢了。可是就是这样的“捎带脚”成就了一个散文家。而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汪老古朴明净，冲淡平和的散文越来越受到现代人的喜欢。特别是他谈吃的美食散文。汪曾祺谈吃，不同于知堂的冷峻，张爱玲的矫情洋气，也不同于梁实秋的一脸吃客像。娓娓道来，信手拈来，别有风味地流露淡淡的文化气味，都是寻常吃话，读来却是不厌。谈吃不能就吃论吃，一本菜谱又有什么趣味呢?汪老把吃的感受、吃的氛围，怎么个来历说得头头是道、烘托得恰到好处。用真实细腻的语言，表达了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是把口腹之欲和高雅文学拉得最近的人。他既不是达官贵人，又不是商贾巨富，因此所食、所喜的多是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他谈萝卜、豆腐，讲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娓道来，从容闲适;读的人则津津有味，满嘴噙香。
文人做菜就像文人画一样，随性，却又有雅致的讲究。
这种味道，大师傅做不出，他们有匠气，小保姆更做不出，她们缺乏想象。
老头儿的文字也像他形容的菜，有清新的豆香。里面的一些幽默就更鲜爽啦。
越看越觉得这老头儿可爱，走到哪吃到哪，吃得那叫一个香!直到他写到自己也老了，感叹：
“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然而，他却是在写下这句话的1997年过世的。汪老的一生可以用他的话来概括，“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做郇厨。”而汪老的这个郇厨是做的那样“别有才情”呀。有人说他写吃的文字可以就食。甚至比实际吃还有味道。个人觉得很有道理。
汪曾祺的文字炉火纯青。一段平常的生活，被他拿在手上，揉一揉，捏一捏。三下五除二，简直栩栩如生。如果只是文字炉火纯青，是不够的。还要热爱生活。汪老曾所过，“我把自己所有的爱的`情怀灌注在喜好美食的文章中”，“用自己艺术的心灵体味更其真淳的生活，并用美化了的生命热情再现。”
正如汪曾祺所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是的，美食，这就是他找的乐子，想的办法。让我们仿佛可以从他的文字中随手一抓，即可抓取“糯米粉为蒂，包豆沙白糖，在锅里烙熟的年烧饼”。凡此种种，常常让我觉着饥饿。
汪老的美食散文主要将饮食与民俗相结合，写了地方的风俗人情;间或做知识考据，将蔬菜的名与来历细细说来;其中又蕴含着汪老睿智的处事态度，他淡泊名利，追求和谐之美，以宽容之心待人，在缅怀过去的时光里，亦有一种从容在里头。本文仅就汪老做美食与做学问这点来切入，在品尝美食的时候，也能获得“秀色可餐”知识。
1.饮食中的知识考据。
著文品食之余，汪曾祺会对饮食间“或做小考证”。每一篇美食散文都含有对相关没事的来历，名称，掌故等历史，文化知识的自觉考证，这不是汪老“掉书袋”刻意为之，而是作者严谨治学态度和广博学识在无意间的自然流露。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李生滨认为汪曾祺的散文“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读过《徐文长佚草·双鱼》，考查出鳜鱼何称鳜鱼，以及不同地域中不同称呼的由来，“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汪曾祺在《葵·薤》里说，自己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怡阿谁”时，尽管他“未从过军，接触这首诗的时候，也还没有经过长久的乱离，但是不止一次为这首诗流了泪”。想见汪老也是多愁善感，性情中人，遇事有激情，有感动，有愤慨。但汪老并不止于见花流泪，感别伤心，而是追根究底，想要弄明白葵到底是什么物种，他从《毛诗品物图考》追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恰巧在武昌见到了古书中的葵——冬苋菜，终于放下了一件心事，总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
《切脍》一文，在短短的篇幅中介绍了古今中外切脍的做法，融汇了千余年的食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知识考据贯穿于千字文全篇，可谓“凡引必考”，句句皆有来历，因此具有珍贵的文化学，民俗学价值。从春秋孔子《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切鲙不得洗，洗则鲙湿”，到唐代杜甫诗《阌乡姜七少府设绘戏赠长歌》“无声细下飞碎雪”到宋朝《东京梦华录·三月一日开金鱼池琼林苑》“临水斫脍，以见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如何“切脍”为什么“脍”，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得出“切脍”的妙处在于“存其本味”，并提出恢复“切脍之风”的善良愿望。措辞中肯，语气委婉，恳切磋商，丝毫无空泛的道德说教意味。
2.严谨广博的学人风度。
在他看来，“草木虫鱼，多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他不仅认为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而且引申到文艺创作中来，希望人们注重对生活知识的积累和保持脚踏实地的文风。在《葵·薤》的结尾汪老明确的这样写道：
“写这篇随笔，用意是很清楚的。
汪曾祺散文集篇六
我们像一个个音符走进谱子里。
2.我的年龄亮在我的眼睛里。
3.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及他。有朝一日狂风起，只见青松不见他。
4.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5.凭窗而看，河里船行，岸上人走，一切在逐渐深浓起来的烟雾中活动，脉脉含情，极其新鲜；又似曾相似，十分亲切。水草气味，淤泥气味，烧饭的豆秸烟微带忧郁的焦香，窗下几束新竹，给人一种雨意，人“远”了起来。我这样望了许久，直到在场上捉迷藏的孩子都回了家，田里的苜宿（有个草字头）消失了紫色，野火在远远的山头晶明的游动起来，我才回过身来。
6.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7.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孛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葚，三棵结白的饿，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院墙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大门是桐油油过的，贴着一副万年红的春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门里是一个很宽的院子。院子里一边是牛屋、礁棚；一边是猪圈、鸡窠，还有个关鸭子的栅栏。露天地放着一具石磨。正背面是住房，也是砖基土筑，上面盖的一半是瓦，一半是草。房子翻修了才三年，木料还露着白茬。正中是堂屋，家神菩萨的画像上贴的金还没有发黑。两边是卧房。隔扇窗上各嵚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明亮亮的，—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充鼻子。
9.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的“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
10.像一只饥饿的鸟，到处飞，想给儿女们找回一口食。回来时总带着满身的草屑灰尘。
11.茶担子。金漆木桶，桶口翻出，上置一圈细瓷茶杯，桶内和杯内都装了香茶。
花担子。鲜花装饰的担子。
挑茶担子、花担子的扁担都极软，一步一颤。脚步要匀，三进一退，各依节拍，不得错步。茶担子、花担子虽无很难的技巧，但几十副担子同时进退，整整齐齐，亦颇婀娜有致。
12.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
13.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安排好秀才。
14.越冬的麦粒在松软的泥土里睡得正香。
15.北京人喝酒，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喝一毛三的是一个层次，喝二锅头的是一个层次，喝红粱大曲、华灯大曲的乃至衡水老白干的是一个层次，喝八大名酒是高层次，喝茅台的是最高层次。
汪曾祺散文集篇七
过去我们那里野鸭子很多。水乡，野鸭子自然多。秋冬之际，天上有时“过”野鸭子，黑乎乎的一大片，在地上可以听到它们鼓翅的声音，呼呼的，好像刮大风。野鸭子是枪打的（野鸭肉里常常有很细的铁砂子，吃时要小心），但打野鸭子的人自己不进城来卖。卖野鸭子有专门的摊子。有时卖鱼的也卖野鸭子，把一个养活鱼的木盆翻过来，野鸭一对一对地摆在盆底，卖野鸭子是不用秤约的，都是一对一对地卖。野鸭子是有一定分量的。依分量大小，有一定的名称，如“对鸭”、“八鸭”。哪一种有多大分量，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卖野鸭子都是带毛的。卖野鸭子的可以代客当场去毛，拔野鸭毛是不能用开水烫的。野鸭子皮薄，一烫，皮就破了。干拔。卖野鸭子的把一只鸭子放入一个麻袋里，一手提鸭，一手拔毛，一会儿就拔净了。——放在麻袋里拔，是防止鸭毛飞散。代客拔毛，不另收费，卖野鸭子的只要那一点鸭毛。——野鸭毛是值钱的。
