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引之语言学研究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试论王引之语言学研究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王引之的学术特点及其贡献，从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一文可窥一斑。龚以平日所闻于王引之自我评价的口气说道：“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赵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又闻之公曰：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王引之敢于改正古人错误的是这样三类情况：“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误，吾则勇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吾则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吾则勇改其所改。”王引之不敢乱改的一类错误是：“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十八可求，十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吾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证，吾惧来者滋口也，吾又不改。”

下面将从九个方面论述其学术贡献。

一、发掘古代语词被淹没的语义

王引之是古代语言学家，他不是从整体上阐发经学的微言大义，而是发掘经学中个别语词被淹灭的古义，从局部上为经学的新解释提供新的语言学材料。在《经义述闻》卷三十一《通说》上，他通过语义训诂的方法，揭示了古代汉语中一些词汇长期被淹没的语义。发掘这些被淹灭的语义，在一定的意义上促进了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下面仅列举7个语词的训诂，从中可以看出其语言研究对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意义。

1.有与友通，均可训为亲。

2.时训为善。

王念孙认为只有“毛传”一见，而王引之则举出了多个例子，并提出了新的理由，即时、善一声之转，故可以训时为善。不过，从语义的角度看，时训为善，并非善恶之善，乃是“好”的意思。王引之训善为嘉，颇为恰当。然而，这两个字之间的意义相关性可能不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应当是意义的引申。做事能合时宜当然可以称为“好”。故“时”可以训为“善”、训为“嘉”。王引之仅从声音与意义相关联的原则出发训时为善，仍有未尽其意之处，应当注意到词汇的意义引申原则。

3.“赵注训为为有，足补经训之阙，而字书韵书皆不栽其义。”

此条通过对经训的历史研究，发掘出了“为”可以训释为“有”的新意。为此，王引之又作了系统的材料补充。

4.“从容有二义，一训为舒缓，一训为举动。其训为举动者，字书韵书皆不栽其叉，令略引书以证之。”

在此条，王引之先列举“楚辞”中的例子，以楚辞证楚辞，此为内证法；次引《中庸注》中错误例子，以见训诂于经义正确解释的重要性，“训诂明而经义明”。顺便又批评了郑笺的错误。在此条词义的训释过程中，王引之还拓展了戴震“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训诂原则，将一词之意的训释，发展成贯通经、史、子的训释原则。最后，他又对该词之变形作了引申性的论述，将“从容”与“竦踊”、“怂恿”联系起来，从而将“因声求意”的原则在词义训释方面加以拓展，即由字义拓展为词义，并从自动与使动的词语使用方法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从容”与“怂恿”的意义相通与词法相异之处。这是王引之对古代汉语动词用法研究的一项贡献。

5.“家大人曰：蕾可训为立。而字书、韵书皆无此训。”“家大人曰：《吕氏春秋》‘顺说’、‘求人’二篇注并曰：‘归，终也。’而字书韵书皆不载此训。”

王引之在继承其父王念孙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复言说某字、某词之义于字书、韵书皆无，而通过经、史、子等典籍或传、注类著作，详细证明自己研究的新发现。这是在经、史、子的研究过程中积累新的人文知识的做法。这些人文知识虽然客观地存在于古代的典籍之中，然而由于语言的变化、发展，某些字、词的意义长期被淹没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通过古典人文学的“知识考古”形式，以人文实证的方法掘发沉沦于古代典籍之中的某些字、词的原初意义或另一面意义，对于拓展人文学的知识视野具有积极意义。相较于宋明理学的义理创新而言，清代乾嘉学术中的知识考古运动更偏重于人文知识——即字、词意义的发掘，以此来拓展人文学者的知识视野，从而间接地达到或实现对经典意义的新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乾嘉学者是通过知识视野的扩展来实现意义的再创新。对于学者个人而言，这些零星的创新并不形成某一创新的系统。然而，从一个时代而言，则在整体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革命，造成了思想“范式”的转移——即通过人文实证的方法实现思想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