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因东西文化交流、新旧文化交替而引起的文化论战可谓屡见不鲜，李泽厚先生曾专文谈到中国现代的三次学术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或因未泛起太大的波澜而少为学界所道，更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事实上，胡、梁二人间的东西文化之争乃是 1923 年中国学界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故大有辨析梳理之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透过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批评应答，探讨二人在东西文化上的歧见，以期能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一、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

关于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需从新文化运动讲起。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现代史许多基本问题都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如此，思想文化领域问题更不例外。胡适( 18911962) 比梁漱溟( 18931988) 年长两岁，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二人均受邀进入该校任教。因胡适与梁漱溟的人生经历、致学途程、学术旨趣、思想焦点等迥然有别，故初到北京大学时二人并未交友。1916 年 11 月，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就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等人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吹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人性解放的号角。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全国广大知识青年的拥护和支持，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旋即席卷全国。年仅 26 岁的胡适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二、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内容

梁漱溟研究之第一人、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将自由主义者胡适、国民党领袖吴稚晖、共产党人杨明斋视为梁漱溟著作最著名的三个批评者。因吴稚晖、杨明斋之论不关本文主旨，故略去不谈，这里着力呈现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文化观学术批评的大体样貌，进而管窥二人在文化路向上的根本分歧。

1. 第一次交锋

因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胡适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论述提出过批评，所以后者自然要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次回击是该书出版两年后的1923 年。之所以沉默了两年，胡适曾戏用梁漱溟的原话来这样解释: 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你不必辩，辩也无益。1923 年 4 月 1 日，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指出梁著的根本问题在于犯了拢统的毛病，并枚举两例以为说明。一是梁漱溟在文化定位上拢统。梁漱溟认为: 东方化还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 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胡适认为梁漱溟的论断过于主观臆想，一种文化究竟能否成为世界文化并不是主观能断定的，而是要有深厚的客观依据的，还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所以说这种逻辑是很可惊异的。

2. 第二次交锋

胡适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争并未就此黯然中歇。1923 年 10 月，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对胡适此前的批判一条一条地予以驳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何以消停半年之久硝烟再起? 据梁漱溟自述，此次论战盖因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一文对其误解甚深，而且胡适的傲慢态度着实刺痛了他，故不得不予以反驳。那究竟胡适说过什么话刺激了梁漱溟，致使后者作出用词严苛、程度激烈的驳斥? 若要解开这个谜团，尚需我们重回历史场景，看看胡适到底是如何挑起事端的。

三、对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思考

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各有偏颇之处，然而并非意气浮乏之争，其中亦有诸多真知灼见。从表面上看，胡、梁之间的东西文化之争是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固然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胡适少年时代即赴美留学，多年浸润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深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弊，所以在回国途中便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致力于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主旨的中国文艺复兴事业，希冀完成把旧中国从蒙昧萧索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艰巨使命。在这种思维框架下，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道擎起新文化的大旗，以西方的新思想、新伦理、新观念替换传统的旧思想、旧伦理、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