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刺颅出血与中外医学交流新论
摘要：永淳二年，侍医秦鸣为唐高宗刺头出血治疗头风，这一历史事件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或认为秦鸣鹤为大秦人，或认为其医术来自大秦，或认为来自印度，遂使这一事件成为学界争议不断的话题。笔者收集了大量资料，进行了认真地研究。针对以上观点，层层剖析，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还原了历史真相。
关键词：针刺出血；开脑出虫；眼科；中医
唐永淳二年（683），秦鸣鹤为高宗刺头出血，成功缓解了高宗“目不能视”的症状。秦鸣鹤，这个生卒年月不详，来去不明的微小人物，连同他神奇的医术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人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学术界对唐代中外文明交流认识的不断深入，秦鸣鹤及其医术再次成为热门问题，人们为此争议不断。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秦鸣鹤其人及其为高宗治病所使用的医术，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秦鸣鹤为大秦人。早在1926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隋唐r代来往中国之西域人》一书中，根据秦鸣鹤之医术近乎外国“穿头术”而推测其可能为大秦人。这个论断得到了国内大部分学者的支持。由于唐代景教源自大秦，一些学者如方豪等人则进而推测其为景教徒。虽然国际知名医史学者马伯英先生对这一观点有疑问，但因无法用中医解释“刺百会”治眼，所以只好将信将疑的将秦氏采用之法归结为大秦医术，进而认为秦鸣鹤可能是从大秦来的医生。其二，秦鸣鹤之医术与印度医学有紧密关系。其三，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的是，近年来有学者指出，秦鸣鹤的医术属于中医针灸范围，非域外放血疗法，与景教医术无关。
综合以上几种观点，笔者想就永淳二年秦鸣鹤为高宗诊疗一事谈谈自己的几点不成熟看法，为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一、引言
唐高宗在唐代历史中往往是以赢弱的形象出现的，这种赢弱不仅反映在政治上，还反映在他的身体上。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高宗李治还是皇太子时，在太宗皇帝驾崩时便“哀毁染疾”。从显庆五年（660）以后的20多年间，他一直被风疾困扰，“风眩头重，目不能视”，虽经多方诊治，然终究效果不佳。
在为高宗治疗风疾的众多医人中，秦鸣鹤及其医术尤为引人注目，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诸多争议。永淳二年（683），高宗突然头风发作，御医秦鸣鹤为其诊治。“帝头眩不能视，侍医张文仲、秦鸣鹤曰：‘风上逆，砭头血可愈。’后内幸帝殆，得自专，怒曰：‘是可斩，帝体宁刺血处邪？’医顿首请命。帝曰：‘医议疾，乌可罪？且吾眩不可堪，听为之！’医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毕，后帘中再拜谢，曰：‘天赐我师！’身负缯宝以赐。”类似的记载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大唐新语》中都有，虽然各书的记载在文字上略有出人，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
二、刺颅出血还是开脑出虫
从上引史料来看，秦鸣鹤为高宗实施的治疗方法应是针刺出血法，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医学技术。但现代学者中却有人将此技术与域外医学联系起来，得出其为域外医术的结论。
