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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八怪导游词 贵德玉皇阁导游词作文(6篇)

小编:zd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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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八怪导游词 贵德玉皇阁导游词作文篇一

文昌阁楼,坐东向西,楼体高20余米,通面阔11.47米,进深11.58米,为三层三檐不等边的九角攒尖顶。两侧配有重檐悬山顶的厢房,阁楼对面有月台、水池、倒座、花台,组成封闭式的四合院,布局缜密,颇壮观瞻。阁楼底层为正方形四角,二三层为九边九角,东、南、北三面等边,各方均为二,唯正面(西面)等分为三,组成不等边九角形。除底层外,二、三层均出飞檐,梁架结构独特,第三层的全柱和第二层的重檐金柱,均不穿过各层楼板,第二层九根檐柱,仅有四根是一层的重檐全柱,平面布局为一平方形,其余五根檐柱分别立于底层的顺梁上。顶部雷公柱空悬,由九根角梁共撑,以第三层的金柱和檐柱为支点,承托宝顶。整个用料为榫卯,没有使用一根铁钉。‘如此枋梁承桃,逐渐收缩的回旋处理,既分散承重支点,增强阁楼的稳固性,具有防震效果,又扩大了各层的空间和使用面积。

另外,阁楼柱架用材数都是“九”或是“九”的倍数。尾顶九角,楼楞木二、三层各用九根。梁八十一根,柱五十四根,均是九的倍数。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匠心巧运。因为在封建社会,“九”表示最高权力,最高等级的象征。看来,这幢建筑还含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文昌阁属于祭祀性建筑。整座建筑群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贵州巡抚卫既齐在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公园1692年)《重修文昌阁碑记》中写道:“会城东郊外,有峰突起,是为木笔文星。支衍蟠曲而入城中,为院司场屋之祖。术家嫌其未尽茸拔,思有以助之,乃于子城之上建阁三层。中祀文昌、上以祀奎、下祀武安王,而总名之曰'文昌阁′。”记述了文昌阁建筑的始因。

贵阳文昌阁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公元1620xx年),经多次维修和重建。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总督卞三元、甘文焜、巡抚佟凤彩重建;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巡抚卫既齐等重修;雍正中经略张广泗、乾隆六年辛未(公元1741年)布政使陈德荣皆重建;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郡人修复;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巡抚贺长龄捐廉倡修。现在文昌阁建筑群的布局是在嘉庆年间形成的。1982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对文昌阁进行了维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并拨补助款10万元。

修葺一新的文昌阁,高踞东门月城上,飞檐翘角,雄奇华丽,古朴幽雅。在正面二楼外檐下,悬挂楷书匾额“文昌阁”三字。在正面柱子及楼内,恢复旧时楹联三幅。一为清雍正五年任按察使,七年任巡抚的张广泗撰联:“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一为清嘉庆时张大学撰联:“众山环绕供诗料;层楼高标入画图”。一为清人张先杰撰联:“浓翠万重当槛出;清光一片抱城来”。在阁楼的二楼上存放文昌阁楼宝顶,铜质,葫芦形,高一点五米。重四十公斤,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制造。1976年被雷击落。游人看后,无不赞叹我国古人的铸造技艺。现阁楼的宝顶,是重新仿制的。

文昌阁历来为文人荟萃之地,留下诗词和碑刻至今。文昌阁现遗存石刻古碑九块,其中八块是在阁楼内南北厢房的两头立放,有一块镶在院墙上。最早的是清康熙三十一年《重修文昌阁碑记》,最晚的是清道光二十二年《重修贵阳东城文昌阁记》。碑刻主要记载着文昌阁的历史沿革及各次维修情况。还有遗存匾额三块:一为道光壬寅年(公元1842年)的“于帝其训”,一为光绪丙申年(公元1896年)的“天下之母”,一为书写年代不能辩明的“永保子孙”。

