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的理论和理论中现实——中西文明的方法论述评[1]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中西文明现实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探索，寻找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内在逻辑，探讨中西文明方法论演绎比较的方法和途径，进而对中西文明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研究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给出研究和探索的一般性结论。
关键词：文明 范式 视角 方法论
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学术界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也是一个一直困扰着实务界的问题。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和沿革中，对于理论和现实及其关系问题认识的进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因此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的问题。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和发展中，中西文明创造了考察和分析这一问题的不同研究范式，衍生出了考察和分析这一问题的不同的方法论体系。从中西文明不同研究范式来考察和分析这一问题，有助于厘清研究范式及其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关系，比较和整合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相关问题，推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创新和进步。
一、现实和理论的界定及其区别和联系
近现代应用的现实和理论概念是两个西学东渐的概念。现实是指考察和分析对象在产生、演化和发展的时间序列上现在存在的状态。理论是指考察和分析对象运动、发展状况观察、思考、归纳和总结所形成的系统的认识和知识。从这一概念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一现实和理论在概念上都涉及一个特定的主体——考察和分析对象。其二现实和理论在概念上涉及到了不同的时间序列。现实强调的是考察和分析对象现在存在的状态。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观察、思考归纳和总结所形成的系统的认识和知识——理论而言，在时间序列上源自于考察和分析对象演化发展史上选择样本的考察和分析。
二、现实和理论的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介入视角
现实和理论这两个概念所蕴含的内涵中西文明选择了不同的介入视角，产生了现实和理论的不同研究范式。对于一个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对象而言，西方文明在古希腊哲学产生之初确立了从微观层次考察问题的视角，从而确立了具有西方文明特征的研究范式。在这一研究范式中，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已开始进行现实和理论概念的衔接，并反映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和概念表述中，如本体、实是、质、量、运动、物质以及四因、辩证法等[2]。
在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亚里士多德作这些问题的研究时古希腊已经处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时期，古希腊文明此时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强盛转入衰弱的时期，对于研究范式的系统的研究已逐渐陷入沉寂，并且一直沉寂了两千余年，直到近现代才随着胡塞尔《现象学》的诞生和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的问世成为世人思考的问题。
和具有古希腊文明特征的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不同，华夏文明选择了一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凡是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存在和存在的状态中去观察和思考，并反映在华夏文明易和道的表述中[3]。
但是自春秋以后的两千多年来，随着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文字的概念和逻辑属性丧失，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研究范式也被歧义，直至近现代都是如此[4]。
三、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比较
对于不同文明间的研究范式比较，可以比较清晰的考察和分析具有文明特征的研究方法论的内在机制，发现具有文明特征的方法论在现实和理论研究中的优势和缺陷，促进我们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力的提高。
1、中西文明研究范式中考察和分析对象介入角度的差异
在一个文明研究范式的演化发展过程中，采取一个什么角度介入考察和分析对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但关系到考察和分析对象的介入视角，而且关联和影响了相应的研究方法论演绎，并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研究结果构成重要影响。
就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和这一研究范式具有渊源关系的古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米利都学派就设定了以自然存在物的物象为研究对象的路径，到留基波和德谟克里特时期又设定了原子论，从而确立了研究对象介入的微观角度。这样就这一研究范式而言，首先确立了研究的目的是探索自然界存在对象产生、演化、发展的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其次确立了对于研究对象考察和分析介入的角度。
就这一研究范式而言，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由于研究对象介入的角度是微观层次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现象和物象的某一局部问题，所以研究工作的展开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将研究的某一局部问题和其存在的整体实现分离。这一工作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已经作了探讨，归纳出生物学分类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方法。就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研究范式而言，对于其它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将作为研究对象的某一局部问题进行整体的分割，归属到不同学科领域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某一局部问题和其整体总是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和联系。因此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中，如何实现所研究问题的局部和整体分割是自古希腊哲学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其问题之一是要实现研究问题的局部和整体的分割，其分割的边界如何确定？对于具体问题的考察和分析而言，分割的边界不同决定着所界定问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存在差异。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这一差异的存在决定了同一问题有不同的概念存在，形成了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中同一范畴的问题研究并存着观点各异的流派，而这些流派对于所研究问题的描述时常出现诸如盲人摸象般的问题。其问题之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局部和整体之间存在的关系和联系，在实现局部和整体的分割过程中必须设定一些条件将其割裂，以确定所界定局部问题的边界和概念内涵、外延的完整。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这种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局部和整体的分割因为割裂了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和联系，常常出现庖丁解牛般的分割后难于再进行局部整合到整体的复原问题（庖丁解牛的技术十分娴熟，二十年所解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但是所解之牛一堆骨肉而已，再也不能整合初一个全牛来。这是因为庖丁在解牛之时，将整体进行局部分割切断了局部间进行有机联接的神经、肌腱、血管、淋巴，切断了彼间的联系和关系）。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在局部分割条件下研究结果和研究对象存在的现实状态之间存在的差异，是这一研究范式下现实和理论之间存在距离的主因。
