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亚文化传播中的污名化现象
“周亮解说门”使上海人与苏北人之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亚文化矛盾从潜隐再度走向显露，以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周亮上海人的身份在此次事件中被高度放大且被符号化，沪苏两地的矛盾由此升级为地域群体之间的网络骂战。本文以污名化理论和污秽理论为基础，结合网络化的现实环境，阐释跨亚文化传播中各个群体的行为逻辑，分析亚文化群体间污名化的成因与扩散，以深刻理解地域矛盾这一广泛的社会现象。
一、“周亮解说门”背后的亚文化矛盾
二、“周亮解说门”与污名化
尽管如今的苏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善，南通等地相当发达，但从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衡量指标看，大多数城市如盐城、淮安、宿迁等仍处于落后地位。上海在改革开放以后进一步发展繁荣，是经济、金融中心，GDP总量居全国城市之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林克（B.G.Link）和费兰（J.C.Phelan）在《概念化污名》（Conceptualizing Stigma）一文中指出，被污名的程度完全视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可得性而定，只有一个群体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左右公众对另一个群体态度的时候，污名才会存在。上海由于经济上的强势地位，能够对弱势群体施以污名化、社会歧视和社会区隔，加之本地亚文化与移民亚文化的尖锐矛盾，针对“苏北人”乃至所有“外地人”的歧视，在上海人群体中始终存续并有所衍生，一些新的社会偏见正在借助新的技术手段与新的社会议题而延展。
三、“周亮解说门”中的两大对立阵营：江苏人vs上海人
“周亮解说门”事件发生后，迅速分裂出两大对立的阵营。遭受歧视的江苏人迅速在网上集结，2014年10月1日当晚微博便出现“#解说辱骂江苏球员#”的热门话题，阅读量达到700多万;在周亮拒不道歉的情况下，又出现“#周亮滚出解说界#”等攻击性话题，江苏球迷还发起了抵制周亮供职的PPTV聚力，向足协、广电总局控告周亮等后续行动。
在百度贴吧的“上海申花吧”，则出现“苏北狗骂得好！骂得解气！道德帝去死！”、“一人一句苏北狗，顶周亮！”之类的网贴，网友称“谢谢周亮，把苏北狗三个字弄得全国闻名”、“这下苏北狗这称呼从民间走向全国了！足够苏北狗怄气好几年了！毁灭性地打击了苏北狗的嚣张气焰！” 此外，有上海申花球迷号召在10月4日的联赛中支持周亮：“我们是一群热爱申花而走在一起的死忠，一个社会团体，我们有自己的言论发表权，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别用道德来绑架我们，我们不吃那一套，关于周亮事件我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态度，觉得是我个人行为的请明天晚上打开电视，把你的音量调大，虹口足球场会让你听到我们的态度！”果然，在当日上海绿地申花与哈尔滨毅腾的比赛前，上海球迷有组织地齐声高呼“谢谢周亮”，口号声响彻虹口足球场，并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双方球员握手后，这些球迷又高喊：“申花万岁！”
周亮一声 “苏北狗”歧视标签，使得潜隐的“上海人-苏北人”亚文化矛盾再度激烈地呈现出来，在两种地域身份间制造出对立的阵营。此后数天，网络空间中上海人和苏北人的骂战仍未停息，并不断有两地之外的亚文化群体及其成员卷入到这场舆论风波之中。上海人与苏北人之间的亚文化矛盾，不再单纯地体现为“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6]的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污名化不仅体现为社会强势群体（上海人）对弱势群体（苏北人）的贬损和侮辱（如“苏北狗”），也体现为社会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嘲弄与反击（如“周亮滚出解说界”），由于社会分层的细化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增多，相当多的公众――无论是否与两个地域有直接关涉――都参与到相互污名的过程中来，使得污名对象不断泛化，亚文化群体间的污名关系也愈加交错复杂。
四、“周亮解说门”的深层根源：上海人与苏北人亚文化矛盾
（一）群体间的亚文化差异。
“上海人”、“苏北人”两个群体的划分，体现了群体的亚文化差异，即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根据社会同一性理论，当群体形成时，个体对群体的态度随之产生，群体内的自尊行为和群体间的歧视行为也随之存在。因此，群体划分本身就能够引发敌意性的群际行为。[7]此外，在当今中国，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过大，本地群体出于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对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受益额度的不满，往往会积极建构污名化标签，对弱势外群体进行排距。上海人对苏北人施以“苏北狗”之类的污蔑性称谓，贬抑苏北人群体的社会身份、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使之遭受社会歧视和社会区隔，能够增强内群体的认同、自尊与优越感。
（二）消极刻板印象的代代相因。