贵州八怪导游词 贵德玉皇阁导游词作文篇二

文昌阁楼,坐东向西,楼体高20余米,通面阔11.47米,进深11.58米,为三层三檐不等边的九角攒尖顶。两侧配有重檐悬山顶的厢房,阁楼对面有月台、水池、倒座、花台,组成封闭式的四合院,布局缜密,颇壮观瞻。阁楼底层为正方形四角,二三层为九边九角,东、南、北三面等边,各方均为二,唯正面(西面)等分为三,组成不等边九角形。除底层外,二、三层均出飞檐,梁架结构独特,第三层的全柱和第二层的重檐金柱,均不穿过各层楼板,第二层九根檐柱,仅有四根是一层的重檐全柱,平面布局为一平方形,其余五根檐柱分别立于底层的顺梁上。顶部雷公柱空悬,由九根角梁共撑,以第三层的金柱和檐柱为支点,承托宝顶。整个用料为榫卯,没有使用一根铁钉。‘如此枋梁承桃,逐渐收缩的回旋处理,既分散承重支点,增强阁楼的稳固性,具有防震效果,又扩大了各层的空间和使用面积。

另外,阁楼柱架用材数都是“九”或是“九”的倍数。尾顶九角,楼楞木二、三层各用九根。梁八十一根,柱五十四根,均是九的倍数。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匠心巧运。因为在封建社会,“九”表示最高权力,最高等级的象征。看来,这幢建筑还含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文昌阁属于祭祀性建筑。整座建筑群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贵州巡抚卫既齐在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公园1692年)《重修文昌阁碑记》中写道:“会城东郊外,有峰突起,是为木笔文星。支衍蟠曲而入城中,为院司场屋之祖。术家嫌其未尽茸拔,思有以助之,乃于子城之上建阁三层。中祀文昌、上以祀奎、下祀武安王,而总名之曰’文昌阁′。”记述了文昌阁建筑的始因。

贵阳文昌阁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公元1620xx年),经多次维修和重建。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总督卞三元、甘文焜、巡抚佟凤彩重建;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巡抚卫既齐等重修;雍正中经略张广泗、乾隆六年辛未(公元1741年)布政使陈德荣皆重建;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郡人修复;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巡抚贺长龄捐廉倡修。现在文昌阁建筑群的布局是在嘉庆年间形成的。1982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对文昌阁进行了维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并拨补助款10万元。

修葺一新的文昌阁,高踞东门月城上,飞檐翘角,雄奇华丽,古朴幽雅。在正面二楼外檐下,悬挂楷书匾额“文昌阁”三字。在正面柱子及楼内,恢复旧时楹联三幅。一为清雍正五年任按察使,七年任巡抚的张广泗撰联:“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一为清嘉庆时张大学撰联:“众山环绕供诗料;层楼高标入画图”。一为清人张先杰撰联:“浓翠万重当槛出;清光一片抱城来”。在阁楼的二楼上存放文昌阁楼宝顶,铜质,葫芦形,高一点五米。重四十公斤,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制造。1976年被雷击落。游人看后,无不赞叹我国古人的铸造技艺。现阁楼的宝顶,是重新仿制的。

文昌阁历来为文人荟萃之地,留下诗词和碑刻至今。文昌阁现遗存石刻古碑九块,其中八块是在阁楼内南北厢房的两头立放,有一块镶在院墙上。最早的是清康熙三十一年《重修文昌阁碑记》,最晚的是清道光二十二年《重修贵阳东城文昌阁记》。碑刻主要记载着文昌阁的历史沿革及各次维修情况。还有遗存匾额三块:一为道光壬寅年(公元1842年)的“于帝其训”,一为光绪丙申年(公元1896年)的“天下之母”,一为书写年代不能辩明的“永保子孙”。

贵州八怪导游词 贵德玉皇阁导游词作文篇三

贵阳东门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96年、明万历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贵州八怪导游词 贵德玉皇阁导游词作文篇四

贵阳东门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96年、明万历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贵州八怪导游词 贵德玉皇阁导游词作文篇五

贵阳东门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96年、明万历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贵州八怪导游词 贵德玉皇阁导游词作文篇六

贵阳东门的文昌阁,是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制度的产物,它建于十六世纪末(公元1596年、明万历20xx年),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

文昌阁造型独特,其结构为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攒尖顶。底层为四方,二、三层为九方。顶角的划分是将四周等分后,再将正面(西面)一条弧三等分,其余三条二等分。据考证,这种造型的阁楼为目前国内仅存。近日,文昌阁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为什么要修建文昌阁并供奉文昌为神?文昌是什么样的神?它与科举文化有什么关系?

