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铁皮鼓读后感知乎六篇(汇总)

长篇小说《铁皮鼓》是一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家读《铁皮鼓》后都有哪些感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铁皮鼓800字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

但是后来我越来越不知道这拖拉的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了，所以我越看越快，把那些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的情节大段大段的跳过了。看作者的生平简介，也许能更好的理解这部作品。二战、德国、波兰。貌似在作品里有很多隐喻。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无论生活年代还是生存地域，理解这么怪诞畸形又含蓄的作品，是有很大的隔阂的ok?不过，也许是这故事事情节真的太新奇了，所以我还是决定，要坚持到最后，看看结局如何。

关于这个故事的简介：故事叙述方式开头是倒叙，在护理院的病床奥斯卡观察周围的世界，并决定写自传，于是开始回想其他的祖母，他的童年。奥斯卡从一出生就聪明异常，后悔离开娘胎，觉得来到人间非常不幸，但是护士已经剪断他的脐带，而且他的母亲在其出生时，承诺给他买一个铁皮鼓，他对人生才有所期待。在三岁生日那天，他策划了一场意外：故意从九层台阶摔下，摔成重伤，导致从三岁起他就再也长不高了。他也一直装成小孩子般的天真幼稚，这样就可以与成人的世界保持距离。其实他的智商是成年人的三倍。奥斯卡性格怪异，在孩子的躯体里有着比成人更深刻复杂的心理活动。然后就是一些琐碎混乱的情节了，他母亲与舅舅暧昧不清的关系、其实他是母亲与舅舅的孩子，母亲夹在两个男人之间貌似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导致了后来母亲的大量吃鳗鱼自杀的情节。后来16岁的奥斯卡遇到了17岁玛利亚，他的初恋。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刺激游戏，貌似和性经历的快感差不多，把汽水粉洒在身体上，用唾沫润湿。。。情到浓时玛利亚就怀上了奥斯卡的孩子了。这有一段难得的写的很奇妙暧昧玩汽水粉的经历：“玛利亚的掌心里开始发出磁磁声，并泛起泡沫。车野草像一座火上似的爆发了。我不知道是哪一国的人民在那发出的狂怒。那里发生了玛利亚还从未见过的、从未感觉过的事情，因为她的手在抽搐，在颤抖，想要溜走，因为车野草在咬她，因为车叶草钻进了她的皮肤，因为车叶草刺激了她，给了她一种感情，一种感情，一种感情……”但是玛利亚又和奥斯卡的父亲纠缠不清，后来还嫁给了他的父亲，并生下了奥斯卡的孩子。错综复杂的乱伦真挑战读者的逻辑( ⊙ o ⊙ )啊!父亲不就战死，奥斯卡出走，遇到了他的妻子，和他一样长不大的小矮人，两人建立起了正常的家庭，但不久妻子又死于炮弹袭击。奥斯卡又孤独一人。他回到了家里。埋葬父亲时丢掉了铁皮鼓，同时，亲生儿子库尔特用石子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使他倒在坟坑中流血不止，不过他就此开始长个儿。奥斯卡写下自供状，成名之后又产生厌世情绪，故意冒充嫌犯被抓进精神病院，末片是真相大白，奥斯卡无罪开释，迎来它的三十岁生日。

格拉斯没有将重点放在战争本身上，而是放在了对德国社会中普通人的分析上。格拉斯通过自己的作品指出，纳粹德国的兴起，绝不是突然出现的偶然事件，它是与德国社会中的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劣根性分不开。

首先，普通德国人的浑浑噩噩是纳粹德国兴起的原因之一。《铁皮鼓》中除主人公奥斯卡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缺乏思考的热情，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外界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肯动脑思考变化的原因。所以他们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明确的信仰，也就无法自己判断自己的行动，最终只能随波逐流。他们或是融入纳粹狂潮中成为支持者，或是冷漠的纳粹暴行的看客。

其次，格拉斯指出德国普通市民情感上的麻木和良知的丧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杂货商马策拉特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带儿子去看热闹。冲锋队员迈恩在水晶之夜冲击犹太玩具商店，迫使商人自杀。迈恩捣毁和洗劫犹太人教堂和商店时没有人认为不妥更无人去指责告发，当他打死自己所养的猫，却被人告发"不人道地虐杀了动物"，被纳粹冲锋队除名。这两个对立的事件使德国普通民众冷漠的感情暴露无遗，寓意深刻。

最后，小说深刻地揭示出了遭受纳粹迫害的民族的思想状态，指出他们态度上的顺从妥协也加速了悲剧的发生。玩具商马库斯是犹太人的代表，他对政治局势的预见比其他人高明得多，在二战发生前，他就意识到犹太人所处的环境越来越艰难，但他的对策只是改信__教，准备和阿格内斯一起离开德国到伦敦。当阿格内斯拒绝他的提议之后，他也就安之若素地像以往一样生活下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格拉斯在这里指出像马库斯一样意识到了灾难的临近的人们，没有采取任何办法自保，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抵制灾难的发生，最终只能在纳粹上台后被迫害致死。