野鸭的吃法通常是切块红烧。清炖大概也可以吧，我没有吃过。野鸭子肉的特点是：细、“酥”，不像家鸭每每肉老。野鸭烧咸菜是我们那里的家常菜。里面的咸菜尤其是佐粥的妙品。
现在我们那里的野鸭子很少了。前几年我回乡一次，偶有，卖得很贵。原因据说是因为县里对各乡水利作了全面综合治理，过去的水荡子、荒滩少了，野鸭子无处栖息。而且，野鸭子过去是吃收割后遗撒在田里的谷粒的，现在收割得很干净，颗粒归仓，野鸭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不来了。
鹌鹑是网捕的。我们那里吃鹌鹑的人家少，因为这东西只有由乡下的亲戚送来，市面上没有卖的。鹌鹑大都是用五香卤了吃。也有用油炸了的。鹌鹑能斗，但我们那里无斗鹌鹑的风气。
我看见过猎人打斑鸠。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午饭后，我到学校后面的野地里去玩。野地里有小河，有野蔷薇，有金黄色的茼蒿花，有苍耳（苍耳子有小钩刺，能挂在衣裤上，我们管它叫“万把钩”），有才抽穗的芦荻。在一片树林里，我发现一个猎人。我们那里猎人很少，我从来没有见过猎人，但是我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是一个猎人。这个猎人给我一个非常猛厉的印象。他穿了一身黑，下面却缠了鲜红的绑腿。他很瘦。他的眼睛黑，而冷。他握着枪。他在干什么？树林上面飞过一只斑鸠。他在追逐这只斑鸠。斑鸠分明已经发现猎人了。它想逃脱。斑鸠飞到北面，在树上落一落，猎人一步一步往北走。斑鸠连忙往南面飞，猎人扬头看了一眼，斑鸠落定了，猎人又一步一步往南走，非常冷静。这是一场无声的，然而非常紧张的，坚持的较量。斑鸠来回飞，猎人来回走。我很奇怪，为什么斑鸠不往树林外面飞。这样几个来回，斑鸠慌了神了，它飞得不稳了，歪歪倒倒的，失去了原来均匀的节奏。忽然，砰，——枪声一响，斑鸠应声而落。猎人走过去，拾起斑鸠，看了看，装在猎袋里。他的眼睛很黑，很冷。
我在小说《异秉》里提到王二的熏烧摊子上，春天，卖一种叫做“鵽”的野味。鵽这种东西我在别处没看见过。“鵽”这个字很多人也不认得。多数字典里不收。《辞海》里倒有这个字，标音为（duo又读zhua）。zhua与我乡读音较近，但我们那里是读入声的，这只有用国际音标才标得出来。即使用国际音标标出，在不知道“短促急收藏”的北方人也是读不出来的。《辞海》“鵽”字条下注云“见鵽鸠”，似以为“鵽”即“鵽鸠”。而在“鵽鸠”条下注云：“鸟名。雉属。即‘沙鸡’。”这就不对了。沙鸡我是见过的，吃过的。内蒙、张家口多出沙鸡。《尔雅释鸟》郭璞注：“出北方沙漠地”，不错。北京冬季偶尔也有卖的。沙鸡嘴短而红，腿也短。我们那里的鵽却是水鸟，嘴长，腿也长。鵽的滋味和沙鸡有天渊之别。沙鸡肉较粗，略有酸味；鵽肉极细，非常香。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比鵽更香的野味。
汪曾祺散文集篇八
汪曾祺散文给人印象第一深刻的就是他的语言、文字。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语言风格是受到了归有光的极大影响。后来我了解到，归有光的散文最大特点，就是白描，近乎于通篇的白描写作。汪曾祺受其影响，语言中，出落的就是大大方方，平平淡淡的白话。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说是“把白话白到了家”。然而，读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带有的那种文人雅气。二者得到了某种平衡和协调之后，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像在《花园》中，他说“没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最深沉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整篇文章读下来，却使人忍俊不禁，内心平和，恬淡而又不乏感动，如最后他说“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他让我抽一支烟（我刚会抽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汪曾祺曾说，他所追求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他的语言，平淡中出于绚烂，人人看了都能明白，都能看懂。我想。这一点，他跟他的老师沈从文真是像极了。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
第二个特点，则是汪曾祺的散文中，善于从小处写起，以小见大。他似乎特别擅长于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取材，寓巧于拙，表达真挚的感情。正如小时候学过的那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里，“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而在“母亲”去世后，“父亲”“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于是，“父亲”对“母亲”的深沉的眷恋，和感情清晰地展露在我们眼前，让人读了深深为之感动。而“父亲”在一旁给十七岁的“我”瞎出主意写情书的场景，则更是让“父亲”随和，温暖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一些细琐的小事，但由汪曾祺这么一写出来，便显得感情真挚，动人。整篇文章中都是从身边小事写起。虽然平淡，却从点点滴滴中流露出对孩子们的亲近、理解、包容和友善，从父亲愿意放低身段，与儿子称兄道弟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愿意让自己真正地走进孩子的内心，真正的融入到孩子们的世界，并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们的人。他总是用自己智慧灵巧的双手和热切呵护的爱心，为孩子们营造出神异快乐的童话世界，他给孩子们带来的永远是水晶一样灵动明净的琉璃世界。
代表作有《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
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
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
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汪曾祺散文集篇九
手头所拿的这本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文化部、财政部送书下乡工程书目之一。这是近日从乾县图书馆借的。
以前自己读书一般都是直接用电脑写读后感，很少存留纸质版的，总觉得比较麻烦，因为自己读书的目的还是要将读后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的，如果先要弄一个纸质的笔记，再输入电脑，做成电子版，就有点重复嗦了。这次因为一个活动的影响，自己还是决定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把自己对于书中片段的点滴感受记录下来，到后边整理电子版的时候也是一个沉淀的过程。所以这篇文章和我在笔记本中所做的摘抄内容有较大的差异。因为这有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在其中。
知道汪曾祺，大约是因为那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是自己十七八年前就曾经看到过的一篇文章。说来惭愧，那时候自己孤陋寡闻得厉害，还真的不知道汪曾祺是何许人也。
只是一看到这个题目我有一种深深地震撼感，我觉得肯定会有所收获的。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男人们大多数有恋母情节，与恋母情节相反的，就是父子成仇。而且在中国，受封建社会礼法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的影响，父子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紧张的。父亲，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就是山，是和严厉、古板、不苟言笑相结合起来的。至于说，朱自清先生所写的《背影》能够广为流传，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反常态的讴歌了父亲，一个在自己母亲去世、差事交卸、身处困境、却仍然能对和自己发生矛盾的长子心细如发的父亲。所以，多年父子成兄弟，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理念上的严峻挑战，而能提出这样的说法的人，在我想来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事实证明，这篇文章果然令我耳目一新。多年父子成兄弟，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量。汪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至少我看到了包括汪先生的父亲在内的四代人其乐融融的感人场面。多年父子成兄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人生启示，要善待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要学会尊重和理解每一个关爱或者伤害过自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在自己的因缘之中。