现代学者认为秦鸣鹤之方法近似西方开颅法的，多是因为受到桑原氏的影响，桑原氏认为秦氏所采用之医术近乎外国“穿头术”，虽然桑原氏并没有完全肯定外国之穿颅术与秦鸣鹤之法相同，但由于他将两者联系起来，因此使得一大批学者将秦鸣鹤之医术乃至其人进一步与域外联系了起来，得出了秦鸣鹤乃异国奇医的结论。
“开脑出虫”疑即钻颅术，或称环钻术，主要是为了减轻因头骨骨折发生脑水肿或脑溢血症状产生的颅内压力。许多施行过穿颅术的头骨在其施术部位或其邻近部位，存在骨折现象。此法在新石器时代已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等地，世界各地几乎都有考古发现。近来年，随着中国考古活动的深入，带有病理治疗色彩的开颅术案例在中国也有不少发现，特别是2001年在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392号墓发现的一个颅骨将我国开颅手术历史上推到5000年前，该颅骨右侧顶骨有31×25mm的椭圆形缺损，“根据体质人类学和医学X光片、CT检查结果，392号墓墓主颅骨的近圆形缺损系开颅手术所致。此缺损边缘的断面呈光滑均匀的圆弧状，应是手术后墓主长期存活、骨组织修复的结果。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精通钻颅术，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这几种形式的骨折和挫伤，不管能否看见及有无骨裂伤，都需要进行环钻术探查。若多刃器还留在骨头上，无论有无骨折或挫伤，同样需要环钻治疗。但是凹陷性骨折只有范围不大时才用环钻术。若单纯多刃器损伤而无骨折及挫伤，可不必实行环钻术。骨裂伤严重时，亦不用环钻术。”这种开颅术在唐代的医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也不清楚其是否真实使用过。
中国学者将唐代秦鸣鹤之疗法与域外医术联系起来的主要文献依据是，曾在大食等国呆过十多年的杜环在《经行纪》中提到：“大秦善医目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在《新唐书・拂蒜传》中也有相似记载：“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据此可见，唐人对域外之开颅术已有所了解，但这里的开颅主要指开脑出虫，似与因头骨骨折而实施钻颅术仍有不同。
“脑中有虫”之观念在中国传统的道教文献中早有记载。道教中有三尸诸虫说，“虫有三名，伐人三命，亦号三尸。一名青姑，号上尸，伐人眼，空人泥丸。眼暗面皱，口臭齿落，鼻塞耳聋，发秃眉薄。皆青姑之作也。”上尸虫在人头中，使人头部器官发病。针对人身中潜藏的尸虫，中国古代著名医学家华佗已有相应治疗方法，他曾传授弟子漆叶青黏散，此药“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隋唐时期，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更指出大风病因就是由体内尸虫造成的，“凡人身中，有八万尸虫，共成人身。若无八万尸虫，人身不成不立。复有诸恶横病，诸风生害于人身，所谓五种风生五种虫，能害于人。”
这种人身体中有虫的观念在印度的佛经中亦有记载，如《佛说・木加奈女耆域因缘经》中记载了印度神医耆域具有的神奇医术，其曾为一名因长年头痛而垂死的女子治愈了头痛。“耆域便进以药王照视头中，见有刺虫，大小相生乃数百枚，钻食其脑，脑尽故死，便以金刀披破其头，悉出诸虫，封着罂中，以三种神膏涂疮。……七日晨明，女便吐气而寐，如从卧觉。”耆域用金刀为患者破头出虫，从而使患者起生回死，并解除了她长期以来难以治愈的头痛，这与开脑出虫法极其相似。
虽然人身体中有虫这一观念在古代中国和印度都有，但从治疗方法来看，两者并不一样，中国在唐代以前对于三尸诸虫往往采用服药、符咒或针刺等方法，没有开脑之说。到了唐代后期，类似祗域的“开脑出虫”疗法才在文献记载中有了一例：高骈出镇维扬时，广招名士，有一术士因家里着火，被牵连焚烧者数千家，高骈欲按律将其处以死刑，术士说自己“善医大风”，请求将这门特殊技艺传授与人，以解救后人。高骈要求术士验证，术士遂从福田院中选了一位病情最重的进行试验。具体操作方法如下：“乃置患者于密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以膏药封其疮，别与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发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
