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
一、社会的开放变革与意识形态发展的一般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充满创造与破除、更替与变革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社会肌体和结构中诸多层面、组织和元素的调整, 既有社会物质元素的变化, 也有社会精神元素的变化。伴随着人的实践和创造, 社会在不断发生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促生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因, 也是推动社会整体变革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在社会历史体系中展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不管是在何种社会形态中, 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社会变革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社会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综合体, 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引发的社会变革都不是孤立的、单方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 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 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 如冲突的总和, 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 意识的矛盾, 思想斗争, 政治斗争, 等等 (1) 。马克思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 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 简言之, 意识形态的形式。 (2) 这表明, 社会变革的附带形式即阶级意识冲突和思想政治斗争同样是社会变革的产物。从这里所提到的内容来看, 这些附带形式无疑就包含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 从人类思想发展的程式看, 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都具有时代性, 都会随着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而发展。每一个意识形态的兴起, 都能反映某一时代的希望和需求, 也都能被其他的意识形态按照后来的经验修而正之, 取而代之。 (3) 但需要指出的是, 意识形态的发展深受社会经济基础变革的影响和作用。这正如恩格斯说过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 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寻找, 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4) 改革开放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束缚与解缚的矛盾中生发出来的内源性和外向性相结合的变革, 是对社会运行过程中生产发展、关系调整、结构变革、观念异动的总体性描述。不管发端于何故、起点在何处, 也不管进程中有何种可控的或不可控的变化因素, 改革开放始终包罗多种社会要素的持续变化与不断变革。从指向上看, 改革开放虽然可能首先针对社会生产领域的矛盾而发生, 但在本质上它并不仅仅意味着生产关系的调节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 或者说, 仅仅是通过打开国门、发展外向型经济来改变国内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依赖性变革, 而是意味着通过自身的与外在的双重的努力, 通过改变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改变社会生产内部乃至整个社会各领域内的结构性矛盾, 从而提高社会整体运行的适应性和自洽性。这样, 对于社会这一复杂肌体而言, 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变革就绝不会仅仅限制在经济与社会生产领域, 而是必然要延伸到社会的所有细胞、所有领域中, 这其中无疑就包含了意识形态领域。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社会的开放变革与意识形态变迁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 社会的开放变革会对社会体系中原有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同时也会引入和产生新的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 从而引起社会意识和价值体系的变动, 致使意识形态发生分化和变迁。这种分化和变迁从本质上看是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引发的,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对社会物质实践活动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和依赖性。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想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 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 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 (5)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 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6) 。这样, 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 它随着社会开放变革而嬗变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另一方面, 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动属于上层建筑的变革, 会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构成要素产生反作用。正如斯大林指出的: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 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业已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 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 影响社会物质生活, 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业已成熟的任务, 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 创造必要的条件。 (1) 意识形态作为形而上的意识与观念体系, 其变化总会波及或促动社会有形构成的变革。一般来说,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展变化了, 必然会通过制度、政策、机制和观念等因素的调整对社会的开放变革形成一定的作用力, 从而或推动或阻滞社会开放与变革的程度、方向和进程。需要指出的是,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意识形态的演化发展从来不会无缘无故, 而往往由开放型的社会变革引发。在一定意义上说, 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社会开放变革的结果。以近代西方发生的工业革命为例, 英国学者大卫麦克里兰就曾鲜明地提出, 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自身的开放性变革密不可分, 它产生于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大变革:民主思想传播、群众的政治运动, 以及那种我们创造了世界我们也就能改造它的观念 (2) 。与此同时, 意识形态对于工业革命的进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学者克拉莫尼克和华特金斯在考察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变迁后也认为, 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意识形态的力量, 由必然进步的信念所唤醒、所培育的希望, 始终以最初的魅力激励着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运动。如果没有这些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运动的帮助和支持, 工业革命本身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或者至少永远不会发生它已经展示的那种迅速而广博的状况 (3) 。由此可以看出, 对于处在发展中的现代性的开放社会, 社会开放变革过程与其意识形态的发展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二者结合在一起, 共同造就和开创着社会发展变化的新局面。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带动中国社会发生全局性变革的重大事件。它开启了当代中国社会飞跃发展的新时代, 被邓小平称作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4) 。改革开放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农村经济生产经营模式的调整为突破口, 既表明了这场变革所蕴含着的对固有意识形态束缚的率先突围, 又反映了生产关系变革在促动社会整体变革中的积极作用。
(一) 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发展困境导致改革开放必然发生