对于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华夏文明的先民设定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确立了华夏文明考察和分析自然和社会问题的宏观视角，规定和影响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演化路径，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中天人一体的理念。在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演化史中，研究范式的宏观视角起源于何时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是就可考的文献考察，华夏文明有关自然知识和历史文献的形成从研究范式考察都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有关。
从华夏文明有关研究范式的文献考察，在现代被公认属于研究范式的文献有归属于儒家经典的《易》和归属于道家经典的《道德经》。
《易》形成于何时现在已无法考证，现代人看到的《易》传说中与伏曦、周文王、孔子等有关。伏曦传说中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周文王是华夏文明史中位奠定八百年周朝基业的谋略家。孔子出生于春秋时期，汉武帝时因采用儒家的治国思想而被尊为圣人，是对华夏文明的演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易》作为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范畴的文献，其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设定与这一设定相对应的天、地、雷、风、水、山、湖泊和海洋，构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仰则观象于天”考察范围的乾（天）、坎（月）、震（雷）、巽（风）" 和“俯则观法于地”的坤（地）、离（火）、艮（山）、兑（湖泊和海洋）。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中，天、地、日、月、风、雷、雨、山川、河湖其自然存在和生态分布构成了可供人类考察和分析的现象和物象，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宏观视角。在这种考察和分析自然和社会问题的宏观视角取向下，于是有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的研究自然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路径设定。
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从宏观视角考察和分析问题的研究范式对华夏文明史的演化发展构成了重要影响。从《史记》和《尚书》可以看到这一影响的痕迹。皇帝时，皇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6]到尧帝时，尧帝“乃命羲、和，敬若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这些都反映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逻辑。
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宏观取向的研究方法被归结到“易”中[8]。但是在历史的沿革中，由于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涉及了考察和分析对象相关的八卦要素，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可能需要研究者穷尽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才能理解和把握其要义，并且要求研究者具有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实质尽心的观察和思考。华夏文明研究范式运用的这些要求，决定了这一研究范式很难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社会公众。另外也因为这一研究范式难以掌握和驾驭，所以容易在研究工作中引起歧义、曲解以及有目的的阐释。
《易》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在学界被尊为五经之首，在民间以卜筮类文献存世。从现存阐释《易》的文献考察，可能自春秋时期起对“易”的理解和把握已逐渐脱离了其研究范式的宏观导向指导意义，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衰落。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所作，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是周的守藏史（管理国家图书的官员）。通观《道德经》的行文，《道德经》作为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文献，和《易》在立论和表述上都存在重大差异。和《易》在立论上将考察和分析对象存在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影响和制约（八卦）因素作为研究视角不同，《道德经》以各个不同层次具体考察和分析对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万象）作为研究视角。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由于对《道德经》的理解和阐释脱离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从宏观视角考察和分析问题的取向，仅从发生了变化的一些文字的字义去考证和理解，致使自战国以降对于《道德经》的诠释多有歧义[9]。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对《易》和《道德经》的曲解和歧义造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衰微，形成了华夏文明现实和理论研究之间的距离。
2、 中西文明研究范式方法论的差异
对于一个研究范式而言，有了既定的介入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角度，还需要一种对考察和分析对象进行研究展开的方法，从而衍生出了研究范式的方法论问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研究范式的方法论问题应该包含考察和分析对象介入的角度问题，但是研究范式的方法论作为西学东渐的概念，已经形成了其概念的完整内涵，定格在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范畴内，因此本文使用的方法论概念仍然沿用其用法，只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的具体取向下运用这一概念。
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在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考察和分析对象从整体的分割之后，其局部同整体之间及其内部的关系如何界定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内，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概念界定及其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划分是具体的研究工作展开的前提条件。
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内，除了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概念界定和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外，考察和分析对象所体现的局部和整体关系的演易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道构成了西方文明的逻辑问题。
在西方文明的方法论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范式的样本选择问题。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脱胎于古希腊哲学的范式，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展开上有一个核心方法——实证。实证作为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研究方法，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已经有了界定和表述。在欧洲文艺复兴后随着商业文明的兴起和宗教改革后对自然和社会问题探索的深入，古希腊哲学研究范式的实证主义方法开始兴起，其后实证的研究方法逐渐渗透到自然和社会领域的各个研究方向。