小说试图通过战前德国人思想上浑浑噩噩、感情上麻木冷漠的状态指出，那些深思熟虑、谋划算计、发布命令的纳粹头领固然该为战争中的屠杀罪行负责，而那些小人物，那些平庸到只知服从纳粹的体制，而没有反思之力的人们，尽管他们也是受害者，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该承担一定的战争罪行。

格拉斯在《铁皮鼓》中揭示出普通人的浑浑噩噩，麻木冷漠正是导致纳粹肆虐的原因。通过分析，格拉斯将视野锁定在道德层面上。

首先，是普通人情欲的泛滥，家庭道德观念荡然无存。最有代表性的是奥斯卡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本是卡舒贝人，长大后他面临选择波兰籍还是德国籍的问题。而他做出这个对他个人命运极为重要的决定的根据，只是他"一时冲动的决定"，因为他爱的表妹阿格内斯选择嫁给德国人马策拉特，于是他加入波兰籍以惩罚"我母亲对他的不忠"。他并不是对波兰产生了认同感，而完全是任性的结果。于是在他和阿格内斯各自都组织了家庭，德国又对波兰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他还只是热衷寻找机会与阿格内斯幽会，长期与阿格内斯保持通奸的关系，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马策拉特每周参加纳粹集会的时间成为他与阿格内斯幽会的绝好时机，根本不关心国家局势。

其次，是贪欲的腐蚀也导致道德败坏。在《橱窗》一章中，奥斯卡用声音切割商店橱窗的玻璃引诱人们偷窃，其中有年轻店员、女佣人、中学教员、规矩的老绅士、体面的穿着时髦的太太、笃信宗教以保持青春的老小姐，甚至还有州高级法院里的检察官等各色人物。贪欲同样会使人们的判断标准失衡，使人们随大流并对发生在周围的惨剧视而不见。

在《铁皮鼓》中格拉斯对于"战争罪责"问题的思考主要是从道德层面上进行的。在格拉斯看来正是由于情欲和贪欲造成的道德败坏，使得人们丧失了标准，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才给纳粹的横行留下了可乘之机，作品中的"黑厨娘"正是失去道德藩篱后社会中存在的恶。在作家看来只有重建道德标准，人们都用道德约束自己心中邪恶的欲望，类似二战这样的人类灾难才能避免，人类才有希望。

但是在《铁皮鼓》中作者并未能指出新道德的内容及重建的目标，全书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疑虑和淡淡的希望相交织的气氛，这不得不引发今人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的建设都有启迪性的重大意义。

君特.格拉斯是当今德国资历最深、作品最丰、名声最大的作家。在1999年10月，他凭借长篇小说《铁皮鼓》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铁皮鼓》共分三篇，现在我只读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读的这一部分简单讲讲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奥斯卡这个形象。小奥斯卡一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在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两只飞蛾挡住了灯光，使他感觉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为时已晚。这也为小说的后文作了铺垫。因为小说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小奥斯卡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他在三岁的时候自己从楼梯上摔下，将自己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痴呆”，而且不再长个，但他却依然拥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还获得一种特异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声震碎一切玻璃制品。这样他可以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远离了复杂的成人社会。他开始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观察这个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面对这个黑暗的社会。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来描写奥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忆的方式。在小说的开篇，就写奥斯卡居住在精神疗养院里。他居住在完全与世隔离的病房里，只通过护理员与外界联系。由此也体现出奥斯卡对当时社会的厌倦和不满。他依旧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在鼓点中回忆他的往事，然后让护理员为他拿来“清白”的纸，写下他的回忆。这里为什么要用“清白”一词呢，我觉得这也是奥斯卡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一种讽刺和鄙夷。

在小说的第一篇中，当奥斯卡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后，便产生了厌恶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铁皮鼓，从而发泄他对畸形社会的不满。他也常常用他可以唱碎玻璃的能力，去“扰乱”社会的秩序。在他眼里，这个社会是混乱的，怪异的，无可救药的。

小说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经历和见闻写的。他也借小说表达自己对一战时期德国的黑暗的不满。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猪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可以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现在，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可以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可以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知道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现在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轻松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这本书写什么?写一个傻子。《尘埃落定》也写傻子，那是个傻子加先知;莎士比亚写了若干傻子，统统是傻子加智者;《喧哗与骚动》也有个赫赫有名的傻子，傻到没个性，读者很难“角色代入”;《狂人日记》的傻子，则完全是作者的传声筒。《铁皮鼓》的傻子怎么样呢?那是个非常合我心意的傻子，几乎和《尘埃落定》的傻子一般钟爱。奥斯卡，侏儒，铁皮鼓手，是个傻子加撒旦。