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同时也遭遇了一些困境。就意识形态领域而言, 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尽管出现了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需要和环境规制而向执政型意识形态转变的要求与端倪, 但在主体上仍旧沿袭了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那种带有暴力专政色彩、充满阶级斗争思维的革命型意识形态的传统模式。按照雅诺什科尔奈的说法, 这种传统模式在发展成熟并稳固下来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 尽管也还容忍其他意识形态的存在, 但不存在不同意识形态为赢得人民的真心支持而展开的公开竞争虽然不时也会出现与官方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 但是多半会很快消亡, 而且基本上都是半合法或不合法的 (5) 。也就是说, 在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主要强调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紧密统治力与全面控制性。当然,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和发展的初期, 出于巩固政权和革命成果本身的需要, 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防范觉悟和保卫意识既是必要的, 也是必然的。实际上, 这种革命型的意识形态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 也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 在经典体制建设的过程中, 所有`层面都涂满了意识形态的涂料。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稳定并最终固化密不可分, 因为在这一过程中, 意识形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并为现实中出现的东西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1) 。但是,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逐步成为社会实践的核心命题, 过去以革命和斗争为主题的传统意识形态与建设实践主题之间不统一、不协调的张力就越发明显, 由于革命型意识形态的阶级运动主张与建设型社会的核心实践要求之间、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期望和实际生存需要之间的客观差异, 在整个经典社会主义时期, 官方意识形态许下的诺言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和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法兑现最初的承诺就成为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 (2) 。在这样的情势下, 社会变革势在必行, 应改革开放要求而构建并发展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任务也就愈发明显地提了出来。
(二) 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取向
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以后, 经过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向与目标也逐步清晰和明确。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方位和历史任务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并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方向、目标和任务。这个要求是在改革开放得以继续推进的前提下提出的, 也必将与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全过程相伴随。这样,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 改革开放不仅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与构建提供了契机和条件, 为其发展提供了物质准备与客观基础, 同时也指示着其构建目标和发展取向。概括起来, 由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与客观进程所决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取向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取向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真正迈开了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不二途径和关键环节, 而现代化又是当今社会开放和发展趋向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 融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系的不断建构与调整过程之中。从思想来源上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固然不能脱离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发展中积累和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但在时代主题、核心内容、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上必须以体现时代性和保持鲜活性为指向, 以创造和谐、稳定、有效、守序、充满时代精神的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为根本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说,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革命型向建设型、由斗争型向和谐型、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肇始, 也是改革开放启动的社会全面转型的产物与结果。它与革命时期乃至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其现代化的根本取向。
第二, 体系的开放性。相对于过去社会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保守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发展目标是其体系的开放性。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 意识形态必须实现和谐化。党的十七大提出, 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3) 。这意味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是一个兼容并蓄、闳放大度的意识形态体系, 必须善于甄别、敢于接纳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蕴涵的意识形态观念。当然, 意识形态的和谐化并不是抹煞和掩盖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与争端, 更不是搞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而是既提倡主旋律、有效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指导性和主导性, 抵制意识形态杂质, 有效应对意识形态斗争, 又充分尊重意识形态领域内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客观趋势以及意识形态日渐复杂化的时代潮流, 采取全面、客观的立场和理性的手段科学处理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在保障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同时尊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与合理发展。
第三, 功能的多元化。长期以来,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塑造的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发动和开展旨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和主题, 阶级性突出, 政治化色彩强烈, 形式也相对单一。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功能是由革命年代的时代要求和社会主题所决定的有其客观性和合理性的一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是以建设型意识形态取代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过程, 为适应社会实践内容和形式的转变, 意识形态必然要承担起更多的功能。从社会角色上看, 意识形态在统一意识和归化思想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美国学者丹尼斯姆贝指出:意识形态在掩饰不同群体的各种旨趣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且表达了强调组织价值观和目标的统一性和一致性的组织现实。 (1) 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向人们提供用于指导世界观的信仰体系, 它还在各种社会行为者创造其赖以生存的真实世界的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此外, 意识形态还能掩盖或转化存在于行为者体验的社会现实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互相竞争的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 由此而形成社会现实中的集体意识。 (2) 因此,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除了要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导向、科学的思想指导和坚强的理论支撑, 以和谐思维理解、保护与激励政治行为和社会斗志之外, 也承担了凝铸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培育共有的精神家园、统一民族意志和精神、凝聚社会人心和力量、协调各种思想关系、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任务。因此,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除仍要发挥其政治保护功能外, 必须突出其经济发展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等, 即必须拓展多元化功能的空间。