上述“大风”即麻风，麻风病是麻风杆菌侵犯人体皮肤、神经等引起的如眉毛脱落、塌鼻、狮面相等具有传染性的疾病。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卷2“恶风候”中曾提到：“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五风所摄。一日黄风，二日青风，三日赤风，四日白风，五日黑风。凡人身中，有八万尸虫。共成人身，若无八万尸虫，人身不成不立，复有诸恶横病，诸风生害于人身，所谓五种风，生五种虫，能害于人。”但实际上据现代医学研究，麻风病病源并不在脑部，也不会真的挑出虫子，所以此病名可能只是一个假借。但“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确与“开脑出虫”之术相合。
考察上述两则事例，发现祗域与维扬术士为人开脑医病之方法惊人的相似。一是两者都是在患者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施行手术。虽然祗域施治时，其患者已因头痛而死，但不排除是因头痛过甚而暂时昏厥，而维扬术士则采用了药酒麻醉法，令患者暂时失去知觉。二是两者都曾开脑出虫。三是开脑后都使用药膏涂抹创口，以促进创口早日愈合。四是治疗结束后需静养。五是治疗效果相当好，两位患者都迅速痊愈，且没有留下后遗症。据此可见，虽然中国自古也有身体有虫之观念，但开脑出虫可能是域外传人中国之医术。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这是两个非常成功的医疗案例，但从其施治情况来看，这种医术不论在印度，还是在唐朝，应该都是为人所不熟悉，并很难接受的。其所以最终成功实施，是有特殊原因的。从施治对象来看，祗域所治女子长年头痛，想必各种治疗方法都曾试过，但结果是女子终因剧烈头疼而死亡，病人家属才让祗域施治。而维扬术士的施治对象是福田院中的病重者，福田院是唐代寺院创办的慈善组织，用以收养贫穷孤独患病之人，这些人生命卑微，没人会在意他们的死活。福田院虽然能给他们提供简单的生活和生存条件，但很难为其进行完备的治疗。所以术士所选择的那位病情最为危重者，当已承受了无尽的病痛之苦，因此甘愿一试。而术士此举，不过是为保命，此后虽高骈待其为座上客，但并未见到其再治愈其他病人的例子。所以开脑出虫也许并非十拿九稳。
开脑所出之“虫”到底为何物呢，迄今为止没有人给出准确答案。季羡林先生认为“出虫”，可能是幻想，甚至连“开脑”这件事，他也以为可能是针刺的夸大，不可尽信。
“出虫”到底是否幻想呢？笔者联系另一则迄今为止在民间都颇有影响的治疗方法，试大胆推测一下。譬如龋齿，又称虫牙，过去一直认为是因为牙齿被虫子啃咬而损坏了牙齿，进而导致牙疼。《诸病源候论》中记载：“齿虫是虫食于齿，齿根有孔，虫在其间，亦令齿疼痛。食一齿尽，又度食余齿。”即牙齿疼是因为有牙虫在牙齿根部吃牙，当一个牙吃光后，又会去吃其他牙齿。《验方新编》中说，当有虫牙时，“五倍子，煎浓汁，含漱数次，其虫立死，其患永除。”除此之外，民间还流传了一种用韭菜籽或大葱籽加热后通过耳朵或直接薰烤病牙的方法，据说此法可以薰出数量不等的小小牙虫，并能成功治愈牙疼。
但现代医学已经证实龋齿的产生并不是因为牙虫蛀坏了牙齿，而是牙齿被细菌及酸性物质腐蚀所致。龋齿发病开始在牙冠，如不及时治疗，病变继续发展，就会形成龋洞，最终导致牙齿完全丧失。牙疼则是因为牙齿被腐蚀，引发牙髓病变，导致牙神经剧痛。而那些坚持采用古老的烟薰法并信誓旦旦地认为真的有虫子被薰出的人，他们所看到的那些长二三毫米，形似虫子的不明物体，不过是被加热的韭菜籽或大葱籽膨胀后炸裂而形成的新芽。既然牙虫是根本没有的，那这种治疗方法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