君特·格拉斯长于大战期间，同期涌现的文学大师非常多。奇怪的是，《铁皮鼓》没有历史的“现场感”。最近也在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三卷本自传，有所比较。这位用德语写作的欧洲作家，同样生于20世纪初。大战开始时，卡内蒂还是孩子，有个强大的保护者——母亲。他回忆中的战争，没有战火，没有死亡。卡内蒂只关注自我，精妙而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层层剥开(这才是真正的“剥洋葱”)。然而，这个紧紧围绕“自我”的小世界，不断吸附周围事物，不断扩大，使一切随之旋转。这种磁力和能力，给所有喋喋不休的私密叙述，赋予了宏大意义。有人说卡内蒂的自传，虚构多多，那又如何，至少战争爆发时，他那厢勾勒几位身边的平常人，我这厢立即闻到了销烟。《铁皮鼓》的奥斯卡也经历战争，君特·格拉斯替他枚举数据史料，描述死人、伤人、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人，甚至让奥斯卡亲历波兰邮局保卫战。但作为读者的我，仍没有“现场感”。我——作为读者，被禁锢在奥斯卡3岁的身体里了。这不是叙述方式的问题，《尘埃落定》也傻子视角，但有历史现场感;《大师与玛格丽特》也夸张荒诞，也有历史现场感——甚至有着作者布尔加科夫的血与肉。

相比之下，俄国人写作像在掏心掏肺，想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想想帕尔捷斯纳克。读《日瓦戈医生》时，我不仅看见战争，还在亲历战争。而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擅于运用匠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君特·格拉斯，却是那么不动声色。我看不到血，听不到炮火，感知不到奥斯卡的身外在发生什么，只有那个声音——平静、冷酷、乖戾的，是奥斯卡也是格拉斯的声音，顺着一条平缓的甬道上升。这种写作风格，正是我想象的制造“纳粹事件”的君特·格拉斯可能的风格。但在《铁皮鼓》面前，“纳粹事件”一点不重要。因为君特·格拉斯本人如何，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小奥斯卡!

这部作品中，战争不是主角，而是背景。真正的主题是人类灵魂的一次漫游。像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写作那样，这部层次丰富的作品，离不开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有神话原型如弑父，也有上帝与撒旦。事实上，撒旦是奥斯卡的一部分，奥斯卡是撒旦的一部分。格拉斯帮助我们理解撒旦。在此意义上，这部作品比绝大多数战争写实小说来得伟大，它接近了战争的本质——恶。

作家需要发现、探索、理解恶。他首先要看到自己的恶。恶应该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但长久以来它不是。恶是有罪的，不该的。所以被忽略，摒弃。文学史出现萨德这号人物，完全是压抑过久的大爆发。只有正视恶，才能更好地理解善。我想，这是《铁皮鼓》的伟大。

君特·格拉斯是我迄今最喜爱的知识分子作家。我对那帮“新寓言”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感觉。法国人，喜欢玩精妙。可惜无论法国人的精妙，还是日本人的暧昧，我都感觉不强烈。我需要的是当头一棒，让我震撼与晕眩。力量感，是我个人评价作家的重要标准。俄国作家、美国作家，总体而言力量感强。前者的力量来源偏重于精神，后者偏重于现实。中国作家中，北方作家的力量感比南方的强(想想莫言和余华的作品差别)。回到“知识分子写作”，几年前，《玫瑰之名》让我对这个词倒尽胃口(依据上述，该作品力量感为零)。我一边阅读一边疑惑：《玫瑰之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意义何在?不能带给我任何感动、震撼和启迪。如若一些捧臭脚的知道分子说的那样，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我真想把书中的大段理论以及更为大段的注释剪下来，叠起来，戳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摸着心口说说，这么一堆聱牙诘屈的东西，是否真对“引人入胜”一词没有致命杀伤。如果知道分子们捧起另一只臭脚，说该书阐释了某种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因此它比只知夺人眼球的侦探小说深刻许多。那我倒想问：为何不直接读论文，岂不更深刻清晰、节约时间?最终，我意识到了，《玫瑰之名》——以及其他可以想见的艾科制造——被写出来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展示作者风采：这位学者小说家拥有相当的知识，掌握相当的写作技巧。至少，他比侦探小说作家深刻，比哲学论文作者会写小说。这种穷凶极恶的知识炫耀，让我想起北京话的一个词：提人。指提及各路要人，并作熟稔状。事实上，提人不能使提人者本身成为要人，就像炫耀知识的小说家，不能使作品本身具备知识或者成为好小说。我曾被迷惑过，但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不是用来炫耀，而是用来帮助认清世界的。

最后，扯一下另一位知识分子作家米兰·昆德拉。我曾将他贬至一无是处。但这有感情色彩。就像初恋，开始期望得完美，结束未免失望得惨烈。米兰·昆德拉，就是我的文学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