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腐败、 金融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分析

一、 前 言

改革开发 30 多年来，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GDP 以年均 8%的速度持续增长 ， 堪称经济发展的奇迹。 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政府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使得计划经济时期被抑制的生产要素得到了释放和重组， 提高了要素的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 一大批富有创业、 创新精神企业家的涌现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发展， 国家制度的变革都能起到促进作用。 如， 企业家精神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1]，企业家精神也可以加速企业的升级进程。 同时，在政府治理中引入企业家精神， 可有效的减少官僚主义， 提升政府办事效率， 节约政府成本。 进一步，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区能人也是推动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 然而， 我国的企业家精神却不尽如人意， 企业家精神成为制约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

那么，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呢? 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家自身所具有的特质， 还取决于外部环境， 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影响。 企业的行为内生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 是既定经济环境下的理性选择， 制度条件能够改变企业家从事某一行业的收益， 从而影响企业家的决策偏好。 制度环境是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呢?国内外学者们对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制 度 因 素 及 作 用 机 制 进 行 了 深 入 研 究 。 如 ，Mitchell 等 (2000)分析了外部不确定性、 法律体系等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庄子银 (2005)研究了政府管制、 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企业家精神产生和发挥的影响。 Chen (2006) 分析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中小企业家创业选择的影响; 官兵(2008) 研究了金融制度、 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 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推动金融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及金融制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10];Herrington 等 (2009) 对南非企业家的调查发现 ，官僚机构的效率、 适宜的税率及劳工管制政策均会影响企业家创业; 蒋春燕 和 赵曙明 (2010)通过对北京、 上海和苏州等 15 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 471 家企业问卷调查发现， 企业家精神制度环境和 认知维度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Wang 和 You (2012) 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发现， 在某些条件下腐败不会对企业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解维敏 (2013a， 2013b) 研究产 权结构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发现与私有产权相比，政府控制不利于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 而法治环境的强化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培养企业家创新精神。 Jiang 和 Nie (2014)基于中国工业层面微观数据的新近研究发现， 地区腐败对私营企业生产率具有正的影响。

学者们从产权结构、 公平、 金融制度、 法治水平、 政企关系等方面研究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但鲜有学者以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为背景， 研究地区腐败、 金融市场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因此，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系统研究地区腐败、 金融市场化影响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微观机制， 为激活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创业与创新精神提供可操作的建议。后续文章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地区腐败、 金融市场化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制度逻辑， 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的估计和分析， 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 地区腐败、 金融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理论阐释与假说提出

(一) 地区腐败与企业家精神

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往往是腐败频发的地区。 在转轨经济体制下 ， 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府干预和行业进入壁垒， 企业为获取稀缺性资源会主动向政府官员行贿， 政府官员也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主动设租以谋取私利。 就腐败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而言， 既可能产生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也可能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具体来说， 在转型国家或地区， 一方面， 政府对企业进入某行业设置的管制会增进官员的行政权力和自由裁量权， 进而导致官员设租行为; 另一方面， 企业家为了顺利进行创业不得不支付一定数量的租金， 从而绕过政府管制， 这时可将官员腐败看作是企业家在创业、 创新及市场经营活动中绕过政府管制而实现次优的一种特殊方式。 实证研究也表明， 腐败支出是企业为了获取更优质的政府服务、 更低的税收 (或更高的税收返还)、 搭建 政府关系 而不得不支出的 好处费。在上述情景下， 地区腐败对企业家创业活动不仅没有抑制作用， 反而促进了企业家创业， 此即为润滑效应假说。 这与 Jiang 和 Nie (2014)[16]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致。然而， 在高腐败的社会环境下， 当企业家的创业及创新成果得不到保护时， 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行为会发生变异， 导致企业创新动机不足，发展缺乏活力。 研究也表明， 腐败对企业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因此 ， 腐败可能会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此即为 抑制效应假说。 在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下， 润滑效应假说 给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有可能大于 抑制效应假说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地区官员腐败水平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说 1： 在地区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 企业家精神就越倾向于有效发挥。