出于各种社会与自然因素的影响，上海与苏北间的地区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从地区差异发展为地域歧视，则存在一个消极刻板印象的建构过程。根据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的观点，刻板印象的形成与稳固需要“去语境化”，“将历史转化为自然……冻结成某种自然的东西”，就是去除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境况的联系，只余下固化的概念和框架。[8]上海人对苏北人的污名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在如今“上海人-苏北人”亚文化矛盾的框架中，许多原始因素已经消失或改变。例如，苏北地区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进入上海的苏北人也不再像当初逃难逃荒不得已而流入上海的先辈一样只能从事低端职业，而是拥有一定的学历和技能，能够获得体面的工作甚至巨大的商业财富。但是，对苏北人群体的刻板印象仍然顽强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并被地域上的上海人、苏南人广泛认可。“苏北狗”一词的出现与风行，及其受到的有悖情理、有违道德的支持和追捧，原因之一正在于此。
李普曼在其《舆论学》一书中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刻板印象是认识事物、处理信息、从“乱糟糟混乱的现实”建立起秩序的必要手段;但是，刻板印象是不公正和具有偏见性的，会阻碍人们的理智和抵制社会变迁。上海人对苏北人消极的地域刻板印象的建构，导致了对苏北人群体的污名化，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媒体工具的出现，各个群体及其成员的话语权力和表达渠道不断拓展，进一步出现了苏北人与上海人之间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的相互污名，以及其他阶层、群体普遍参与的交错污名的局面，并极有可能导致更大范围内地域矛盾、信任危机和社会风险的加剧。
（三）资源利益的争夺。
在当代中国，地区发展差距导致了急剧与大量的人口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带来对社会资源的争夺。以美籍土耳其心理学家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为代表的现实冲突理论认为，当资源有限的事实遇到竞争的态势，由于群体间成员为争夺资源形成 “战争和抢劫”的关系，因此人们会普遍拥护内群体，反对外群体，这种冲突的结果就形成对外群体成员的偏见和歧视。[9]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资源总是有限的，公共基础设施、教育条件、卫生医疗条件等并不能满足所有成员的需要，亚文化群体内部同样存在着资源争夺的现象，比如市民争相购买学区房等。上海作为移民城市，外来人口规模的膨胀使资源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作为个体的上海人在群体内部争夺资源的同时，还要同群体外部的庞大人群博弈。亚文化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反而在资源集中的特大城市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网络论坛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火药味十足的所谓“地域帖”，认为正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才导致了上海拥挤的交通、过高的人口密度和工作岗位的稀缺，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制造或散布了外地人与上海人的对立情绪。因此，“苏北狗”这样的歧视性称呼绝非偶然，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语言符号，也绝不仅仅指代上海人对苏北人的怨气，而是上海人对外来移民积怨已久的缩影。由此可见，亚文化群体之间只要存在着资源利益的争夺，其对话空间就是有限的。 综合理论和现实因素，上海人和苏北人的亚文化矛盾不是一纸行政指令或者单纯的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0]各个亚文化群体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社会分工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利益分配也存在不同，因而产生了各种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利益冲突。地域间的相互污名正是这些利益冲突集中爆发的一种形式。
五、“周亮解说门”何以波及全国
百度贴吧上海申花吧网友称“感谢周亮让苏北狗的名誉响彻全球”，言论偏激，却真实反映了“周亮解说门”事件在网络公共空间中的蔓延与扩散。在百度贴吧中，除上海和江苏两地之外，鲁能贴吧（山东）、天津泰达吧（天津）等都有辱骂“苏北狗”的网贴出现;微博中也有各个地域的网友站在“炮轰周亮”或“力挺周亮”、“为江苏鸣不平”或“支持上海”的对立立场上积极发声，甚至演化为各个亚文化群体间的网络骂战。这表明，“上海人―苏北人”之间的污名化框架已经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其成因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动与利益群体冲突，为污名化的扩散提供了现实基础。
在跨亚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我群”对“他群”的看法与权力关系格局存在如下关系：权力关系若稳定，我群成员自我感觉地位稳固，则对他群看法的扭曲程度就不会太大，想象与现实相距不远;反之，当权力关系不稳定、地位受威胁感增强时，内在的压力及竞争就会产生一种共同信念，导致走向极端的幻觉和刻板印象。[11]当今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不断变动，各种利益阶层、经济主体、文化观念间矛盾频发，为污名化提供了萌发和衍生的土壤。“上海人-苏北人”之间的亚文化矛盾能够“应者云集”，波及全国，与这种现实环境密切相关。