此处的牙齿之虫虽然不存在，但确实是会出现一些类似物体，才造成了人们的错误判断，所以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来推测开脑出虫的情况。上文中提到的西方之开颅术，开颅后会取出骨折的颅骨，以及在《希波克拉底文集》第九卷所记载的治疗眼睛失明的一种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并失明时，可以在头顶部切开，把柔软的几部分分开，穿过头骨，使液体全部流出。这是一种疗法，用此法病人便能治愈。”这种方法也可称为开颅术，只不过是开颅引流。这两种开颅方法在实施后。均有物体被取出或流出，虽然所取所流之物并非虫子。推想在古代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开颅乃是大手术，旁观者一定不多，且开颅之术，头破血流，即使近旁有人相助，也实难直视，所以很有可能不加细究，而是通过外形来粗略判断取出之物，再加上古代印度和中国深入人心的脑中有虫之观念。将取出之物视为虫子就不难理解了。可谓心中有虫，则眼中有虫。
另外，明确记载西方开颅术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是被西方尊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亲自编写的，他医术精湛，医学理论先进，其著作中的一些古老治疗技术与心得都来自他的实践经验，作为专业人士，他更清楚开颅之后所出之物到底是什么，所以他的记载是相对真实可靠的。而不论古印度还是唐朝，关于开颅术的记载却都来自非专业人士，这些人可能是佛教徒，也可能是文人，他们可能并没有亲自到医疗现场，只是靠道听途说，再加上心中固有的一些医疗观念，才形成了开脑出虫之说，可谓以讹传讹。
虽然季羡林先生认为“‘开脑’这件事，可能是针刺的夸大，不尽可信”，但实际上根据文献的记载，印度古典医学中，外科已经较为发达，其外科主要治疗外部器官，特别是颈部以上鼻、耳、目等首部诸病。其外科鼻祖苏斯拉他，能切除肿瘤，还能穿刺囊肿及腹水等，并擅长白内障术、鼻成形术和整复骨折术、开腹术、剖腹产等。
佛教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以来，印度医学亦随之传人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佛经中有大量关于外科医术的记载，如上引《佛说・木奈女耆域因缘经》中记载的神医耆域，就具有神奇的医术，他除了能用金刀披破人头，取出脑中之虫，使人迅速痊愈外。还能用利刃破肠，为人治病。
由上可知。古代印度和西方可能都实行过开颅术，并且可能曾在唐代传人中国，才有了维扬术士的开脑出虫之例。这是中外医学在唐朝交汇的一个很好例证。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断定秦鸣鹤为高宗治疗所用之术却绝非开颅术。理由如下：
首先，开颅术施行前必须要麻醉，否则剧烈的疼痛使病人无法保持安静，影响医生的准确下刀。从上述“开脑出虫”的事例中已看到，术士为病人开颅前，先让其饮乳香酒数升，达到麻醉的效果。据马伯英研究，乳香酒有阿拉伯、波斯特点，可能是中国医生运用外来药物后改良的麻醉药。
其次，像开颅这种造成大面积创伤的外科手术。术后必须有缝合或采用其他方式来弥合创口，否则不容易痊愈。所以上述两则事例中都有开颅后以膏药弥封病人创口，再加上服药、静养，使病人创口很快结疤，最终达到痊愈。
纵观所有记载秦鸣鹤为高宗诊疗事件的文献，都没有发现有以上术前准备和术后收尾工作。如果说是文献记载对这些细节有所忽略的话，那在秦鸣鹤结束治疗后，高宗能很快回答“吾目明矣！”显然说明此次治疗没有实施麻醉，否则高宗无法立刻清醒的说出治疗效果。且秦鸣鹤的治疗工具明确记载为针，并非使用利刀。且刺入部位为百会、脑户两处穴位，而非脑缝。
此外，开颅必然会大量出血，而文献中多次提到秦鸣鹤为高宗刺头只是“微出血”或“出少血”；最后，开颅之后，都会从脑中取出一些物质，不论是碎骨或不明液体还是所谓的虫子，但高宗头上并没有取出这些东西。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秦鸣鹤之疗法并非开脑出虫。
三、针刺与眼疾
秦鸣鹤为高宗实施之疗法是否与外来眼科医术密切相关呢？