再次了解汪曾祺，是因为他关于美食的文章，读汪先生的文章能够感悟到他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理解，这其中有对物质生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精细化追求，也有对人生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追求。所以写下了《四方食事》《手把肉》《五味》等精彩篇目。更因为先生对于这些生活琐事、衣食住行的敏锐感知力，成就了作者，造福了一批又一批有心之人，使我们能够欣赏到先生的《烟赋》《寻常茶话》《故乡的食物》《故乡的野菜》等精美文章。
读汪先生文章，有一种闲适的感觉，仿佛在听人侃大山，在摆龙门阵，娓娓道来，声声入耳。尤其是在社会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能够静下心来读汪先生文章，让自己的心灵有一个缓歇的机会，这简直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汪先生文章只要你认真阅读，沉浸其中，定有收获。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品味，让自己的心灵从此不再寂寞，从阅读汪先生散文开始。
最后，要谈到的是这次在阅读先生散文集是的收获：第一就是认识了很多伟大的人和一些虽然平凡但是很真实的人。汪先生是沈从文大师的得意弟子，与金岳霖大师往来甚密，()在他的笔下这些大师们褪去了华丽的光环，存留的是至真至善至美，真性情、真趣味、真自我。沈从文先生是这样，金岳霖先生也是这样。读这本散文集，我也知道了年度大片《无问西东》中“跑警报”片段的由来。明白了汪先生的文章不只是用来耳目一新的，而是要用来走心。
近年来，对于沈从文先生的评价不断提升，但这其中也却有很多的误解。通过汪先生的抽茧剥丝般的述说，我们得以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沈从文先生，认识他认真做事的精神。无论是他在讲授习作课，还是他对后辈的提携，对于学生友人借书或者文玩相赠时的大方慷慨，这些都是令人敬佩的。确如张充和为沈先生撰写的挽联中所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即使晚年在研究文物时，也非一般的文人雅士们的将文化精品据为己有，而是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满腔热忱，在研究终结以后，将大部分赠与科研院校，这种气度与豁达几令后辈星爷们羞愧欲死，颜面无存。
通过汪先生的讲述，我们还知道了沈先生对与衣食的不甚讲究，他的不慕名利，这在他对于葬礼的要求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必然伴随着对于假丑恶的揭露和批判，这一点，这师徒仍然有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沈从文是一种消极的“躲避”,所以他写了《湘行散记》；而汪曾祺先生是用文字来控诉，《钓鱼台》就是汪先生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录和控诉。
其次，王先生对于人生苦难的豁达与大度，这在《牙疼》《随遇而安》等文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即使对终年往事有所不满和愤恨，也是淡淡的“为政治民者，可不慎乎”一句轻轻点过，这需要多少的人生历练才能练就。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汪先生能够以平常心对待小市民、对待胡同、写下水母娘娘的颂歌、赞美白马庙中的哑巴，叙写胡同中的大妈，以及闹市中的闲人。但是闲人不闲，闲人们都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和追求，这就使得闲人变得有趣了。从这些卑微的人、平常的事中感悟人生、汲取动力，这是汪曾祺先生的感人之处。
乾州碎娃（刘立军，关中平原、女皇脚下、城乡结合部的一名初中语文教师，有爱心、有信心、有耐心，热爱教育事业中年男子。性木讷，爱文学，常著文章以自娱。俯仰天地间，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无愧于我心）是一家以个人原创为主的文学公众平台，以推广乾县乡土风俗文化为主，间或涉及教育、文学随笔、影评、图文故事等。
汪曾祺散文集篇十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坟主的后代大都已经式微或他徙了，联大征用了这片地并未引起麻烦。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连下雨，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为东西两区。
路以西，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爱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昆明气候温和，冬天从窗洞吹进一点风，也不要紧。宿舍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和墙垂直，各排了十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我没有留心过这样的宿舍共有多少间。我曾在二十五号宿舍住过两年。二十五号不是最后一号。如果以三十间计，则新校舍可住一千二百人。联大学生三千人，工学院住在拓东路迤西会馆；女生住“南院”，新校舍住的是文、理、法三院的男生。估计起来，可以住得下。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让双层床靠墙直放，向右看齐，不少人给它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字，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结邻而居的，多是谈得来的同学。也有的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学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号宿舍住的时候，睡靠门的上铺，和下铺的一位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他是历史系的，姓刘，河南人。他是个农家子弟，到昆明来考大学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担行李走来的。——到昆明来考联大的，多数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乘滇越铁路火车来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来的。物理系有个姓应的学生，是自己买了一头毛驴，从西康骑到昆明来的。我和历史系同学怎么会没有见过面呢？他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我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床睡觉。一般说，学生搬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从来也没有办事职员来查看过。有人占了一个床位，却终年不来住。也有根本不是联大的，却在宿舍里住了几年。有一个青年小说家曹卣，——他很年轻时就在《文学》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过小说，他是同济大学的，却住在二十五号宿舍。也不到同济上课，整天在二十五号写小说。
桌椅是没有的。很多人去买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个肥皂箱就够用了。上面一个，面上糊一层报纸，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书橱、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来学士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
