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从鼓吹抗战到批评政府
储安平作为国民党中央党报的资深编辑，原本在言论和立场上与官方一致，为何战后转而批评国民党？此种转变发生于何时？由何种契机促成？
关于储安平的报刊活动，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观察》时期。然而，长期为人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储安平作为国民党中央党报的资深编辑，原本在言论和立场上与官方一致，为何战后转而批评国民党？此种转变发生于何时？由何种契机促成？笔者在编纂储安平文集《强国的开端》一书时，试图梳理抗战期间储安平的报刊活动，为上述问题寻找答案。
歌颂抗战的党报编辑
1933年，储安平进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担任剐刊编辑。1936年，他作为特派记者，随中国体育代表团采访柏林奥运会。其后他留学英国，兼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1938年，储安平同国，复回《中央日报》服务。虽然储安平不是国民党员，但断续任职于中央党报六年之久，与国民党渊源颇深。
《中央日报》时期的储安平，在言论上与国民党并无二致，可谓“坚决拥护中央政府”。比如他对“新生活”运动的推崇：“近来蒋委员长对于任何事情都主张实干快干……新生活运动提倡的动机，本在鉴乎国难如此深刻，非有一个彻底的改革运动，不足以救危亡，所以能否切实实行，尤为新运本身成败和民族得救与否的关键。”
再如，他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批评：“中国现在正在这危亡的局面下，政府正在竭诚努力于全国政治军事方面的统一，而不料在这经济上，却开始了一种割据的局面，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实在有消弭的必要。”采访奥运之际，他赞扬希特勒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呼吁中国以德为师，在强有力领袖的带领下，逐步走向民族复兴。
储安平发表的这些观点，并非出于违心。“九一八”之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国民党被寄予抵御日本侵略的希望。在储安平看来，只有拥护执政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才能应对追在眉睫的中日战争。因此，重回《中央日报》的储安平，更成为配合政府宣传抗战的“喉舌”。
1938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一周年。储安平发表长文《永远忘不了的一天》歌颂“七七抗战”：“呵！七七！这一个伟大神圣的日子。这一个伟大神圣的日子。我们再也忘不掉，我们永远忘不掉，我们永远忘不掉这一天，我们后世千千万万的子子孙孙也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这一天是我们历史上遭遇空前的苦难的一个开始，这一天是我们大中华民族又复照耀出他无比的光彩的一个起点。”
储安平甚至不希望抗战马上结束。他看到，抗战之于中国并不完全是创痛。首先，抗战完成了十年未完成的教育工作。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国人接受了_一次绝佳的国民教育，国家观念已经非常普遍；其次，抗战后工厂内迁，偏远大后方的经济有了重新再造的机会。全国的教育机构都集中在后方，西部各省的文化，一年内走完过去二十年的路程；第三，抗战前中央的权力难以延伸到西部，抗战后各省军队都集中到中央旗帜之下，奇迹般解决了辛亥以来的军政分裂问题。由此，他希望战事延长，让国家观念在国民心中彻底植根，让后方工商业和文化继续发达，让中央的命令在西部畅行无阻成为常态。
为表示对中央政府抗战的支持，1938年储安平亲自去前线采访战事。归来后，储安平采访参政会，肯定民主人士对政府的拥护：“抗战发动以来，人民都一致热忱拥护政府，且觉悟非热忱拥护政府不可。前者出于良心，后者由于环境，既有客观的因素，又有主观的热情。”他又肯定政府的开诚布公、礼贤下士的态度：“政府领袖，有极重要的报告，报告于参政会。”他认为，相对于英法的民主议会，带有中国特色的参政会显然更胜一筹。
脱离报界后的遭遇
1939年夏，储安平之妻与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有染，储安平辗转告到蒋介石处。然而，此事以储安平离职而告终，程并未遭受处分，继续担任社长。此种赏罚不公，使储安平目睹国民党的官官相护，开始不满于国民党。
其后，储安平进入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新闻写作。尽管他已离开《中央日报》，但仍从大局出发，对国民党表示支持：“抗战以后，中国国民党以外的三个政党，宣言拥护现政府及其政策，与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一个政府，现在全中国有志行的人民，无不拥护当今政府及其所施行的国策。他们不仅遵守政府的法令，并以全力及热忱协助政府从事于各种变革与建设。”
他津津乐道的例子是连小学生都“拥护蒋委员长”：“据传汉口伪政府地方派员在各小学训练小学生。汉奸先问：‘我们打倒谁’，嘱咐小学生答：‘打倒国民政府’。问：‘我们拥护谁’，答：‘拥护日本帝国’。训练三月，预备欢迎某某敌酋；但到了那一天，指挥的人问‘我们打倒谁’时，小学生齐口同声地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问拥护谁时，都答‘拥护蒋委员长’。”
当然，与其说储安平支持国民党，不如说他支持强有力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统一。在他看来，历史上没有一党可以万世执政，但若某党在位执政，便具有执行全国事务的权力。无论政府的性质如何，中央政府必须具有执行国家一切命令的最高权力，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治上轨道的国家。由此，储安平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增强这一个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消除一切对中央权力的离心作用”，这对中国的抗战建国关系重大。