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这一研究范式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样本选择？在这一研究范式的具体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中，要实现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现实存在和理论研究的结果的衔接和吻合，首先这一研究方法的样本选择能够代表考察和分析对象现象和物象的本质，其次样本选择的时间序列要能够反映考察和分析对象在其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一整体时间序列的一般特征。
在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沿革中，这些问题的存在构成的其研究范式中现实和理论的背离问题，是一个至今仍困扰着西方学术界的问题，其理论和现实中的探索仍在发展演化过程中。
对于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由于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的介入角度上选择了一个宏观的视角，所以在研究的方法论上回避了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中诸如考察和分析对象局部和整体的分割、概念界定和整体及其内部各部分的关系，及其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样本选择、考察和分析对象样本选择的时间序列确定等方法论问题。但是华夏文明研究范式所涉及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方法，仍然存在着考察和分析对象在宏观的研究视角取向下的研究对象界定问题，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只是在研究的时间序列选择上时间序列的时间跨度可能更长，超出了一个具体的社会个体所能把握的时间范围，因此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文明的延续表现了更强的继承性。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后就已经衰微，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理念也屡遭损益，但是华夏文明的本质特征仍然延续了华夏文明的五千年文明史，使华夏文明成为现存世界文明中唯一一个延续数千年不辍的文明。
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衰微的另一个原因是华夏文明文字的结构和文字字义的歧变，相关的问题留待下文展开分析。
3、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相关问题表述方式的差异
就一个既定的研究范式而言，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及其研究过程与结果都需要相应的语言表述。在具体的研究工作做中，选择何种语言进行相应的表述及其该种语言的表达能力与表达的准确性对研究工作也有重要影响。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虽然西方文明的不同民族间使用的语言或有差异，但在属性上都属于拼音语言。
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中，考察和分析对象和整体分割的局部间存在着边界界定问题，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这些边界问题拼音语言所使用的词汇同样不能独立的进行表达，衍生出了表达相应边界问题的概念，并决定了相应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产生了复杂的概念间关系的逻辑问题。
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内，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概念界定、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概念间关系的逻辑演绎，自古希腊哲学兴起以后一直是其方法论的重要问题。
就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而言，华夏文明的先民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范畴内，除了创造出考察和分析对象介入的宏观视角（另一个通俗的称谓是天人一体）的研究方法论之外，还创造了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文字符号系统。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华夏文明的先民在“仰则" 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研究范式取向下：“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0]。因此华夏文明的文字记录符号系统在产生之初就和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结合在了一起，使华夏文明的文字除了具有记录符号系统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和语义外，还具有华夏文明研究范式方法论的特殊意义。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现象和物象的具象和抽象出发创造出文字的基本构成部分——象形、指事和会意文字，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形声、假借和转注的六书造字理论。因此华夏文明的文字在属性上包含了西方文明研究范式方法论的概念和逻辑属性，华夏文明文字中蕴含的这一属性构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表述的自身特征，并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在形式上的概念和逻辑要素的缺失。华夏文明的文字具有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概念和逻辑属性，这为西学东渐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所忽视。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中，自春秋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文字字型结构的歧变，文字的概念和逻辑属性已逐渐丧失，在汉朝时就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古今文之争，相关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近现代。
在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沿革中，文字结构的歧变和语义的变化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中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概念边界的确定、研究范式的天人一体理念中考察和分析对象局部和整体关系演绎等等问题。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这些问题的存在形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自春秋时期后的逐渐衰微。
华夏文明文字结构的歧变和语义的变化以及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衰微，使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在具体应用中陷入了古典文献的注译和怀疑古典文献真伪的怪圈，现实和理论范畴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十九世纪末埋藏了三千多年的甲骨文在河南安阳小屯被发现，揭开了甲骨文研究的百年序幕，从而使华夏文明文字蕴含的概念和逻辑属性有可能复原，促进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复兴[11]。
就目前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演化发展状况而言，其复兴的障碍在于文字的研究在学科上脱离了其文字产生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范式，没有将文字的字型结构和语义与其本原的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结合起来，这将不利于华夏文明研究范式本来面目的复原。另一方面，现存的具有典型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应用文献只有部分古典中医文献，并且其解读及其与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衔接都存在种种问题。
4、语言（文字）的稳定性和文献解读的差异