宿舍区南边，校门围墙西侧以里，是一个小操场。操场上有一副单杠和一副双杠。体育主任马约翰带着大一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马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衬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条猎裤，从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鬈发。他上体育课不说中文，他的英语带北欧口音。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我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
操场上有一个篮球场，很简陋。遇有比赛，都要临时画线，现结篮网，但是很多当时的篮球名将如唐宝华、牟作云……都在这里展过身手。
大路以东，有一条较小的路。这条路经过一个池塘，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成为一个岛。岛上开了很多野蔷薇，花盛时，香扑鼻。这个小岛是当初规划新校舍时特意留下的。于是成了一个景点。
往北，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惟一的瓦顶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一堆学生在外面等着。一开门，就争先进去，抢座位（座位不很多），抢指定参考书（参考书不够用）。晚上十点半钟。图书馆的电灯还亮着，还有很多学生在里面看书。这都是很用功的学生。大图书馆我只进去过几次。这样正襟危坐，集体苦读，我实在受不了。
图书馆门前有一片空地。联大没有大会堂，有什么全校性的集会便在这里举行。在图书馆关着的大门上用摁钉摁两面党国旗，也算是会场。我入学不久，张清常先生在这里教唱过联大校歌（校歌是张先生谱的曲），学唱校歌的同学都很激动。每月一号，举行一次“国民月会”，全称应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可是从来没有人用全称，实在太麻烦了。国民月会有时请名人来演讲，一般都是梅贻琦校长讲讲话。梅先生很严肃，面无笑容，但说话很幽默。有一阵昆明闹霍乱，梅先生劝大家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说：“有一位同学说，‘我吃了那么多次，也没有得过一次霍乱。’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开国民月会时，没有人老实站着，都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发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太阳竟是十三只角（按规定应是十二只）！
“一二·一惨案”（枪杀三位同学、一位老师）发生后，大图书馆曾布置成死难烈士的灵堂，四壁都是挽联，灵前摆满了花圈，大香大烛，气氛十分肃穆悲壮。那两天昆明各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于途。
大图书馆后面是大食堂。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因此饭有木头的气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八个人一桌，四个菜，装在酱色的粗陶碗里。菜多盐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还有一种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凉粉似的东西。
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丁丁当当地响。教室里放着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制的。右手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随便搬动，从这间教室搬到那间。吴宓先生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有女生没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颇有骑士风度的男同学于是追随吴先生之后，也去搬。到女同学都落座，吴先生才开始上课。
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有的教授授课是很严格的。教西洋通史（这是文学院必修课）的是皮名举。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我有一次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皮先生在我的地图上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学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这样两学期平均，才能及格，这怎么办？到考试时我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坐在右边的同学姓钮，左边的那个忘了。我就抄左边的同学一道答题，又抄右边的同学一道。公布分数时，我得了八十五分，及格还有富余！
朱自清先生教课也很认真。他教我们宋诗。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要交读书笔记，还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这样讲唐诗，别的大学里大概没有。闻一多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
唐兰先生教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
西南联大的课程可以随意旁听。我听过冯文潜先生的美学。他有一次讲一首词：
汴水流，
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冯先生说他教他的孙女念这首词，他的孙女把“吴山点点愁”念成“吴山点点头”，他举的这个例子我一直记得。
吴宓先生讲“中西诗之比较”，我很有兴趣地去听。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系图书馆是开架的，要看什么书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这些麻烦手续。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夜里，系图书馆很安静，只有哲学心理系有几只狗怪声嗥叫——一个教生理学的教授做实验，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经结扎起来，狗于是怪叫。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墙外一派鼓乐声，虽然悠远，但很清晰。半夜里怎么会有鼓乐声？只能这样解释：这是鬼奏乐。我确实听到的，不是错觉。我差不多每夜看书，到鸡叫才回宿舍睡觉。——因此我和历史系那位姓刘的河南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事隔近五十年，我对这一警句还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有一个“冬青社”（联大学生社团甚多），颇有影响。冬青社办了两块壁报，一块是《冬青诗刊》，一块就叫《冬青》，是刊载杂文和漫画的。冯友兰先生、查良钊先生、马约翰先生，都曾经被画进漫画。冯先生、查先生、马先生看了，也并不生气。
除了壁报，还有各色各样的启事。有的是出让衣物的。大都是八成新的西服、皮鞋。出让的衣物就放在大门旁边的校警室里，可以看货付钱。也有寻找失物的启事，大都写着：“鄙人不慎，遗失了什么东西，如有捡到者，请开示姓名住处，失主即当往取，并备薄酬。”所谓“薄酬”，通常是五香花生米一包。有一次有一位同学贴出启事：“寻找眼睛。”另一位同学在他的启事标题下用红笔画了一个大问号。他寻找的不是“眼睛”，是“眼镜”。
新校舍大门外是一条碎石块铺的公路。公路两边种着高高的柚加利树（即桉树，云南到处皆有）。
公路北侧，挨新校的围墙，每天早晨有一溜卖早点的摊子。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煎鸡蛋饼。一个瓷盆里放着鸡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摊在平铛上，煎熟，加一把葱花。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鸡蛋饼煎得两面焦黄，猪油吱吱作响，喷香。一个鸡蛋饼直径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馋。
晚上，常有一个贵州人来卖馄饨面。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拨在汤里下面。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贵州老乡毫不迟疑地说：“桃花面！”
公路对面常有一个卖水果的。卖桃子，“面核桃”和“离核桃”，卖泡梨——棠梨泡在盐水里，梨肉转为极嫩、极脆。
晚上有时有云南兵骑马由东面驰向西面，马蹄铁敲在碎石块的尖棱上，迸出一朵朵火花。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散文集篇十一
