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春天:一九七八年的全国科学大会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被重新提出，人们日益认识到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中共中央为此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为四化服务的热情，1978年也由此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春天。

“开个科学大会，把劲鼓起来”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国上下都以一种十分迫切的心情，希望把工业、农业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上去。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然离不开科学技术。为了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也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科学大会。

197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如何恢复和开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会上说，“四人帮”的干扰在科技方面确实很大，打击了科技队伍的积极性。要把科学技术在二三十年内努力搞上去，要揭批“四人帮”，肃清流毒，澄清思想。我们要认真地搞。考虑开个科学大会，把劲鼓起来。人数要多一点。这个会要使全国震动。科学大会的规模可以大些，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人民有贡献的专家和群众，要给予表扬，戴红花。他们应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要送个“红本子”，要拍电视、电影。把全国有成就的科学家请来。华国锋还说，科学技术不仅本身要现代化，而且要走在前面，要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科学大会要开得热火朝天，科学要兴旺发达起来，要捷报频传，有贡献的都要奖励。他还表示要亲自参加科学大会，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参加。

会议决定，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全国科学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负责筹备。

1977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正式宣布：“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走到经济建设的前面，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却落在后面。这个问题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必须认真抓起来。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要交流经验，制定规划，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把科技战线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通知》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建设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队伍，拥有最先进的科学实验手段，在理论上有重大创造，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在科学技术的主要领域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促使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世界的前列。《通知》强调，能不能尽快地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

《通知》说，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科学技术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我国科学技术事业遭受极大的摧残，拖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同世界科学先进水平本来正在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并且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前，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一批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把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运动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

同一天，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恢复了主管全国科研工作的领导机关，并任命方毅为国家科委主任。为了鼓励广大科学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叶剑英在这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攻关》的短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9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正如方毅所说的，叶剑英的这首诗，“寄托了对我们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无限关怀”。

与此同时，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以及各大军区等方面的负责人，共200多人。会议认为，能不能尽快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不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显示出来，社会主义就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不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国防建设的面貌就不能迅速改变，就有落后挨打的危险。

自从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后，全国人民对于这次大会寄予了无限希望。全国科学大会定于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消息发表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就收到了近两千封热情洋溢的来信，热烈祝贺科学大会即将召开。此外，还收到向大会献礼的科研成果和各种物品五六百件，其中包括科学论文、设计图纸、实物模型、锦旗、诗画以及现款等，还有近百种祖传中医秘方。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郭沫若、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陈慕华、赛福鼎、王震、谷牧、康世恩、粟裕、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这次大会。 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科学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邓小平说，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又红又专问题曾长期困扰着广大知识分子，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又红又专作为对知识分子的原则要求，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以及用什么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红”的标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白卷英雄”捧为“红专”典型，而将那些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斥责为走“白专”道路，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在讲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强调指出：“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就是红的重要表现，就是红与专的统一。”

邓小平认为，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人员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具体表现，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

第三个问题，在科学技术部门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邓小平说，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也都应当有相应的转变。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出又多又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

他还讲到做好后勤工作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最后邓小平说：“路线是非基本澄清了，规划制订了，措施提出来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现在，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

邓小平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清算，透彻地阐明了知识分子政策上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们感到了党的温暖”

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还是一次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动员大会和誓师大会。邓小平在讲话中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红专关系的论述，深深地打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他们纷纷发言，表达自己的兴奋心情。

北京市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鲍文奎说：邓副主席明确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这使我们放下了多年来压在身上的沉重包袱。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知识分子被诬蔑为“臭老九”，像我这样到外国留过学、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无论如何也休想摘掉。戴着这样的精神枷锁，纵有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愿望，也总不敢理直气壮、放开手脚去干。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明确了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称号，对我们来说真是来之不易。我为之感到光荣和自豪，要一辈子珍惜它。

