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亲属容隐”制度的前世与今生
最近网络上炒的沸沸扬扬的哈尔滨“越狱杀警案”再次将关于“亲属容隐”制度的讨论推到了风口浪尖，广大网友以及众多专家学者都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亲属举报到底是“大义灭亲”还是“有悖人伦”？举报是出于内心正义的召唤还是基于所谓奖金的驱使？对此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毫无疑问的是高玉伦的亲人们并没有因为“大义灭亲”而被村民们认同，得来的奖金也将他们平静的家搞得鸡犬不宁。这不免在社会上引发一场道德和法律的大讨论。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前世
（一）先秦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
“亲属容隐”制度的思想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据《论语》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认为近亲属之间互相包庇犯罪，是亲人之间真情的流露，符合儒家的伦理纲常，不能认为是犯罪。事实上，孔子当时主张的仅仅是父子可以相隐，因为这体现了儒家的孝道。孔子的经典论断成为了后世“亲属容隐“制度确立的重要理论基石。
（二）秦汉时期――“亲亲相隐”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
即使在实行严刑峻法的秦王朝，虽然鼓励百姓积极告发犯罪，但对父母子女之间的告发也有限制。云梦竹简的《法律问答》中有记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我们不难看出，即使在这样一个鼓励互相揭发罪行的朝代，也有“亲亲相隐”思想的渗透。
在西汉初期，首匿作为一种重罪，即使父子亦不得相隐，以此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亲属容隐制度才得以确立。汉宣帝时又颁布了一道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份诏令的颁布在亲属容隐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意味着“亲属容隐”已经由道德观念上升为一项法律制度。此后，亲属容隐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封建法律制度代代传承下来，绵延两千多年。
（三）唐宋时期――“亲亲相隐”发展成熟，形成完备法律体系
“亲亲相隐”制度发展到唐朝已形成比较完备的规范体系，为后世历代所沿袭。唐律中亲亲相隐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容隐的亲属范围扩大，全部的同居亲属（不论服制）、不同居的小功以上亲属也可相隐。身份低下的部曲、奴婢虽然与主人没有血缘关系但也可为主人隐瞒罪行。
2.从容隐的的程度来看，不仅可以互相包庇犯罪不去揭发，而且还可以为犯罪亲属通风报信，帮助其逃跑。
3.将相互告发亲属的行为定为犯罪。同时，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律规定有相隐义务的亲属免除作证的义务。
4.如果犯有谋反、谋大逆、谋叛者等危害中央集权的罪行则不适用。
宋代的《宋刑统》在亲属容隐制度方面没有什么创新，基本照抄唐律。明清时期也大多沿袭唐宋律的规定，只是某些地方做了一些细节性的变化：首先，容隐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前人未提及的岳父母及女婿也纳入到相互容隐的范围内；再者，在不适用亲属相隐制度的例外情形中加入了“窝藏奸细”这一罪名。
（四）清末民国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转变期
清末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清末修律运动的开展，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法系土崩瓦解，但这个时期的法律还是对亲属容隐制度做了一些保留。
清末《大清新刑律》是改革派和守旧派激烈斗争的产物，因此出现了正文与附则并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现象，但二者又都对某些封建制度有所保留。《附则》中规定：“《大清律例》中的十恶、亲属相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亲属相盗、相殴以及发冢、犯奸各条，有关伦理纲纪，不能蔑弃，犯此罪者仍按旧律科刑”。这其中就有亲属容隐制度。
民国时期制定《中华民国刑法》也有“同居相为隐”的法律规定：在一定亲属范围内，为了包庇亲属罪行而毁灭证据，帮助犯人逃脱不负刑事责任，对尊亲属不得自诉、有权拒绝为亲属定罪而作证等。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今生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传统儒家思想被当成了文化糟粕而被弃如敝履。“亲亲相隐”制度自然也难逃厄运。而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励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告发，更加造成了社会信任感缺失和人性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维护法律权威而淡漠了人情，始终未提重构“亲亲相隐”制度。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若不细看，你会以为是“亲亲相隐”制度的重出江湖，但仔细推敲，该条文只规定了审判阶段的拒绝作证，而并不包括侦查阶段。老《刑事诉讼法》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依据该条文，定案证据必须是经过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的证人证言，但是新《刑事诉讼法》59条修改为，“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的条文不再要求法院在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之后才能采信。即使近亲属证人审判阶段不出庭其侦查阶段的证言并不当然排除，相反，证言可在证人未出庭的情形下进行法庭质证，并可被法庭采信。这种拒绝出庭制度，并非“亲亲相隐”制度中的拒绝作证制度，近亲属拒绝出庭制度保留了证言，剔除了证人出庭的义务，结果使得难以质询的证言容易被有失偏颇的采信，更加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也许立法者的原意是想让“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重新回归。但在没有规定证人证言必须经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方能采信的前提下，该条款反而沦为更易将被告人入罪的制度，而无论被告人是否真的有罪。
这种近亲属拒绝出庭制度就像罂粟花，妖艳唯美，披着“亲亲相隐”制度的外衣，用起来上瘾，犯罪嫌疑人更容易被入刑。控诉机关也不必再担心被胁迫作证的证人当庭否认自己的证词；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将会更加泛滥；控诉机关可以迅速破案结案，却会导致冤狱增加、人权践踏的恶果。
三、结语
“亲亲相隐”制度贯穿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而绵延不衰，肯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它在维护家庭伦理关系、扭转社会信任缺失局面、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几乎见证了中国古代全部的礼法融合的历史演进进程。我国当今社会迫切需要“亲亲相隐”制度来重塑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危机，使得社会道德滑坡的势头得到遏制甚至逆转，以后像哈尔滨“越狱杀警案”这样的道德悲剧不会再重演。但从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发展状况来看，想要这一制度能够真正“王者归来”，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真的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