小时候总是盼着快过年，因为过年能吃上妈妈做的蒜苗炒鸡蛋糖醋排骨猪肉炖粉条什么的，那时候在东北冬天除了白菜萝卜土豆几乎没有什么新鲜青菜，蒜苗是用花盆栽的，算是稀罕物。
我的父母都是南方人，平时家里的菜都比较清淡，没有菜的时候，父亲用糖精水都可以泡饭吃。对于我们出生在北方的孩子们来说就喜欢酱油拌饭，还一定要缠着母亲多放些“大油”。那时候我们家被“下放”到远离县城的一个小村，那里到处都是小河小沟一年四季都可以有鱼吃，父亲自制了五花八门的打渔工具，一有时间就去捕鱼改善生活，说是“改善生活”其实是口粮不够为了填饱肚子——将“穿丁”之类的小鱼腌咸后晒干或做成鱼酱，就着大葱苦苣菜婆婆丁蚂蚁菜之类来碗高粱米水饭，是那时几乎每家每户的“最爱”。如果是大一点的鱼只能炖着吃，只是没有豆油做，那时家里的那点豆油是用生产队分的`豆子换的，很精贵，平时做菜除了酱油和盐也没有什么酌料，基本上是“清炒”“清炖”，俗话说“鲶鱼尾巴鲤鱼头”，因为在那里才能见到“油”香。吃的鱼太多了，导至以后有很长时间我一闻到鱼腥味就捂鼻子，落下了“厌鱼”的毛病。
上世纪70年代，城里人买猪肉要凭票，豆油每月每人限量，人们的肚子里基本都没有什么油水。我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所在工厂的福利比较好，过年的时候要杀猪会餐，最令人期待的是每人一份的红烧肉，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用饭盒打回去与家人一起解馋，吃上一口那肥肥的红颤颤的肉块满屋顿时香飘四溢，于是就胡思乱想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都那么钟爱这口儿，如果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回红烧肉那就是神仙般的日子了。直到现在我还时常做一回，只是怎么做也没有那时的味道，怎么也吃不出那种“心驰神往”的感觉。
结婚后，经常去老丈人家蹭饭，他们家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岳母是个农村人属于基本不会做菜，这一点直接影响了我爱人的做菜水平。不过岳母平时很节省很精细，吃肉时总是把肉皮积攒起来留到过年的时候做皮冻，但是总是攒不太多，就琢磨发明了将粉条、冻豆腐、芥菜疙瘩剁碎与肉皮混在一起熬成的“皮冻”，做好后倒入小盆里放上一夜凝成冻，然后切成像豆腐似的方快很自豪地分给我们每家，因为比较咸，一般都能保留两三个星期，那是她做的最好的“菜”。岳母去世后，那道特别的“皮冻”基本就失传了。
我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比较早，自然要自食其力练就做一些家常菜。这么多年我们家经常光顾一些客人，都是朋友和同学，饭菜比较单一，基本都是炖条大鱼或笨鸡，有时买点螃蟹再搞几个小菜喝点小酒聊聊天，简单而实惠。不过，每年过年期间我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都要在我家聚一聚，这一传统已经保持了30多年，每年的这一桌饭菜我们是要精心准备的，也是充分显露厨艺的时候——鸡鸭鱼肉虾都要有，往往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做前期准备，比如熬皮冻酱猪蹄酱鸡爪子，第二天还要忙忙碌碌大半天。不过，想想那些乱糟糟的鱼肉蔬菜，在自己指挥的刀勺锅铲下渐渐变成盘中美味的过程，绝对是超级享受“忙，并快乐着”。其实，做一大桌子的菜只是表明一下过年的气氛，每次都要剩下许多，我还“口口声声”地和爱人讲这就叫“连年有余”。难得的是大家无拘无束地在一起开怀畅饮，情真意切，一年一年翻来覆去津津有味地讲起“当年”那些平淡却又记忆犹新的故事，还真有些“最是一年春好处，落花时节又逢君”、“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味道。
平凡的日子就是最真实的体现“平凡”。如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与时俱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什么时候吃都行。人们的口味也越来越高，那些大鱼大肉根本不新鲜了，吃腻了大馆子的海参鲍鱼又开始追崇农家院的山珍野味。很多年轻人都不在家开火，不是去父母家老丈人家就是去吃饭店，什么大勺蒸锅电饭锅，都是漂亮厨房里的装点摆设——于是，各种“特色”的饭店琳琅满目抢人眼球，生意越来越“火”；于是，令人担忧的“地沟油”也肆无忌惮地“流”进人们的肚子里；于是，“健康”和“快乐”这一对好朋友也极不情意地碰撞起来。但是，不管怎样变化，我还是喜欢在家里请客的那种感觉。
民以食为天。能够做上几道感动自己并给他人带来快乐的美味，在自己的家里一次又一次地设计出那种回归自然的浪漫，着实地放松一把心情，远离那些尔虞我诈缓解工作压力，真的是一种心境如水的美好。不是吗？生活就是一桌菜，酸甜苦辣的日子才实实在在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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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集篇十二
瓶花收拾起台布上细碎的影子。瓷瓶没有反光，温润而寂静，如一个人的品德。瓷瓶此刻比它抱着的水要略微凉些。窗帘因为暮色浑染，沉沉静垂。我可以开灯。开开灯，灯光下的花另是一个颜色。开灯后，灯光下的香气会不会变样子？可做的事好像都已做过了，我望望两只手，我该如何处置这个？我把它藏在头发里么？我的头发里保存有各种气味，自然它必也吸取了一点花香。我的头发，黑的和白的。每一游尘都带一点香。我洗我的头发，我洗头发时也看见这瓶花。
天黑了，我的头发是黑的。黑的头发倾泻在枕头上。我的手在我的胸上，我的呼吸振动我的手。我念了念我的名字，好像呼唤一个亲呢朋友。
小学校里的欢声和校园里的花都融解在静沉沉的夜气里。那种声音实在可见可触，可以供诸瓶几，一簇，又一簇。我听见钟声，像一个比喻。我没有数，但我知道它的疾徐，轻重，我听出今天是西南风。这一下打在那块铸刻着校名年月的地方。校工老詹的汗把钟绳弄得容易发潮了，他换了一下手。挂钟的铁索把两棵大冬青树干拉近了点，因此我们更不明白地上的一片叶子是哪一棵上落下来的；它们的根须已经彼此要呵痒玩了吧。又一下，老詹的酒瓶没有塞好，他想他的猫已经看见他的五香牛肉了。可是又用力一下。秋千索子有点动，他知道那不是风。他笑了，两个矮矮的影子分开了。这一下敲过一定完了，钟绳如一条蛇在空中摆动，老詹偷偷地到校园里去，看看校长寝室的.灯，掐了一枝花，又小心又敏捷：今天有人因为爱这枝花而被罚清除花上的蚜虫。“韵律和生命合成一体，如钟声”。我活在钟声里。钟声同时在我生命里。天黑了。今年我二十五岁。一种荒唐继续荒唐的年龄。
十九岁的生日热热闹闹地过了，可爱得像一种不成熟的文体，到处是希望。酒闹人散，庭堂里只剩余一枝红烛，在银烛台上。我应当挟一挟烛花，或是吹熄它，但我什么也不做。一地明月。满官明月梨花白，还早得很，什么早得很，十二点多了！我简直像个女孩子。我的白围巾就像个女孩子的。该睡了，明天一早还得动身。我的行李已经打好了，今天我大概睡那条大红绫子被。
一早我就上了船。
弟弟们该起来上学去了。我其实可以晚点来；跟他们一齐吃早点，即使送他们到学校也不误事。我可以听见打预备钟再走。
靠着舱窗，看得见码头。堤岸上白白的，特别干净，风吹起鞭炮纸。卖饼的铺子门板上错了，从春联上看得出来。谁，大清早骑驴子过去的？脸好熟。有人来了，这个人会多给挑夫一点钱，我想。这个提琴上流过多少音乐了，今天晚上它的主人会不会试一两支短曲子。伙，这个箱子出过国！旅馆老板应当在报纸上印一点诗，旅行人是应当读点诗的。这个，来时跟我一齐来的，他口袋里有一包胡桃糖，还认得我么？我记得我也有一大包胡桃糖，在箱子里，昨天大姑妈送的。我送一块糖到嘴里时，听见有人说话：
“好了，你回去吧，天冷，你还有第一堂课。”
“不要紧，赶得及；孩子们会等我。”
“老詹第一课还是常晚打五分钟么？”
“什么？——是的。”
岸上的一个似乎还想说什么，嘴动了动，风大，想还是留到写信时说。停了停，招招手说：
“好，我走了。”
“再见。啊呀！——”
“怎么？”
“没什么。我的手套落到你那儿了。不要紧。大概在小茶几上，插梅花时忘了戴。我有这个！”
“找到了给你寄来。”
“当然寄来，不许昧了！”
“好小器！”
岸上的笑笑，又扬扬手，当真走了。风技下她的一绺头发来了，她已经不好意思歪歪地戴一顶绒线帽子了。谁教她就当了老师！她在这个地方待不久的，多半到暑假就该含一汪眼泪向学生告别了，结果必是老校长安慰一堆小孩子，连这个小孩子。我可以写信问弟弟：“你们学校里有个女老师，脸白白的，有个酒涡，喜欢穿蓝衣服，手套是黑的，边口有灰色横纹，她是谁，叫什么名字？声音那么好听，是不是教你们唱歌？——”我能问么？不能，父亲必会知道，他会亲自到学校里看看去。年纪大的人真没有办法！
我要是送弟弟去，就会跟她们一路来。不好，老詹还认得我。跟她们一路来呢，就可以发现船上这位的手套忘了，哪有女孩子这时候不戴手套的。我会提醒她一句。就为那个颜色，那个花式，自己挑的，自己设计的，她也该戴。——“不要紧，我有这个！”什么是“这个”，手笼？大概是她到伸出手来摇摇时才发现手里有一个什么样的手笼，白的？我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在船上。梅花，梅花开了？是朱砂还是绿尊？校园里旧有两棵的。波——汽笛叫了。一个小轮船安了这么个大汽笛，岂有此理！我躺下吃我的糖。
“老师早。”
“小朋友早。”