复旦大学教授谢希德说：邓副主席的报告使我们感到了党的温暖。“四人帮”把“两个估计”套地我们身上。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扭住不放，把我们往敌人一边推，剥夺我们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干工作的机会。现在邓副主席在报告中指出，“一个人如果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鼓舞。邓副主席还说，即使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也是教育帮助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丢掉一切顾虑，解除一切束缚，在工作上可以甩开膀子大干，在学术上敢于提出创新的见解了。

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江泽涵说：我是搞理论数学的，搞了50年数学。好些年来，只要一搞政治运动，总是涉及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自己老是挨批。不是说我“三脱离”，就是“成名成家”，“四人帮”横行时，好多年不准我搞研究。我有时埋怨自己，当初不该学数学。邓副主席的讲话，讲清楚了这几个问题。我感到，今后只要注意世界观改造，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就可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搞业务，搞理论研究了。真是太使人高兴了。

天津大学水利系教授赵今声说：过去“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劳动人民之外，自己在思想上也受到很大影响，认为自己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是外人，把自己当客卿。办事慎重又慎重，说话掂量又掂量。听了邓副主席的讲话，使自己真正感到是主人翁了。

四川成都工学院教授徐僖说：在旧社会，最大的一种痛苦是失业，看不见前途。“四人帮”横行时，最大的一种痛苦是不让我安心地工作。林彪、“四人帮”把红专问题搞得十分混乱，仿佛自己在走钢丝一样，总是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摔下来。听了邓副主席的报告，思想清楚了，使我增强了信心。

包头钢铁公司冶金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徐来自说：在“四人帮”当道时，能把我当成团结对象，就心满意足了，但根本不可能。那时搞科研也有“罪”，自己被关进“牛棚”，受残酷折磨，要我承认是“爱因斯坦门徒”。现在换了一重天，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后顾之忧消除了，要全力以赴搞科研。

邓小平的讲话，对于与会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如同久旱甘霖。早在1956年1月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说过这样暖人心、鼓干劲的话，这之后，他们已经许久没有听到了。听完邓小平的讲话，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是激动和兴奋，更多的感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河北大学化学系教授沈家驹说：我是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即使在“四人帮”横行时，我不能不干工作。我到一个化工厂，看到许多技术问题不能解决，工人欢迎我，就跟他们搞了“三结合”攻关小组。小组刚成立，有人就对工人说，你们又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那时，辛辛苦苦从事科研，不算劳动者，总被人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是不服气的，那时不敢公开讲，只能私下嘀咕。现在邓副主席为我们说话了，我们解放了。

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张开济说：最近我院落实了政策，为我恢复了总工程师职称。有人说，你要注意点，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下来。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听到这里我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我现在只有一个“上”字，那就是上前线，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冲锋陷阵。

北京医学院叶恭绍教授说：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念了一辈子书，总想做点事。“四人帮”硬说知识分子是“反动的”，把我搁在“反动学术权威”的位置，我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了。华主席、邓副主席给我们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我感到自己有用了。

淮南矿务局科研所副所长、主任工程师张作湘说：我是煤矿工人，党培养我成为大学生，毕业时周总理接见了我们，勉励了我们。回矿后，我与工人一起奋战了几年，研制成我国第一台倾角较大的煤层用的伪倾斜柔性掩护支架。可“四人帮”横行时，我也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把我赶出办公室，下放当会计，多年积累的资料也被搞掉了。现在，党中央召开科学盛会，邓副主席对知识分子作了完全正确的估计，使我感到浑身是劲。

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说：现在邓副主席讲话中，对我们知识分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规划纲要把遗传工程的研究作为重点，使我深受感动。我下决心拼命干，要像大庆人“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那样，把余生全部献给祖国的遗传科学。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周志宏说：邓副主席的讲话解除了我多年来的思想疙瘩。我一心想为祖国的钢铁工业出力，但“四人帮”却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汉冶萍炼钢是为国民党造枪炮打共产党”，并说什么“这是由反动本性所决定的”等等。从此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现在邓副主席讲了话，解除了我的包袱，感到党的温暖，内心特别激动。我虽然已82岁，但决心把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我国的钢铁工业，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3月18日邓小平致完开幕词后，方毅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新阶段；二是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三是全党动员，大办科学。