文昌神的由来

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不免产生宿命论和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由神在操纵。我国是多神教的国家,读书人供奉的神就是文昌。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就发现天空中的北斗七星,以之作为夜间辨别方向的标志。七颗星中有四颗(第一至第四颗)排列成长方形,古人称之为斗魁,第五至第七颗排列成一条线,称之为斗柄(半杓),总称北斗七星或文曲星。

汉代,实行开科取士,设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等,选拔有学问的人,授予官职。有的人被选中,有的人没选中,于是,就有人把读书人的命运与北斗星联系起来,说什么七颗星中的第一颗叫“奎”,“奎主文章”(《孝经·授神契》)。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官(即七颗星中除一颗奎星外,其余六颗合称文昌宫)。六颗星分别主宰人间的功名禄位,并各有名称:“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唐宋时,读书人为了追求功名,大都供奉组成文昌宫的六颗星。元代仁宗延佑3年(公元1320xx年),诏封文昌宫六颗星为文昌帝君,于是开始有人立庙祀之,并把它塑成帝王之像。

贵州地处西南,元代尚未正式建省,亦未在贵州举行乡试(举人考试),故贵州境内立庙供祀文昌帝君者极少,仅有乌撒卫(辖今威宁、赫章县地)有文昌庙一座,建于公元1324-1320xx年间,是省内最早的一座文昌庙。

明代永乐20xx年(1420xx年),贵州正式建省后,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考生增多,信奉文昌者众,于是,贵州各地相继出现供奉文昌的神庙,有称文昌祠、文昌宫、文昌阁的。

贵阳最早出现的文昌祠。在贵州宣慰司文庙左,建于明洪武初。

明嘉靖20xx年(1535年),朝廷批准贵州在本省举行乡试后(在此之前,贵州生员须到湖广、云南参加乡试),贵州省内相继出现不少文昌庙。到了万历20xx年(1596年)贵阳新修一座文昌阁,屹立于东门月城上,阁为三层,规模最大,为全省之冠,并以其结构奇特著名全国(以上见明万历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

我国阁楼的传统模式,一般都是四角、六角、八角。而贵阳文昌阁却是九角。除阁的顶层表现为九角外,还有各层梁柱中处处表现九或九的倍数,如梁为81根,柱为54根,楼楞木二、三层各9根。

这是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清人汪中《释三九》云:“凡一二之不能尽者,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如九重天、九霄云外、一言九鼎等,皆是以九形容极多、极高。文昌阁所以建为九角,楞木均为九的倍数,显然含有极高、极多之义,除显示文昌神地位最高外,也含有祝愿贵州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名列最高、人数最多之义。

魁(奎)星神的来历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各省举人进京考试,途中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往往连进士也考不上,争取考上前三名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有人编造说:考生试卷经主考官评出前三名,送请皇帝作最后圈点,才能定出谁是状元、谁是榜眼、谁是探花。有的皇帝不懂文章,甚至不看内容,随意圈点,这当中就有神在操纵皇帝的御笔,这个神就是主宰文章的奎星。于是,考生们不仅供奉文昌,还要供奉奎星。

但奎星塑成什么形象来供奉,却是问题。奎字的解释,据《广雅·释言》载:“奎,胯也。”引申为两足张开之义。但不可能将两足张开塑为神像。明清之际出了一位著名学者顾炎武,他在晚年所著《日知录·魁》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说:“(神像)不能像奎,可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道教中人根据他的这一说法,遂将魁星塑为一个鬼的形状,魁字的大弯钩,作为魁的左足向后翘起踢着一斗,鬼用左手捧卷,右手执笔作点定试卷的姿态。于是魁星塑像设计成功,各地文昌阁中都按此式样,加塑了魁星神像。贵阳文昌阁的魁星神像是康熙31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重修文昌阁时增塑的。