语言和文字在概念属性上是存在着重大差异的。语言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词汇，在概念属性上是针对拼音语言而言。文字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东汉的许慎已经给文字界定了一个概念，是针对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记录符号系统而言的[12]。语言的单位——词汇本身不具有明确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概念和逻辑属性，而文字具有这些属性。近现代在概念的运用上时常不进行相关属性的辨析，本文的主旨也不在这一辨析上，只是将这一问题提出。在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语言和文字本质属性的差异影响了相应文明研究范式的选择取向，并对相应的研究方法论构成了重要影响。
就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西方文明的拼音词汇脱离了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具象和抽象，需要相关的词汇进行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表述和说明，因此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考察和分析对象界定所使用的词汇的稳定性，及其相关词汇表述和说明的准确性，将影响其研究范式的沿革发展，并对其研究范式范畴内的现实和理论的衔接造成影响。
对于需要对自然和社会的现象和物象进行局部与整体的分割，进而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研究范式而言，其相关的词汇表述还要求能够准确的表达局部和整体的边界以及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本质属性。在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内，这一研究范式对于词汇选择和表达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文明研究范式整体分割的局部间概念存在着相容、包含等十分复杂的关系。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即使有这些关系的存在，但是在这一研究范式中由于存在着局部和整体间的分割，并且在研究工作的展开过程中还要求这一分割界限十分清晰，从而出现了庖丁解牛般的问题。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不同民族间的语言在历史的沿革过程中时常出现一定程度的融合，即使同一语言间也时常出现词汇的拼写变异，及其同一考察和分析对象词汇表达的变化。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造成了西方文明研究范式在历史沿革中的稳定性、继承性及其研究方法论中对于整体分割后的整合等问题，并形成了与此相关的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中现实和理论衔接的相关问题。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华夏文明的文字具有其表述和说明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概念和逻辑属性，因此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在文字的选择上避免了西方文明语言运用体现在研究范式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华夏文明的文字具有历史承传的相对稳定性（重大的文字变革只出现了秦汉间的文字隶化和现代的文字简化）。从华夏文明的文字字型结构和语义沿革考察分析，华夏文明文字字型结构和基本语义的演化保持了自甲骨文至近代文字的稳定性。华夏文明文字的这一特征对于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延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其一文字的稳定性有利于研究范式的延续和继承，以及后世对于华夏文明研究范式中文字概念和逻辑属性的还原。其二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由于在考察和分析对象介入的角度上选择了一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宏观视角，在研究方法上不象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中，需要将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对象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中进行分割开来进行局部的研究，并且在研究的时间序列上也仅仅涉及一个十分有限的时段来进行实证研究。但是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在一个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中，由于考察和分析对象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间没有进行严格分割，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研究也是在众多的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研究，所以这一研究工作展开的难度很大，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样本选择的时间序列上也不象西方文明那样只需要一个有限的时段，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展开往往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序列逐渐地形成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因此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需要一个十分稳定的记录符号系统，以有利于对某一考察和分析对象在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序列中逐渐地积累其认识和经验，形成有关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
在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选择了文字作为研究工作进行和展开的记录符号系统，满足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演化发展的需要，在文明的沿革中形成了延续五千年不辍的灿烂的华夏文明。但是在文明的演化中，华夏文明的文字出现了春秋至秦汉间的文字字型结构和语义的歧变，并造成了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衰微。
四、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衔接[13]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发展中，演化发展至今仍对现代研究范式演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广泛应用于自然和社会领域问题研究的是西方文明研究范式和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就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分析比较和各自的特点前文已经进行了相关分析，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和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在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分别具有局部问题的研究和整体问题的研究等优势，因此中西文明的研究范式如果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衔接，将会有利于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促进人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力的提高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推动中西文明研究范式中理论和现实的衔接。从中西文明的研究范式考察，中西文明的比较和衔接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探索和解读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优秀成果
中西文明的研究范式都具有十分悠久的演化和沿革史，自中西文明研究范式产生以来都积淀了数千年各自文明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探索的思想成果，因此" 探索和解读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相关的文献，探寻中西文明研究范式演化发展的路径，从各自文明演化发展的路径上去寻求其衔接点和衔接途径，将是中西文明研究范式衔接性研究的起点。