第二，互联网拓展了污名化传播的时空范围，使群体间冲突升级为全国性事件。
互联网作为虚拟公共话语空间，能够将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人们聚合在一起，个体的观点、情绪借助暗示和感染机制迅速扩散，使得群体性冲突很容易升级为全国性事件。借助互联网传播的即时性和交互性，“苏北狗”一词迅速成为网络热词，跨越了地域阻隔，使得这一污名化标签在更大范围内被周知。
上海解说员周亮对苏北人的污名，激起了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排外思想的内隐式记忆，微博话题“#解说辱骂江苏球员#”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周亮的地域身份使得曾经遭受过歧视的外地人有了发泄的窗口，也使全国人民关于“上海排外”的刻板印象得到事实性支持。
第三，互联网为蒙受污名者与其他社会群体提供了“混合接触”的空间。
网络为蒙受污名者提供了辩驳的场所，在扩大事件影响力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拓展了牵涉事件的人群。戈夫曼在《污名》一书中提出了“混合接触”的问题。混合接触即蒙受污名者与社会群体处于同一“社会情景”的时刻;换言之，双方同时在场，无论是以交谈的方式相遇，还是仅仅聚在一起而不相互注意。[12]在传统社会中，蒙受污名者与其他社会群体往往相距甚远，污名的传播范围、传播人群有限，发生直接接触的群体人数较少，因而冲突也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打破了地域的阻隔，污名的传播效率空前提高。网络成为蒙受污名的苏北人和广大网民发生混合接触的一个重要公共空间，二者以交谈的方式相遇。在这一空间中，诸多亚文化群体的冲突以相互谩骂的方式激烈地呈现出来。
在“周亮解说门”事件中，江苏人和上海人是涉事双方，网络化环境延长了二者冲突的时间，扩大了冲突的影响力，以至于新华社在一天中连发两篇评论引导冲突的淡化。同时，江苏人和其他地域的网民也在群体极化的机制下产生了冲突。在混合接触的过程中，蒙受污名者常常无法确定其他社会群体对自己的“真正”态度，容易将真实的对立群体无限扩大。“苏北狗”这一称呼原本仅在苏南、上海等地盛行，但通过网络的传播迅速扩散至全国网民，部分并不了解其歧视意味，仅出于它的趣味性而在贴吧、论坛中使用它的网民很容易受到苏北人的误解，从而遭致群体性攻击。
混合接触还会使蒙受污名者解释日常事务的寻常标准遭到削弱，将一些客观的评价进行敏感性处理，更多地以不友好的虚张声势对待混合接触。此次事件中，网络空间针对苏北地区的一些正常讨论，由于苏北网民的敌对情绪和评价标准的变化而被理解成地域歧视的言论，这既破坏了网络理性讨论的空间，又给其他社会群体污名化苏北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四，“意象挪用”使亚文化群体间的冲突更加激烈。
“周亮解说门”发生后，上海社群对苏北群体的侮辱方式遭到了其他省份网友的意象挪用。2014中国足协杯决赛山东鲁能对阵江苏舜天的比赛结束后，鲁能球迷在社交网络上频繁使用“苏北狗”的污名对江苏球队及其球迷进行羞辱。
网络世界中，区域冲突的原因相对复杂，故而冲突域的主体成分也更加凌乱。上海人对“苏北”群体的侮辱方式遭到了其他身份球队球迷的挪用，当这些球迷所支持的球队与江苏队进行比赛时，他们会使用这一意象对江苏球队与球迷进行挑衅。“意象挪用”的缘由并不在于江苏同该群体所在省份的经济利益冲突，网友认同的是该词汇的攻击性，这种辱骂方式已经脱离了创造者的控制而成为一个开放的意义空间，任何对苏北甚至江苏不满的群体，都将自己的情绪放到该词汇当中，借助词汇长时间形成的攻击能量高效率地提出挑衅与斗争。
匿名的网络拒绝平庸无趣的表达方式，没有人会在意他人的普通生活，人们在互联网的讨论中需要的是新奇、怪诞、惊世骇俗与石破天惊，由此谩骂、歧视、吐槽成为群体聚集的高效手段，上海人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而对苏北人发起的攻击在互联网世界中因而有其生命力。针对“周亮解说门”的严肃认真、客观持中的评论很难被注意，言辞激烈、用语尖刻反而能获得喝彩与追捧。
与上海、江苏等地并无经济利益纠葛和文化区隔的网民，纷纷急躁、冲动地参与网络骂战，或者将辱骂苏北群体、传播地域歧视当作一场贬损弱者、抬高自我的精神“狂欢”。这种芜杂、失序的网络化环境与现实因素相叠加，使“苏北狗”代表的亚文化冲突跳脱出了“上海-苏北”两地的框架而走向全国。
六、结语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再度引发了新的移民浪潮，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精英。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上海人在污名化外地人的同时，自身也遭受着中国最著名、最持久的歧视，也在不断修正自身的形象。作为一座国际性移民城市，上海能否吸引和包容更多的外地精英，是一个关乎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上海人理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人口的流入，破除地域优越感，主动寻求与其他亚文化群体的沟通。
现今，每三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是外地人。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一直在强调不同族群间的融合，构建‘新上海人’的概念。他认为：“‘新上海人’不是指新进入上海的人，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城市共同体找到一些独特的精神特质，形成一种价值观，如果我们大家又都能对此产生认同，那么我们都可以被称为‘新上海人’。”[13]“新上海人”不再以地域作为划分族群的标准，更适合上海这座移民城市以及这个自由流动的时代。随着上海经济发展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上海人的文化反思，我们有理由期待“新上海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