就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方毅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强调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是全人类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总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比历史上一切其他阶级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的繁荣进步。

就《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方毅在报告中做了说明，提出了科学技术工作八年奋斗目标：（一）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七十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二）专业科学研究人员达到八十万人。（三）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四）建成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八年规划纲要（草案），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海洋、环境保护、医药、财贸、文教等27个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做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八年规划草案虽然目标有些过高，规模有些过大，发展速度要求过快，存在不切实际的地方，但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迅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个规划草案稿印发给了每一位代表审议，这也是此次全国科学大会一项重要议题。

就“全党动员，大办科学”的问题，方毅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措施：（一）整顿科学研究机构，建成科学技术研究体系；（二）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人才；（三）建立科学技术人员培养、考核、晋升、奖励的制度；（四）坚持百家争鸣；（五）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六）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七）努力实现实验手段和情报图书工作的现代化；（八）分工合作，大力协同；（九）加快科学技术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十）大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

就科技工作者十分关心的“百家争鸣”问题，方毅也在报告中指出：在科学上应该鼓励和提倡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只会有害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真理是在辩论中发展的。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对于学术问题，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提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决不允许乱扣政治帽子。学术论文或报告，只要不泄露国家机密，不是弄虚作假，就不能加以扣压。对于那些发表了学术上的错误意见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应加以歧视，而要帮助他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随后几天，大会主要进行分组讨论。3月22日起，大会在继续分组讨论的同时，代表们开始分批进行参观和观摩活动。

3月24日，华国锋在大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华国锋指出，由党中央召开这样一个盛大规模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大会，在我们党、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接下来，华国锋用一大段文字对“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问题作了论述，然后指出，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艰巨的工作，一定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华国锋强调，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事业。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握现代生产技能的熟练工人、熟练农民和其他熟练劳动者，是大批大批的各行各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懂得管理现代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干部。人少了不行，一部分人也不行，一定要亿万群众，一定要整个中华民族来一个大提高。随后几天，大会主要是分组讨论华国锋的讲话。3月27日至3月31日，科学大会进入大会发言阶段。

3月3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作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发言。

鲁迅和郭沫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旗帜。在鲁迅去世后的近半个世纪里，郭沫若的名字就同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折射出不同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受到了周恩来的特别保护和照顾，但还是受到了冲击，家中被抄，父子离散，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时候，86岁高龄的他已病倒在床。

本来，郭沫若的身体已不允许他参加这样的大会了，但他坚持要参加。他说：“我是科学院的院长，科学大会一定要去。”家人劝他说，过些天身体或许会恢复得更好些，开幕式就不要参加了，等闭幕式再去，但郭沫若没有同意，坚持一定要去。他说：“我已经病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好起来，再过几天怎么可能就会好呢？”由于他的一再坚持，中央领导和医生特许他参加半个小时的开幕式。开幕式那天，当他坐手推车来到主席台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开幕式后，人们劝他离席，他没有走，一定要听完邓小平的讲话。一个小时后，邓小平讲完了，为了他的健康，华国锋亲自到他身边劝他休息去，他这才离开会场。

全国科学大会原本没有计划让郭沫若在闭幕式上讲话，而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作简短的闭幕词，但后来考虑到这样结束会议形不成高潮，才决定由郭沫若在大会结束时作讲话。

郭沫若的讲话稿开始是由诗人徐迟起草的，但写出之后发现稿子诗化色彩太浓，不太适合郭沫若作为社会活动家、科学家、诗人三位一体的身份，就改为由中国科学院的胡平起草，有关领导阅改后由郭沫若审阅。

郭沫若在书面发言中充满激情地说：“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是上一个世纪出生的人，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当播音员在大会上朗读郭沫若的书面发言稿时，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科学大会的召开，使经历“文化大革命”严冬之后的广大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全国科学大会是新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是一次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拨乱反正的盛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两个著名论断，把我国的科学事业从寒冬带进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