对于西方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西方文明研究范式所使用的语言在语言的演化和沿革中已经形成了一门比较完整的学科——语源学，用于研究不同民族间语言的交融和变革，这对于解读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相关的文献，探寻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演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选择了文字这一记录符号系统，在文明的沿革中这一记录符号系统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其间春秋、战国和秦汉间的文字字型结构和语义的变化形成的先秦文献解读及其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复原的障碍，可以结合甲骨文文字的解读和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复原去研究。目前，华夏文明文明经典文献解读的首要障碍仍然是华夏文明文字的概念和逻辑属性的还原，及其对于经典文献原意的理解和把握。其次，在华夏文明文字概念和逻辑属性的还原以及对于经典文献的理解和把握基础上厘清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演化发展路径，进而对华夏文明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发展进行解读和解释。
2、西方文明的学科交叉和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的整合
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沿革中，人类创造了不同的研究范式衍生了不同的文明类型，仅就本文考察和涉及的中西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西方文明研究范式和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具有不同的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的介入视角，具有各自研究范式和方法的优势，因此中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整合将推动研究方法论的进步，促进人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研究和认识能力。
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微观介入视角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范式的演化中产生了自古希腊哲学诞生以类的学科划分。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将自然界和社会领域问题整体进行分割进而进行研究，有利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准确界定、考察和分析样本的选择、时间序列的确定等问题。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这一研究范式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就是存在研究范式中的考察和分析对象整体分割后的整合问题。西方文明研究范式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华夏文明研究范式并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在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中存在的问题是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介入角度下，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样本的选择、时间序列的确定等都没有明确界定和表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表述、传播推广和与西方文明研究范式的比较借鉴都存在诸多问题。
中西文明研究范式演化沿革的历史尤其是中西文明一个多世纪的交融和比较表明，人类要提高认识和解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比较和融合将是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比较和融合如何实现，笔者认为除了前文提及的一些问题外，可能还有许多相关的具体问题需要研究。
3、提高华夏文明文字和传统文献解读能力，弘扬华夏文明研究范式优势
当前，随着西方文明研究范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在学科划分的分割下进行研究，并将这一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在这一研究范式的研究和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形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不协调，自然资源被过渡开发和利用，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其次，在商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被日益推广的前提条件下，商业文明内在的利益博弈形成了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道德被一定程度的淡化等问题，社会关系的诸多矛盾充斥于国际和国内的复杂关系中，人类社会个体间的关系也失于协调。
华夏文明在现存的人类古文明中，是唯一一个延续了人类五千年文明史而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的逻辑中这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及其在这一研究范式下构建的华夏文明注重社会个体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协调与相互适应具有重要关系。从人类为文明史的演化沿革考察，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给人类文明处理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及其人类社会个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范例。
从这个意义上考察，华夏文明的研究范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整体上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方法论，因此华夏文明研究范式的还原和弘扬，结合西方文明研究范式在局部问题分割后研究的优点，将会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处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方法的改进。
注释：[1] 本文是笔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相关问题的展开和延伸。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中，笔者应用世界观的设定和取向及方法论演绎等概念，涉及了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华夏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的方法论范式的微观基础，并延伸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分析和演绎中。但是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中，限于该书的逻辑体系，本文涉及的相关问题没有展开，在本文的分析中结合中西文明研究范式的分析展开这一问题的研究，以期对此有一个更为明确的交代。
[2] 《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著 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3] [4] 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和典型特征文明，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时都设定了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路径，形成了特定的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范式，这是一个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华夏文明的相关问题而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在春秋时期后已经失去了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但是在社会的现实问题中，华夏文明传统积淀中的文化底蕴仍然是构成民族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基础，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约束变量，是一个急待予以重视和加强研究的问题。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第一章 刘涛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5] 《周易·系辞下》
[6] 《史记·五帝本纪》
[7] 《尚书·尧典》