从其产生的根源和根本属性来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而发展的一种新型意识形态。它脱胎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革命型的意识形态, 但又必须适应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社会过渡与转型的内在要求, 因此, 它在总体上必须朝着日益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向着民主、和谐、理性、文明的目标不断迈进。
(三) 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原则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实践经验和未来前景以及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关系, 在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命题, 也是在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态势、实践环境、发展形态、预期目标及作用主体进行充分考量和准备的基础上提出的战略决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必须吻合、统一, 反映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精神。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原则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核心精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它要形成的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和谐所要求的并不仅仅限于社会的稳定, 而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重结构有机联结, 人际、社群、阶级阶层等多个层面和谐相处, 社会资源兼容共生, 社会结构运行合理, 社会行为规范有序的综合性、协调化的态势。它要求实现自然、人、社会与世界之间的有机平衡、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因此也就要求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思想包容性、运行有序性、结构平衡性上体现有机和谐的内在精神要求, 这种内在精神要求的本质就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中, 和强调包容性, 不同关注差异性, 美美与共要求在以自身为美的同时也要以他人为美, 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是包容和差异、利己和利他的辩证统一与有机结合, 即在发展意识形态包容性的同时尊重意识形态的差异性, 在自尊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利益、价值和选择, 唯有如此才能营造和实现社会与世界的真正和谐。
第二, 互利共赢、民主协商的实践标准。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的多维变革, 特别是引起了社会发展环境、组织结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变化, 使得原来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尚未生成的或潜隐的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秩序、现实与理想、稳定与变迁之间的冲突和张力生成或凸显出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和谐化的意识形态, 这种和谐化的意识形态既不是抽象思维的产物, 也不是超验主义的推论, 而必须源自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的、现实的实践。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构建和谐化的意识形态, 需要以平等、民主为起点, 以尊重各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达到和睦共赢为基准,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按照互利共赢、民主协商的标准来处理各种关系, 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要摒弃狭隘的思想和利益成见、避免狂热的政治情绪、戒除一刀切的简单思维, 采取协商讨论的办法化解冲突、消除分歧、实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在利益分配、利益享有上的公平、公正, 达到维持社会的持续进步与均衡发展的目的。
第三, 文明进步、活跃繁荣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崇尚文明、追求进步、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社会。要实现社会真实而充分的和谐, 除去社会物质层面的文明和进步外, 特别需要促进意识形态的文明和进步, 达到社会思维的活跃和社会思想的繁荣。不管在什么社会形态中, 野蛮、落后、僵化、颓废的意识形态只会导致社会的愚昧和停滞, 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极其不利。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说, 文明进步、活跃繁荣必须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目标指向, 成为衡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发展水平的标杆。也就是说,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除去在社会实践领域中传播和缔造文明、鼓励和支持进步外, 还必须在社会意识和思想文化领域中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活跃有序、繁荣昌盛的局面, 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和谐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的现实要求。
三、在扩大改革开放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新局面
今天的改革开放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客观的、必然的进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选择。在继续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的时代任务中, 构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任务艰巨且迫在眉睫, 需要从组织领导、文化建设、主体开发等方面着力, 积极推进意识形态的和谐化, 营造民主、文明、稳定、繁荣的意识形态新局面。
(一)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 在任何国家、时代和社会形态中都是如此。忽略或放弃了对意识形态这一本质属性的把握, 就会丧失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和主动性, 从而也就会失去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并将导致严重后果。与此同时, 意识形态工作也并不完全等同于纯粹的政治斗争, 它包含了复杂、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 与社会结构的诸多层面都有内在的联系。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来的历史经验看,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 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取得成就的保障。胡锦涛指出:党管意识形态, 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 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 必须始终牢牢坚持,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1)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从表层组织到内部结构都开始发生变革, 在与外部社会环境发生日益广泛的接触中, 意识形态工作将会变得更为复杂, 更加困难。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其中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加强党对改革开放进程中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首先需要始终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和指导思想,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同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处理并妥善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问题, 特别是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关系, 在坚持主心骨的同时尊重思想差异、包容多样思维、化解思想矛盾、消除观念冲突, 创造意识形态的和谐局面;其次, 要充分增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导的合法意识与理性责任, 除了从思想、理论、政策、纲领、路线等方面推进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理论贡献外, 更要努力发挥党在意识形态实践创新中的作用, 切实保障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由形而上的务虚转化为形而下的务实;再次, 要通过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工程来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能力和真实水平,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 改善党的领导作风, 转变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陈旧思维和落后观念, 打破僵化、教条的思想束缚, 消除对过去传统做法的顽守。