人才蔚起

清代建立政权之后,遵循“古开创之世,类以文教为治”的经验,大力提倡尊奉文昌,因而对省城的文昌阁积极加以维修。仅康熙年间就大修两次;一次是康熙8年贵州巡抚佟凤彩主持;一次是康熙31年贵州巡抚卫既齐主持。现文昌阁仍保存有两次《重修文昌阁碑记》。

也许是种巧合,就在上述官方大修文昌阁之后不久,康熙33年贵阳人周起渭(渔璜)考起了进士,其人才华出众,名噪一起,曾典试浙江,擢侍读学士(给皇帝讲学),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42年又有贵阳曹维城考取武进士第一,成为贵州第一个武状元。这就大大鼓舞了贵州文武生员的学习情绪,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求科举功名的热潮。其间曾出现一些传为佳话的科名盛事:如嘉庆时广顺州金殿行有四子鼎寿、鼎梅、鼎铭、鼎年皆中举,被誉为一门四举人。麻江县周泰等举人,其祖父之翰举人,父周诚举人,一门三代举人。同治8年贵阳人陈灿、陈田兄弟同榜举人,后来又都考取进士。

考文状元最不容易,但到了光绪20xx年贵阳人赵以炯终于考取了一甲进士第一名,成为贵州第一个文状元。若从明嘉靖20xx年贵州开科乡试算起,那就是经过351年,贵州才算出了一个文状元。当时贵州籍的省内外学者、生员闻之,无不引为荣幸。在京的贵阳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贺以联云:“沐熙朝未有殊恩,听鸿胪初唱一声,九十人中先将姓名宣阙下;启吾黔久钟间气,忆神仙流传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扬胜江南。”

在赵以炯考取文状元之后仅隔20xx年,即光绪20xx年,贵州麻哈(今麻江)县人夏同和又考取了文状元,这对贵州考生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但就在这时,清朝统治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戊戌变法高潮。光绪30年宣布停止科举考试。

贵州两状元

清代贵州一共出了两个状元,据清朱彭寿著《旧典备征》载:清朝自顺治3年开科起,至光绪甲辰停止科举止,这258年间,共举行殿试112科(次),录取状元人数114名(其中贵州2名),按112科计应为112名,多两名是因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取状元一名,故多2名。

明清两朝贵州产生了多少举人进士?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载:

贵州自明代开科乡试以来至清末,共有文举人约6千名(包括明代举人1145名),清代举人4800余名);共有文进士714名(包括明代进士105名,清代进士609人)。故有6000举人,700进士的总称。

另有武进士134名(包括明代武进士32名,清代武进士102名)。

这些举人、进士,除一部分担任文武官吏外,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各级训导、书院院长、山长,或私人开讲授徒等,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开拓、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昌神庙的兴衰

贵州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同时,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文昌阁神庙也随之兴旺起来,认为人才蔚起与文昌庇佑有关。如雍正时任贵州巡抚的张广泗重修贵阳文昌阁后,题一联云:“盛世车书环斗极,遐方文物应奎垣。”

明代贵阳城区只有文昌阁两座,乡间无文昌阁。清代贵阳城区发展为9座,各乡发展为25座,城乡共计34座。数量之多,居各种神庙之冠。与民间较为流行的关帝庙和观音寺相比较,明清两代贵阳城乡共有关帝庙24座、观音寺19座,远不如文昌阁之盛(《贵阳市志·宗教志》)。

1920xx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统治结束,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随之告终,文昌神也渐失去信众。民国成立,各种神庙渐被打倒。贵阳境内的文昌神庙有的改办学校,有的改作公房,有的变为民宅,陆续消失,贵州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贵阳惟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民国时期常被军队驻扎,并一度改作监狱。解放初期曾设文昌小学于内,因此,神像等虽被拆除,房屋旧貌基本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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