不过，国民党虽然有领导抗战的一面，也有党化、腐败和官僚的一面。以中央政治学校为例，官僚气重，党化色彩浓厚。任继愈回忆：“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当官的多，没有什么学术空气。有一位高级职员，在食堂饭桌上大讲某年某次‘委员长亲白骂过我，骂的什么话’，说者不以为耻，反引以为荣。更令人诧异的是，许多听者不以此举为耻，反露出某种艳羡之色。在中央政治学校，亲眼见到国民党上层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更生了一层反感。”
储安平长期从事言论事业，对国民党行政机构的腐化感受不深，脱离报界后才有切身感知。中央政治学校要求教员必须是党员，1940年夏，学校送聘书时，以入党为续聘的条件，储安平不愿入党，遂被迫离职，前往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公民训育系教授。 抗战初，CC领袖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要求各校普遍设置党团组织，在课程设置、教员聘用、学生训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控制。国立师范学院由CC骨干潘公展筹建，校党部直属于中央党部，又受湖南省党部的重点监视。公训系主任兼校党部主任袁哲是潘公展的亲信，国民党极右派。从学生的回忆看，袁哲治下的公训系气氛相当恐怖压抑：
“党义教授由公民训育系的主任兼……上第一课时，他对全校的同学说，为什么师范学院的学生都要上党义课呢？因为你们过去只学得片段的党义知识，将来你们出去都是为人师表，所以必须坚定对于本党的信仰。他平时谈话，总离不开本党二字。这位本党主任经常爱找学生个别谈话，有一次将七个学生全部都找去，很郑重地告诉他们，将来中学校的训育主任和公民教育必须是本党党员，于是单刀直入地要他们集体入党。”
此时储安平的不满显而易见，日后曾向他人抱怨说国立师范学院‘是一所国民党实施党化教育的重点学院，空气异常沉闷”。
1943年，储安平在《新评论》上发表了长文《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研究》。储安平认为，当时中国的行政院与英国内阁神似而实异。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党治国家，行政院只是一个听命办事的机构，一切内政外交莫不出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以党的决议为准。储安平通过文章隐晦表达了对国民党党政不分的严重不满。
批判精神的显现
储安平的微妙转变，更有知识界思想倾向普遍转变的因素。
1938年末，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速亡中国的迷梦破灭。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得到西方的援助，战胜日寇已无悬念。民族危机逐渐纾解，各党派与中央政府合作的短暂“蜜月”结束。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提出颁布宪法，开放党禁的要求。1941年民盟成立，人权运动再度兴起，知识分子通过办刊、集会、结社等形式呼吁民主宪政。知识界的关注点从“抗战”逐渐转向“建国”，他们更关心的是，战后中国将成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实行什么样的制度。
当然，民主运动的高涨，更多是对国民党控制收紧的反应。面对愈演愈烈的政治压制，知识分子意识到，抗战与民主并不冲突，追求民主并不会分散救亡的力量。假如战时不能实现民主，将各党各派的利益妥善整合到政治框架当中，战后所得到的将是分裂和毁灭。而且，追求民主还会促进抗战。如果民众享有人身、居住、宗教信仰、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将会调动起抗战积极性，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
在这种背景下.储安平的报刊言论亦发生转变，那便是不再引导正面的抗战舆论或表示支持国民党，而开始批评国民党以党治国，呼吁自由。1943年末，他担任桂林《力报》主笔，以此为园地展开对国民党的批判。
首先是重申自由。储安平说：“所谓人身自由，就是一个人的举止行动，绝对白由，非触犯法律，不受任何限制。”但是，中国素来缺乏人身自由，抗战期间仍然如此：“一个警察可以任意的来搜查你、盘问你，甚至逮捕你，一个保甲长可以任意拘禁一个老百姓，假如人身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那其余的各种自由也就是一句空话了。”
作为报人，最痛彻的是言论不自由。储安平呼吁，应援引欧美各国先例，改良检查手续，并行特许、检查、追惩三种制度。所谓特许，即出版社向官方登记，经特许后便可自由出版，不再受检查系统的限制；检查指出版社无须向官方登已各项图书文稿经政府检查许可后予以放行；追惩指凡是登记检查合格的刊物，如有毛病发生，政府不再追惩发行人。
自由之外，还应该实行法治。政府尤其应该带头守法，不能以非常时刻为名，行加强统制之实，更不能巧立名目以限制民众自由：“我国不久将实行宪政，五五宪草第二章中承认人民之各种自由权利时，辄附‘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一句。……‘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在表面上看来是保障人民的白由权利的，但反过来也可以说‘依法律得限制之’。限制的标准，在宪章第二十五条虽有规定，但极空洞，所以宪法上虽承认人民之白由权利而将来实际上中国人民究能得到多少自由，不无令人发生忧患之感。”
储安平的自由观虽是常识，但他不只发表理论，更多针对政治现状展开评论。在《论行政上的刷新》中，他批评中国的行政机关冗员充斥，行政机构多被平庸无能之辈占据。在《论官僚与政客》中，他批评了政府“媚上欺下畏强凌弱的官僚作风”。这说明，储安平对国民党的腐败、行政机构的低能已经有很深的认识。
《中央日报》时代的储安平，曾经赞扬蒋介石，希望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以集权的手段实现抗战的全民动员，将中华民族引向复兴。而此时，他已彻底抛弃鼓吹领袖“新式独裁”的思路，极力反对国民党的特务政治。正如同事欧阳敏讷回忆：“有一次，储安平谈到蒋介石和宋美龄，说蒋介石搞独裁……储安平对国民党的特务政治极端反对，在社论和专论中都曾经加以抨击，有时措辞还相当激烈。不过，他不了解《力报》在政治上的处境，我只好对他作出说明，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机关来找麻烦，得到他的同意，把语气改得隐晦而缓和一点。”
此种激烈批评国民党的基调，也是战后他主持《观察》笔政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