我们像一个个音符走进谱子里去。我多喜欢我那个棕色的书包。蜡笔上沾了些花生米皮子。小石子，半透明的，从河边捡来的。忽然摸到一块糖，早以为已经在我的嘴里甜过了呢。水泥台阶，干净得要我们想洗手去。“猫来了，猫来了。”“我的马儿好，不喝水，不吃草。”下课钟一敲，大家噪得那么野，像一簇花突然一齐开放了。第一次栖来这个园里的树上的鸟吓得不假思索地便鼓翅飞了，看看别人都不动，才又飞回来，歪着脑袋向下面端详。我六岁上幼稚园。玩具橱里有个joker至今还在那儿傻傻地笑。我在一张照片里骑木马，照片在粉墙上发黄。
百货店里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我们幼稚园的老师。她把头发梳成圣玛丽的样子。她一定看见我了，看见我的校服，看见我的受过军训的特有姿势。她装作专心在一堆纱手巾上。她的脸有点红，不单是因为低头。我想过去招呼，我怎么招呼呢2到她家里拜访一次？学校寒假后要开展览会吧，我可以帮她们剪纸花，扎蝴蝶。不好，我不会去的。暑假我就要考大学了。
我走出舱门。
我想到船头看看。我要去的向我奔来了。我抱着胳臂，不然我就要张开了。我的眼睛跟船长看得一般远。但我改了主意。我走到船尾去。船头迎风，适于夏天，现在冬天还没有从我语言的惰性中失去。我看我是从哪里来的。
水面简直没有什么船。一只鸬鹚用青色的脚试量水里的太阳。岸上柳树枯干子里似乎已经预备了充分的绿。左手珠湖笼着轻雾。一条狗追着小轮船跑。船到九道湾了，那座庙的朱门深闭在透迄的黄培间，黄墙上面是蓝天下的苍翠的柏树。冷冷的是宝塔檐角的铃声在风里摇。
汪曾祺散文集篇十三
读书人又称书生。这固然是个可以骄傲的名字，如说一介书生，书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所以书生也是嘲讽的对象。人们常说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等，都是嘲讽书生的。呆是不明利害，迂是绕大弯儿，腐是顽固守旧，学究是指一孔之见。总之，都是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老是吃亏、误事、闹笑话。总之，书生的被嘲笑是在他们对于书的过分的执着上;过分的执着书，书就成了话柄了。
为什么酸是书生气味呢?怎么样才是酸呢?话柄似乎还是在书上。我想这个酸原是指读书的声调说的。晋以来的清谈很注重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说话注重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读书注重声调，从《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殷仲堪的话可见;他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说到舌头，可见注重发音，注重发音也就是注重声调。《任诞》篇又记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熟读《离骚》该也是高声朗诵，更可见当时风气。《豪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正是这种名士气的好例。读古人的书注重声调，读自己的诗自然更注重声调。《文学》篇记着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从此袁宏名誉大盛，可见朗诵关系之大。此外《世说新语》里记着吟啸，啸咏，讽咏，讽诵的还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诵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罢。
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所谓洛下书生咏或简称洛生咏。《晋书·谢安传》说：
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说新语·轻诋》篇却记着：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刘孝标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婵声。所谓重浊，似乎就是过分悲凉的意思。当时诵读的声调似乎以悲凉为主。王孝伯说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胡之在谢安坐上咏的也是《离骚》、《九歌》，都是《楚辞》。当时诵读《楚辞》，大概还知道用楚声楚调，乐府曲调里也正有楚调。而楚声楚调向来是以悲凉为主的。当时的诵读大概受到和尚的梵诵或梵唱的影响很大，梵诵或梵唱主要的是长吟，就是所谓咏。《楚辞》本多长句，楚声楚调配合那长吟的梵调，相得益彰，更可以咏出悲凉的情致来。袁宏的咏史诗现存两首，第一首开始就是周昌梗概臣一句，梗概就是慷慨，感慨;慷慨悲歌也是一种书生本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举的五言诗名句，钟嵘《诗品·序》里所举的'五言诗名句和名篇，差不多都是些慷慨悲歌。《晋书》里还有一个故事。晋朝曹摅的《感旧》诗有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两句。后来殷浩被废为老百姓，送他的心爱的外甥回朝，朗诵这两句，引起了身世之感，不觉泪下。这是悲凉的朗诵的确例。但是自己若是并无真实的悲哀，只去学时髦，捏着鼻子学那悲哀的老婢声的洛生咏，那就过了分，那也就是赵宋以来所谓酸了。
唐朝韩愈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开头是：
纤云四卷天无河，
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
一杯相属君当歌。
接着说：
君歌声酸辞且苦，
不能听终泪如雨。
接着就是那酸而苦的歌辞：
洞庭连天九疑高，
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
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
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
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
涤瑕荡垢朝清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坷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
未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
天路幽险难追攀!
张功曹是张署，和韩愈同被贬到边远的南方，顺宗即位。只奉命调到近一些的江陵做个小官儿，还不得回到长安去，因此有了这一番冤苦的话。这是张署的话，也是韩愈的话。但是诗里却接着说：
君歌且休听我歌，
我歌今与君殊科。
韩愈自己的歌只有三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的苦情就发泄在这种吟诵或朗诵里。
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的时代。《列子·汤问》篇记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引秦青的话，说韩娥在齐国雍门地方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后来又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善跃捨瑁?ツ茏越?薄u饫锼岛?鹚淙荒艹??幽歌*也能唱快乐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独擅悲歌的故事合看，就知道还是悲歌为主。再加上齐国杞梁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现在还在流行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悲歌更为动人，是显然的。书生吟诵，声酸辞苦，正和悲歌一脉相传。但是声酸必须辞苦，辞苦又必须情苦;若是并无苦情，只有苦辞，甚至连苦辞也没有，只有那供人酸鼻的声调，那就过了分，不但不能动人，反要遭人嘲弄了。书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却只是少数，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总是叹老嗟卑，长歌当哭，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相。朱子在《楚辞辨证》里说汉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诗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就是所谓无病呻吟。后来的叹老嗟卑也正是无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紧张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无病呻吟，病是装的，假的，呻吟也是装的，假的，假装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丑角扮戏，自然只能逗人笑了。
苏东坡有《赠诗僧道通》的诗：
雄豪而妙苦而腴，
只有琴聪与蜜殊。
语带烟霞从古少，
气含蔬笋到公无。......