(二) 金融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

金融市场化对于促进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信贷约束是影响企业创立和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尤其是对处于转型期的我国企业而言， 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的银行体系一直存在着 所有制歧视 和 规模歧视， 导致那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很难融到企业发展所必要的资金， 从而 阻 碍 了 企 业 家 的 创 业 和 创 新 精 神 。 Levine(1997) 研究发现， 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水平会影响到初创企业的贷款数量， 及资本配置效率。 金融市场化的发展。 一方面， 会增加以银行为主的正规金融机构， 促进银行之间的竞争， 还会使非正规金融机构得到发展， 这样一来就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 缓解了融资压力。 另一方面， 金融市场化的发展还减少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银行可以有效地获得相关企业的信誉、 项目投资质量等信息， 对优质的企业给予贷款支持。 而且， 这种信息的传递也能使银行以较低的成本监督企业资金的使用， 银行会借此延长贷款的期限。加之， 金融市场化的发展还有助于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 使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决定是否投资、 投资哪些领域和投资多少。 总之， 金融市场化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说 2： 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 企业家精神就越倾向于有效发挥。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 1992~2011 年的分省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除了地区金融发展指数 2 (Fp_2)来源于樊纲等 (2011) 编著的 《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 外， 其余数据均取自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 2009~2011 年 《统计公报》。 其中， 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 我们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了相应换算。 职务犯罪立案数 (包括 贪 污 、 渎 职 立 案 数 ) 来 自 《中 国 检 察 年 鉴(1998-2011)》， 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1998-2011)》。 另外， 重庆是 1997 年从四川独立出来， 我们对这 2 省的数据重新进行了调整， 故本文的地区包括全国 30 省市， 其中，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河北、 辽宁、 天津、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上海、 江苏等 10 省，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湖南、 江西、 河南、 湖北、 安徽、 黑龙江、 吉林等 8 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 陕西、甘肃、 四川、 重庆、 广西、 宁夏、 青海、 新疆、贵州、 云南等 12 省。

(二) 变量定义

(1) 关于 地区腐败 的变量定义

本文参照吴一平和芮萌 (2010)[24]、 胡凯和吴清 (2012)等学者的做法， 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职务犯罪立案数 (包括贪污、 渎职立案数) 来自《中国检察年鉴 (1998-2011)》， 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1998-2011)》。 该值越大， 表明地区腐败越严重。

(2) 关于 金融市场化 的变量定义

依据 La Porta 等学者对法与金融学的研究， 金融市场化水平本身反映了外部法律制度环境的好坏。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采用两种办法来衡量金融市场化。 其中， 金融市场化指数 1 (Fp_1) 用金融机构向私人部门贷款/GDP 来衡量， 取自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统计年鉴、 各省份 2009-2011年 《统计公报》; 金融市场化指数 2 (Fp_2) 来源于樊纲等 (2011) 编著的 《中 国 市 场 化 指 数(2011)》。 该指数越大， 说明金融发展越好， 市场化程度越高。参照李宏彬等(2009)[29]等学者的做法， 本文将使用创业总量 (Chy)、 私企创业量(Chy1) 及个体创业量(Chy2) 来衡量企业家精神。 具体变量的定义

四、 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

衡量企业家精神的 变 量 ， 私 企 创 业 量 ( Chy1) 、 个 体 创 业 量Chy2)、 企业家创业活动总量 (Chy) 的均值分别为 0.3%、 2.1%和 2.0%， 其标准差分别为 0.006、0.008 和 0.011， 说明企业家精神的平均值很低 ，但企业家精神的标准差较大， 因而地区间的企业家精神差异明显。 而且衡量各地区制度环境的地区腐败 (corrp) 和金融市场化指数 (Fp_1，Fp_2) 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 基准回归