[8] 这是一个笔者应用的提法，笔者在文明史的研究中发现了《易》的方法论意义，并将其和古希腊哲学的相关问题做了初步的比较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第一章。
[9]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秦汉以降对于古典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的解读，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文字结构和文字语意关系的相关还原，因此在历史的沿革中对文献的文意和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多数都有问题。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相关内容。
[10] 《说文解字·序》。华夏文明的文字在起源上与八卦同源，都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研究范式的产物。
[11] 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做了初步的探索。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
[12] 《说文解字·序》
[13] 从即定问题的研究而言，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分析方法，只要是分析方法本身没有问题，其研究的结果应该不会有重大的差异。就即定的问题研究而言，如果研究的结果出现了重大差异，那么其研究问题的方法要么一种方法有问题，要么所有的方法都有问题，从而相应的研究范式存在内在缺陷，这在逻辑的推理上应该是通的。但是对于不同文明的研究范式而言，因为其有文明演化发展的路径存在，在不同文明间的研究范式出现交融时，用一个文明的研究范式去研究分析另一个文明的方法论问题存在一定的误区，企图进行相互的替代更是少有成功的先例。就此笔者也只是进行研究性的探索，相关的成果参阅笔者的《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
参考文献：
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苗田力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四书五经》岳麓书社 1991年7月第1版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北京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北京
[法]查理·斯托非《宗教改革》高煜译 商务印书馆 1995年·北京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63年·北京
高明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
胡奇光 方环海撰《尔雅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上海
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 1997年·湖南长沙
[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中华书局 1989年·北京
张立文主编《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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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达甫撰《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上海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年·西安
《汉语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7年10月版
徐仲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年·成都
《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年·上海
金良年撰《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上海
王凤阳著《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年·长春
黄巽斋著《汉字文化丛谈》岳麓书社 1998年·长沙
李敏生著《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北京
李圃著《甲骨文字学》学林出版社 1995年·上海
詹鄞鑫著《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沈阳
臧克和著《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南宁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北京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年·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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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永宏著《汉语部首详解》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6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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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 上海三联书店 1994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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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著《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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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幼炯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98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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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
[德]马克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王容芳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
柏杨著《中国人史纲》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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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
李学勤主编《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
胡适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
胡适著 耿云志导读《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海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 人民出版社1963年·北京
黄凡著《周易——商周之交史实录》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汕头
何怀宏著《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北京
王宇信 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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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弘《欧洲文明溯源》、《欧洲》1998年4期
吴强、梅文革《难以超越的历史——从康德到当代的民主和评论者》、《欧洲》1998年5期
潘伟杰、张承斌《现代理论的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困境》、《欧洲》1998年6期
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美国研究》1997年4期
裴孝贤《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美国研究》1997年4期
王健《试论以色列的政治发展及其特点》《欧亚观察》199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