查慎行注引叶梦得《石林诗话》说：
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体，格律尤俗，谓之酸馅气。子瞻......尝语人云，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失笑。
东坡说道通的诗没有蔬笋气，也就没有酸馅气，和尚修苦行，吃素，没有油水，可能比书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好像酸了的菜馒头的馅儿，干酸，吃不得，闻也闻不得，东坡好像是说，苦不妨苦，只要苦而腴，有点儿油水，就不至于那么扑鼻酸了。这酸气的酸还是从声酸来的。而所谓书生气味酸该就是指的这种酸馅气。和尚虽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却要学吟诗，就染上书生的酸气了。书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叹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穷苦就无聊，无聊就作成他们的无病呻吟了。宋初西昆体的领袖杨亿讥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叹老嗟卑的太多。但是杜甫窃比稷与契，嗟叹的其实是天下之大，决不止于自己的鸡虫得失。杨亿是个得意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说出这样不公道的话。可是像陈师道的诗，叹老嗟卑，吟来吟去，只关一己，的确叫人腻味。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无病呻吟，也就是有些酸了。
道学的兴起表示书生的地位加高，责任加重，他们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叹也更多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学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面前卖弄那背得的几句死书，来嗟叹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读书人的空架子。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似乎是个更破落的读书人，然而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家说他偷书，他却争辩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孩子们看着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破落到这个地步，却还只能满口之乎者也，和现实的人民隔得老远的，酸到这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怜了。书生本色虽然有时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气总是可笑又可怜的。最足以表现这种酸气的典型，似乎是戏台上的文小生，尤其是昆曲里的文小生，那哼哼唧唧、扭扭捏捏、摇摇摆摆的调调儿，真够酸的!这种典型自然不免夸张些，可是许差不离儿罢。
向来说寒酸、穷酸，似乎酸气老聚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会不再执着在书上，至少不至于过分的执着在书上，那酸气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书生也并非都有酸气。他们可以看得开些，所谓达观，但是达观也不易，往往只是伪装。他们可以看远大些，梗概而多气是雄风豪气，不是酸气。至于近代的知识分子，让时代逼得不能读死书或死读书，因此也就不再执着那些古书。文言渐渐改了白话，吟诵用不上了;代替吟诵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诵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虽然还有些闲，可是要常得无事却也不易。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
1947年11月15日作。
汪曾祺散文集篇十四
闻一多先生性格强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驻，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一多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一多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闻一多先生的内心世界。
联大到云南后，先在蒙自呆了一年。闻一多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贤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有一位教授戏赠闻一多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闻一多先生总不下楼。
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
我在读西南联大时，闻一多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
楚辞班人不多。闻一多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一多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一多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一多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闻一多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成礼兮会鼓，传葩兮代舞，春兰兮秋菊，长毋绝兮终古。”
闻一多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一多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一多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一多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闻一多先生讲唐诗的妙悟，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
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闻一多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闻一多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汪曾祺散文集篇十五
汪曾祺(1920.3.5—.5.16)，江苏高邮人，著名小说、散文家、戏剧家。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师从沈从文。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有《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受戒》、《异秉》等。他的作品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因为那时候文学不再承载太多的政治功能，读者开始更注重作品的审美性了。
汪曾祺可以算是一个京派文人的汪老，他既不是以散文起家的职业散文家，也不是久负盛名的资深散文大家，散文创作对他而言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罢了。可是就是这样的“捎带脚”成就了一个散文家。而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汪老古朴明净，冲淡平和的散文越来越受到现代人的喜欢。特别是他谈吃的美食散文。
汪曾祺谈吃，不同于知堂的冷峻，张爱玲的矫情洋气，也不同于梁实秋的一脸吃客像。娓娓道来，信手拈来，别有风味地流露淡淡的文化气味，都是寻常吃话，读来却是不厌。谈吃不能就吃论吃，一本菜谱又有什么趣味呢?汪老把吃的感受、吃的氛围，怎么个来历说得头头是道、烘托得恰到好处。用真实细腻的语言，表达了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是把口腹之欲和高雅文学拉得最近的人。他既不是达官贵人，又不是商贾巨富，因此所食、所喜的多是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他谈萝卜、豆腐，讲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娓道来，从容闲适;读的人则津津有味，满嘴噙香。
文人做菜就像文人画一样，随性，却又有雅致的讲究。
这种味道，大师傅做不出，他们有匠气，小保姆更做不出，她们缺乏想象。
老头儿的文字也像他形容的菜，有清新的豆香。里面的一些幽默就更鲜爽啦。
越看越觉得这老头儿可爱，走到哪吃到哪，吃得那叫一个香!直到他写到自己也老了，感叹：
“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然而，他却是在写下这句话的过世的。汪老的一生可以用他的话来概括，“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做郇厨。”而汪老的这个郇厨是做的那样“别有才情”呀。有人说他写吃的文字可以就食。甚至比实际吃还有味道。个人觉得很有道理。
汪曾祺的文字炉火纯青。一段平常的生活，被他拿在手上，揉一揉，捏一捏。三下五除二，简直栩栩如生。如果只是文字炉火纯青，是不够的。还要热爱生活。汪老曾所过，“我把自己所有的爱的情怀灌注在喜好美食的文章中”，“用自己艺术的心灵体味更其真淳的生活，并用美化了的生命热情再现。”
正如汪曾祺所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是的，美食，这就是他找的乐子，想的办法。让我们仿佛可以从他的文字中随手一抓，即可抓取“糯米粉为蒂，包豆沙白糖，在锅里烙熟的年烧饼”。凡此种种，常常让我觉着饥饿。
汪老的美食散文主要将饮食与民俗相结合，写了地方的风俗人情;间或做知识考据，将蔬菜的名与来历细细说来;其中又蕴含着汪老睿智的处事态度，他淡泊名利，追求和谐之美，以宽容之心待人，在缅怀过去的时光里，亦有一种从容在里头。本文仅就汪老做美食与做学问这点来切入，在品尝美食的时候，也能获得“秀色可餐”知识。
1.饮食中的知识考据。
著文品食之余，汪曾祺会对饮食间“或做小考证”。每一篇美食散文都含有对相关没事的来历，名称，掌故等历史，文化知识的自觉考证，这不是汪老“掉书袋”刻意为之，而是作者严谨治学态度和广博学识在无意间的自然流露。剧作家沙叶新评价他的作品是“字里行间有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李生滨认为汪曾祺的散文“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读过《徐文长佚草·双鱼》，考查出鳜鱼何称鳜鱼，以及不同地域中不同称呼的由来，“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汪曾祺在《葵·薤》里说，自己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怡阿谁”时，尽管他“未从过军，接触这首诗的时候，也还没有经过长久的乱离，但是不止一次为这首诗流了泪”。想见汪老也是多愁善感，性情中人，遇事有激情，有感动，有愤慨。但汪老并不止于见花流泪，感别伤心，而是追根究底，想要弄明白葵到底是什么物种，他从《毛诗品物图考》追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恰巧在武昌见到了古书中的葵——冬苋菜，终于放下了一件心事，总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
《切脍》一文，在短短的篇幅中介绍了古今中外切脍的做法，融汇了千余年的食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知识考据贯穿于千字文全篇，可谓“凡引必考”，句句皆有来历，因此具有珍贵的文化学，民俗学价值。从春秋孔子《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切鲙不得洗，洗则鲙湿”，到唐代杜甫诗《阌乡姜七少府设绘戏赠长歌》“无声细下飞碎雪”到宋朝《东京梦华录·三月一日开金鱼池琼林苑》“临水斫脍，以见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如何“切脍”为什么“脍”，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得出“切脍”的妙处在于“存其本味”，并提出恢复“切脍之风”的善良愿望。措辞中肯，语气委婉，恳切磋商，丝毫无空泛的道德说教意味。
2.严谨广博的学人风度。
在他看来，“草木虫鱼，多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他不仅认为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而且引申到文艺创作中来，希望人们注重对生活知识的积累和保持脚踏实地的文风。在《葵·薤》的结尾汪老明确的这样写道：
“写这篇随笔，用意是很清楚的。
写“吃”的作家中，汪老绝对称得上翘楚。之前也读过台湾作家舒国治的《台北小吃札记》，两位都是顶厉害的作家。“作家写食”，与“写食作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写“吃”，大多言在此而意在彼，食物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情”。
如果说舒国治的写食文章更多地是在传达了他的个人生活情趣的话，那么汪老先生写吃，则更多地是在书写食物背后的“共情”。他写我们以前怎么吃，现在怎么吃;北方的怎么吃，南方的怎么吃;汉族的怎么吃，蒙古族的怎么吃，写那些我们吃着却不知道从哪儿来、因什么而发展至此，甚至叫什么的食物，写味道，写做法，写吃的感觉，写吃的环境，写吃的感情。他在晚年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已经逐渐被遗弃、淡忘的“美食地图”。
凡不厌精细的作家，盍兴乎来;八大菜系、四方小吃，生猛海鲜、新摘园蔬，暨酸豆汁、臭千张，皆可一谈。……凡有独得之秘者，倘能公诸于世，传之久远，是所望也。
——《知味集征稿小启》。
——《汽锅鸡》。
读汪曾祺的写食散文，可以窥见天南地北的中国人的饮食、食俗，甚至各地风俗。汪老先生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文与画》)”。那么饮食，无疑是承载一个民族风俗与情感的最好载体。我们种植食物、烹饪食物、品尝食物，其过程贯穿我们一生，记忆着每一个时刻、每个人、每个民族。食物将我们与他人、与自然和远古的历史相连，又将延续至未来;食物饱含着我们的情感，或哭或笑，或哀伤或欢欣，但都是那么得深厚朴质。
看汪老先生写吃，浅言片语间，总是能读出各种各样的情感。这情感，真挚，自然，因为它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对一片土地的眷念：
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炒米和焦屑》。
昆明人管白斩鸡叫“凉鸡”。我们常常去吃，喝一点酒，因为是坐在一张长板凳上吃的，有一个同学为这种做法起了一个名目，叫“坐失(食)良(凉)机(鸡)”。
——《汽锅鸡》。
坐在街边摊头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饼，夹一个薄脆，是一顿好饭。
——《豆腐》。
四川无菜不辣，有人实在受不了。有一个演员带了几个年轻的女演员去吃汤圆，一个唱老旦的演员进门就嚷嚷：“不要辣椒!”卖汤圆的白了她一眼：“汤圆没有放辣椒的!”