模型 1 仅加入了人均产出 (GDP) 及其二次项， 发现人均产出对创业活动具有非线性影响，即在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地区， 人均收入对创业活动具有抑制作用， 但在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地区， 人均收入对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 并且，从其他模型也发现， 人均产出的非线性效应并不因控制变量地加入而减弱， 该效应非常稳健。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衡量制度环境的 地区腐败 (corrp) 变量， 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0.0007，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 地区腐败对企业家创业活动不仅没有产生抑制作用， 反而促进了企业家创业， 这与 Nie 和 Jiang (2014)[16]的研究相一致。 其实， 地区腐败可以看作是企业家绕过管制进而实现次优效率的一种特殊方式。模型 3 和 4 表明， 地区金融发展指数的系数均显著大于零， 故这两个代表金融发展的指数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家的创业活动。 模型 5 和模型 6 同时加入了腐败和金融发展变量后发现， 腐败及两个金融发展变量均与创业正相关。 模型 7 还控制了开放程度 (trade)、 总人口 (pop_n)、 基础设施(lnroad)、 产业结构 (struc) 等变量， 其中， 地区开放程度 (trade) 和人口规模 (pop_n) 促进了创业活动， 国有经济 (soe)、 基础设施 (lnroad) 和产业结构 (struc) 对创业地影响不显著， 同时还发现， 这些控制变量地加入并未影响上述结论。总之， 我们发现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以及模型 7 都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即 地区腐败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增长， 印证了 润滑效应假说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也提升了企业家的创业、 创新精神。

(三) 基于企业家创业类型的稳健性检验

制度环境中的 地区腐败 和金融市场化 对不同创业类型的结构性影响。 首先， 从这四个模型可发现， 人均产出对创业活动的非线性影响仍成立。 其次， 从模型 1 和模型 2可知， 地区腐败和金融市场化指数均促进了私营企业家的创业活动。 最后， 从模型 3 和模型 4 可知， 地区腐败和金融市场化指数也促进了个体企业家的创业活动。 此外， 从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可绝系数均为 0.93， 模型 3 和模型 4 的可绝系数均为 0.72 和 0.73， 这表明， 制度环境变量对私营企业家创业活动的解释能力更强。 总之， 估计结果再次验证了我们的结论， 我们的结论具有稳健型。

(四) 分地区的稳健性检验

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家创业的区域性差异结果。 前 3 个模型的因变量为总创业活动(Chy)， 分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别对 (1) 式进行回归， 结果发现： 腐败在东中部地区与总创业活动正相关， 其对西部创业活动的影响不显著; 与东中部地区相比， 金融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的总创业活动具有非常大的正影响。 模型 4、 模型 5 和模型 6 的因变量为私企创业量 (Chy1)， 分东中西三大区域再次对 (1) 式进行回归， 结果发现： 腐败在东中西三大地区与私企创业活动均不相关，金融发展水平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私企创业具有非常大的正影响， 但它对中部地区的私企创业活动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模型 7、 模型 8 和模型 9的因变量为个体创业量 (Chy1)， 分东中西三大区域对 (1) 式进行回归， 结果发现： 地区腐败在东中部地区与个体创业活动正相关， 其对西部个体创业活动的影响不显著; 与东中部地区相比， 金融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的个体创业活动具有非常大的正影响。 总之，地区腐败与金融发展促进了企业家创业精神地发挥， 尽管这在三大地区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综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基于 1992~2011 年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探讨了制度环境中的地区腐败、 金融市场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 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 作为制度环境的替代性变量， 地区腐败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具有稳健的正相关， 即地区腐败对企业家创业活动不仅没有产生抑制作用， 反而促进了企业家创业，因此可以将地区腐败看作企业家绕过管制进而实现次优效率的一种特殊方式; 另一个代表制度环境的变量金融市场化水平也与企业家创业活动正相关， 即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 则越有利于企业家创业精神地发挥进而带来更多的创业活动; 地区腐败、 金融市场化与两种类型的创业活动均具有正相关关系， 但对私营企业家创业活动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制度环境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企业家创业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 在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 上述结论仍成立。 显然，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改善企业家创业环境， 应优化地区制度环境进而促进企业家创业精神地有效发挥。 尽管腐败未对企业家创业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但企业家为了绕过进入管制政策会支付寻租成本进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因此， 下一步的改革重心应该是减少行政审批程序、 简政放权， 加大对腐败地惩罚和预防力度， 弱化腐败对企业家精神的负面影响;同时， 在区域创业融资政策制定时必须明确避免雷同才能实现各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 有效加快推动中西部地区创业融资平台建设， 实现区域之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加大对集资融资、 认证许可、技术支持、 管理咨询、 信息服务等各类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支持力度， 规范中介服务行为， 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