(二)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文化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互有统摄。从狭义的角度看, 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不仅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 也是塑造人们意识形态观念的根本载体。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看, 持续发展中的文化始终是培育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思想观念的母体, 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党的十七大提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 (1) 它凝聚并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表征和精神支柱, 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就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看,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 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途径。因此, 在改革开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进程中, 需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
以构建和谐的意识形态为指向,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应重视提升社会主导文化的发展水平, 拓展其建设与应用空间, 这就需要大力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的、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时, 也要结合着中国的国情与发展实际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程来支持先进文化的发展, 培育全社会共同的社会理想、文化精神和道德品质, 在妥善地处理文化的主流与支流、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基础上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确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精神指归, 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 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此外, 还要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把主导文化建设与主流文化以及非主流文化的建设与管理有机统一起来, 通过积极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与条件支持文化事业的创新, 培育新的文化业态, 提高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向人民生活实践和生产过程的实际转化度,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三) 促进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和日常化
长期以来, 过于抽象化和学理化的装扮使意识形态与世俗生活之间有所疏远, 并产生着隔膜, 造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意识形态普遍抱有厌离感和冷淡心。这种状况, 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存在的扭曲。意识形态尽管具有抽象性和超越性, 但毕竟不是存在于真空中, 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现实中。因此, 将意识形态还原到日常的、现实的生活中, 是构建真实、普遍的意识形态的关键。也就是说, 只有当我们在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感受不到任何对立时, 即, 在一种意识形态成功地决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何种方式体验现实时, 这种意识形态才会真正地`掌握我们 (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构建的意识形态是强调主体参与、关注人际关系、突出现实生活的和谐化的意识形态。在和谐社会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体系中, 个人并不是冷眼的旁观者, 需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 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目标与重要途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参与社会思想意识建设和文化生活中。丹尼斯姆贝提出:社会现实就是由主体的互相联系和有组织的实践产生和再现的。意识形态由这些社会实践所构成, 同时又反过来向社会行为者宣传这些实践的意义。 (2) 可见, 意识形态只有广泛地深入到生活和人群中, 也即最大限度地实现大众化和日常化, 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内在作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促进意识形态大众化和日常化的关键就是要实现意识形态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使意识形态还原到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来。这首先需要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和生活实际出发审视意识形态理论、思想的表达方式和应用程度, 防止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和学说沾染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流派作风, 使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从高深、抽象的思维体系和逻辑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其次, 要破除板着面孔作意识形态宣传的衙门习气, 加强用意识形态理论的鲜活形态武装思想、教育人民的工作, 用朴素、真实、鲜活的语言把党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成果和创新理论特别是党在领导各项建设过程中提出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传递给人民大众, 使之走进人民群众的头脑和心灵中;此外, 还要努力做好意识形态的日常应用工作, 特别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解决各类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具体问题, 从而使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实与未来走向的政治思想、理论学说、价值观念、社会精神、道德规范获得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实践基础。
注释
1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233页。
2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15页。
3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33页。
4③克拉莫尼克、华特金斯:《意识形态的时代-近代政治思想简史》序言, 章必功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17618页。
6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73页。
7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21页。
8①《斯大林选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438439页。
9②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 孙兆政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3页。
10③克拉莫尼克、华特金斯:《意识形态的时代-近代政治思想简史》, 章必功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34页。
11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59页。
12⑤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第45页。
13①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46页。
14②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50页。
15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33页。
16①丹尼斯.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 陈德民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60页。
17②丹尼斯.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 第8081页。
18①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03年12月8日。
19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第34页。
20①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第69页。
21②丹尼斯.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 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