——《口味》。
砗螯壳的铰合部有两个突出的尖嘴子，把尖嘴子在糙石上磨磨，不一会就磨出两个小圆洞，含在嘴里吹，呜呜地响，且有细细颤音，如风吹窗纸。
——《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
我小时候对慈姑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因为久违，我对慈姑有了感情。.....北京的慈姑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货”(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咸菜慈姑汤》。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把饮食权当作满足“口腹之欲”，那也未免太无聊了点。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已经开始对自己的食物漫不尽心、苟且敷衍，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许已离自己的“根”愈来愈远了。我们应对自己的食物充满敬意，不仅因为它们供给我们营养，给予我们生命，还因为食物中凝结了一个民族最本质的文化，蕴含了人与自然最深刻隽永的共生关系。我想汪老先生写吃，一是出于个人闲情雅致，二是出于一个真正学者的社会责任担当。他写吃，写得细致入微、海纳百川，写得妙趣横生、情深意切，为的是让我们这些早已不识五谷的“现代人”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怎么吃的，该怎样吃;为的'是让我们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过中国节，吃中华料理。
而早在1990年，他就喟叹，中国的烹饪，已经出现了危机：
中国烹饪的现状到底如何?有人说中国的烹饪艺术出现危机。我看这不无道理。时常听到：什么什么东西现在没有了，什么什么菜不是从前那个味儿了。原因何在?很多。一是没有以前的材料。前几年，我到昆明，吃了汽锅鸡，索然无味;吃过桥米线，也一样。一问，才知道以前的汽锅鸡用的是武定壮鸡(武定特产，阉了的母鸡)，现在买不到。......北京现在的“光鸡”只有人工饲养的“西装鸡”和“华都肉鸡”，怎么做也是不好吃的。......二是赔不起那功夫。过去北京的谭家菜要几天前预定，因为谭家菜是火候菜，不能嗟咄立办。张大千做一碗清炖吕宋黄翅，要用十四天。吃安徽菜，要能等。现在大家都等不及。......再有，我看是经营管理和烹制的思想有问题。过去的饭馆都有些老主顾，他们甚至常坐的座位都是固定的。菜品稍有逊色，便会挑剔。现在大中城市活动人口多，采购员、倒爷，吃了就走。馆子里不指望做回头生意，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偷工减料，马马虎虎。......近年来大餐馆的名厨都致力于“创新菜”。......但是创新要在色香味上下功夫，现在的创新菜却多在形上做文章。现在常见的工艺菜，是用鸡片、腰片、黄瓜、山楂糕、小樱桃、罐头豌豆……摆弄出来的龙、凤、鹤，华而不实。用鸡茸捏出一个一个椭圆的球球，安上尾巴，是金鱼，实在叫人恶心。有的工艺菜在大盘子里装成一座架空的桥，真是匪夷所思。还有在工艺菜上装上彩色小灯泡的，闪闪烁烁，这简直是：胡闹!
中国烹饪确是有些问题。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使中国的烹饪艺术走上一条健康的正路，需要造一点舆论。此亦弘扬民族文化之一端。而作家在这方面是可以尽一点力的：多写一点文章。看来《知味集》有出续集、三集的必要。
——《知味集后记》。
汪老在文中的大声疾呼，既让我感动，又带给我一丝的凉意：我竟有些不能体会汪老的那种急迫之情!吃惯了洋快餐、地沟油还有那些不三不四的“高档餐厅”的我们，似乎对一切都开始习以为常。我们几乎从未对所吃的食物有过思考，有哪些是具有摧毁性的?是否有一条更正确的饮食道路?是否有一种更健康的饮食方式?有哪些属于我们的食物正在被我们不自觉地遗弃?而大部分时候，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只是它能满足我们早已变得畸形的口味，只是能为懒惰的我们节省一点时间，填饱我们的肚子。
也许下一次，当我们又一次窝在寝室看着视频点外卖的时候，应该先问问自己：
“你认真对待过自己吃下的食物吗?”
“你认真对待过自己的生活吗?”
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旅食与文化题记》。
一九九七年二月，汪先生写下这行文字。三个月后的五月十六日，汪老仙逝，享年七十七岁。
汪曾祺散文集篇十六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说起散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狭义上的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散文，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汪曾祺散文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他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没什么，连起来就有味道。“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放在一起就像“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喜欢的地方就在此：简单、流畅，不娇柔，一气呵成。
汪曾祺作为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剧作家已是公认的事实，特别是他执笔的`《沙家浜》家喻户晓。而我从知道他的名字起就把他当做散文家，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大淖纪事”，说不出的散淡、精致，就连青石板的苔藓都滑爽地让人想念。
《人间草木》从大量散文中精选而成，最早的写于四十年代，大部分写于后半生，风格依然朴实，技巧臻于至境，很多文章我第一次读到。分别写了花草景致、各地风物、故乡美食、游记采风、难忘岁月、故人师长、平淡人生，篇篇都是精品。
写景是汪曾祺的长项，不枯燥、不艰涩，伴随着时代的印迹，老宅的每个角落都有奇特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其声音、颜色、气味都已归于平静，但我们仍从字里行间看到从手心里滑过的岁月，想得起来都是温暖，怀旧的调子不可阻挡的在陷逸的老房子里漫延。汪曾祺写景怀旧的文章节奏缓慢，情景交融，叙事方法有点像旧小说。由于他熟读古文，文中比喻、怀旧、信手拈来，时不时跳出一些奇句、古句、拗句，风格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
写人的文章却情绪活跃、调子轻快，是一种极简的水墨摹写人物传统模式。一个个至亲人物出场，链接了他背诗、临贴、品茶、作画、写文的成长足迹，并理解其淳厚文学功底的源泉。
最喜欢他写美食和各地小吃的章节。偏偏他好象知道女性读者的爱好，只要提到美食，一定要细细介绍味道和制作过程，然后将成品认真形容一番，不但色彩斑斓还有立体感。
汪曾祺曾自谦地说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的长篇散文。他也不写抒情散文，觉得这个岁数感情过于洋溢，有点像老年人写情书，“不好意思”，所以他的散文都不长，“歪打正着”适应这个“快餐年代”的阅读习惯。短短的，散淡的小美文，读着不累，尤其适合春日午后散淡的阳光洒在身上，多数时候读着读着睡着了，在梦中体验“字字矶珠，句句灼灼”的意境。
好的文章是托着读者一路读下来“哟，完了，后来呢?”意犹未尽是也，这本散文集就有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