季羡林先生认为古代中国医学受印度影响很大，而印度眼科尤为发达，且其眼疾治疗方法在当时之中国广为流传，高宗之病虽在头部，但兼及眼睛，所以秦鸣鹤为高宗治病之医术当与印度眼科关系密切。陈明以为需要进一步了解当时波斯、大秦眼科技术的确切内容之后，才可能对秦鸣的身份和医术做出清楚、准确的判断。
根据文献记载，针刺疗疾在印度有悠久的传统。这一点在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介绍的非常清楚。《南海寄归内法传》介绍了印度医术的一般情况：“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在“针刺首疾”后面，义净还加了一句：“首疾但自在头。”这就将头疾和针刺联系起来。但印度以针刺治疗头疾的方法在唐代文献中未见有明确使用的记载，而其眼科治疗方法在唐代的知名度倒是相当高的。
唐代许多名人如白居易、刘禹锡、鉴真等都曾采用外来的医学方法治疗眼疾。如白居易有诗：“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白居易被眼病严重困扰，不得不在服用治疗眼病的药物决明丸时。还翻阅医书《龙树眼论》，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在遍试诸方无效的情况下，白居易还透露出了打算用金篦术试刮眼膜，治疗眼病。这里提到的《龙树眼论》和金篦术都是来自古印度治疗眼疾的方法，其中金篦术在治疗白内障上更有独特疗效。
金篦术是指用金针刺入眼球，拨断已经成熟的混浊晶体系带，使其贴于角膜下方眼球壁内，不再阻挡光线进入。从而恢复光明。刘禹锡就曾做过这个手术。他请一位擅长治疗眼睛的婆罗门僧人为自己施行金篦术。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种幸运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鉴真在扬州逗留时，患了严重的眼疾，他也请了一位胡人治疗，结果没有成功，“眼遂失明”。
这种针拨治疗白内障的医术在南北朝时期应该就已经进入中国，《梁书》载：“后又目有疾，久废视瞻；有北渡道人慧龙得治眼术，恢请之。既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咸谓精诚所致。”圆当然，这个针下在什么部位，采用什么手法，不得而知，但从豁然开朗的功效来看，应该是拨开云雾重见天日，推测可能是针拨白内障。但此道人是何身份，不得而知。
这种医术在唐代不仅由婆罗门眼医掌握，在其他胡人中也有非常精通者。如《樊川文集》中记载杜牧的弟弟杜在开成二年（837）时，眼疾发作，以致失明，遂请同州眼医石公集为其诊治。石公集看了杜的眼睛后说：“是状也，脑积毒热，脂融流下，盖塞瞳子，名目内障。法以针旁人白睛穴上，斜拨去之，如蜡塞管，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后一周岁，脂当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忧。”显然石公集对白内障的治疗方法非常了解，知道必须等白内障成熟后才可以手术去除，所以请杜耐心等待，待其眼中白内障成熟之际，再行拨除。然而两年后，当石公集认为可以治疗时，却接连两次施针都没有成功。无奈之下，杜只得另求名医，请到了同州另一著名眼医――石公集姑姑的儿子周师达，他的医术也来自祖传，所以与石公集医疗方法相同，但又比石公集更高明。周氏检查了杜的眼睛后指出：“嗟乎！眼有赤脉。凡内障脂凝有赤脉缀之者，针拨不能去赤脉，赤脉不除，针不可施，除赤脉必有良药。某未知之。”周氏比石氏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指出针拨白内障的禁忌症，但遗憾的是他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对不能施行白内障剥离术的情况只能指出，却无法治疗，所以最终周也是“不针而去”。杜之眼便始终不得治。除了石氏外，据蔡鸿生研究，唐代还有穆姓胡客亦擅长治疗眼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