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分析
美国的部分新清史学者，不仅就中国与大清的关系表达了引人注目的意见，还乐于谈论清帝国主义，对大清的国家特性提出新的解说。他们虽然早已习惯并坚执大清帝国的称谓，但有的却因重新思考与维护新清史部分观点的缘故，近年来颇不满意于欧美学界长期以来将秦汉以后的中国历朝都通称为中华帝国的流行说法，认为中国真正可称之为帝国的王朝很少，其中当以清朝最为典型;并且欧洲当初之所以称中国为中华帝国，也主要源于大清入关初期的武力征服留给欧洲来华传教士深刻的帝国印象之后的一种倒推结果。近年来，哈佛大学的欧立德(Mark C.Elliot)教授在其以中文发表的论文和演讲中，就明确阐发了此类观点。尤其是他2014年年初发表在《读书》上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一文，有关内容相当丰富，给人们不少启发，但同时也留下一些值得继续探讨的疑问①。本文不准备涉及太多问题，只拟就欧立德教授关于欧洲何时称中国为帝国的主要观点予以商榷，希望能够推进和深化相关问题的认知②。
一 欧美中国史研究中的帝国困扰及其由来
1998年，加拿大明史专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曾点出中、西史家研究明史的一个困局：明史在中国史学界属于封建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阶段论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公元前5世纪，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结束。而在西方学界，明史习惯上归属于中华帝国晚期，但这种分期有一定随意性，宋、元、明、清都有被称为帝国晚期的可能③。卜正民担心，西方学者使用的帝国晚期概念，是否在不觉中已经暗示着明代在中国史上的没落与迟滞?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晚期并非中立的分析工具，在潜在的历史预设论上，它与封建社会似并无二致。而麻烦也在于此：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明史研究中，不免也使用过帝国晚期的概念。卜正民还注意到，empire或帝国，在欧洲与中国的历史语境不同，西方学者以帝国称呼中国王朝历史，其实并不十分妥当。所谓帝国之称，自然是因为有皇帝。但帝国二字，并非中国的传统称谓，中国皇帝建国，但坐的是天下。他发现，利玛窦(Matteo Ricci)曾用古罗马的imperatore(皇帝)一词来指称中国的统治者;但称中国之国，用regno(王国)一词，而并非帝国①。据卜正民氏称：欧洲最早称中国为帝国，是1642年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西班牙文著作，其书名上就有中华帝国(Imperiode la China)，但该书为索萨(Faria i Sousa)所译，原著的标题本来称中国为中华王国(reyno da China)，等等②。
卜正民对于称中国为帝国的顾虑，主要是担心在历史概念与历史主体性之间是否恰当匹配的问题。他认为，应当尊重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概念，使用明朝大明国之类的历史概念，似乎较容易避免社会科学的历史预设之干扰。卜正民对于中国各王朝历史的主体性顾虑，自有其西方汉学的特殊语境。美国唯一的一份清史研究专刊，最初就叫《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多年之后(1965～1984)，却改称Late Imperial China。帝国晚期概念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开始用中华帝国晚期的概念，这终于引得美国新清史学者欧立德教授时隔16年之后，要旧话重提③。
欧立德对中华帝国的概念史极有兴趣，为此，他准备实施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他指出：事实上，西文empire的汉译词帝国，基本上不见于十九世纪前的中国文献之中。现代汉语帝国一词的形成及使用不属于中国朝政使用的政治术语，而汉语中的帝国是受西方empire一词诸种概念影响而成。那么就概念而言，考察empire传入中国的发生史是首要工作。而不应忽略的两个相关历史层面是：一、西方人最早什么时候指称中国为empire，即帝国;二、中国人接纳这叫法，以西文概念自称中国为帝国的过程。
换言之，我要考察的问题是：首先，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什么时候被视为帝国?然后，再以此审视这如何影响中国人探讨自身的历史。要认识中国近代转变过程的矛盾及复杂性，立论点必先从中国是为帝国，而不是从中国是为民族国家开始，因此对于现代中国的起源，有关帝国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④。
与卜正民的问题意识相比，欧立德显然走着更远。欧立德的目标，远不限于提醒研究者要有充分的王朝国家自省。他的新清史进路使他带有更为复杂的关怀，也得出了一些令人困惑的认知与结论。其一，在清朝之前，也即17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的中国观，仍停留在出产丝绸的地方或地带，认为中国只是地区或王国而已，并非统一的广土众民的东方帝国。所谓中华帝国是清人入关之后欧洲人才有的构想，并非欧洲人对中国漫长王朝史形成的某种历史认识。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一六四四年满洲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是欧洲论述里以中国从王国一跃而成为帝国的重要转折点。最早反映这一认知转折的欧洲著作，乃是耶稣会士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也就是说，在清之前，欧洲人只知道中国是东方一个王国，与之并列者，为契丹、女真、鞑靼(蒙古、满洲)、撒拉逊;中华帝国既然不存在，历代王朝所谓宇内混一的大一统，其实并未真正实现。是清朝的征服活动和实际的统治不同民族的政体的政治实践，才真正在观念史上实现了欧洲人认可的帝国，此后，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述逐渐变得一致：中国是一个帝国，它的统治者为皇帝⑤。其二，19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王道天下等传统中国王朝国家观念不断碰壁，中国人一度在西方人的帝国认可中找到自信，国力衰落的情况下，争取平等国际地位的要求，令中国人欣欣然在外交活动中自诩帝国。同时，谋求富强为开端的现代化运动以来，社会进化思潮让中国人转而接受比帝国优越及进步的民族-国家理论，而且，清末带有民族认同感的国家论述，更能攫取当时中国人的注意力，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说，比卜正民的思考要丰富得多，有的也的确有认知价值。尽管他发表的还只是纲要性的文章，其涉及的时空跨度与历史复杂性，对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着实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循着他的线索，去做更为深入一些的研究。
二 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被视为帝国?
这个问题是欧立德全部论述的关键所在。关于明末耶稣会士的中国国家观，西方学界向有所疑。实在应该首先弄清此节，方可凿穿混沌，正本清源。据欧立德说：欧洲人对Cathay和Sinae/Seres的混淆，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十六世纪末，随着耶稣会的传教士，特别是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抵达澳门，三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误解才得以修正。当他的论著在1615年出版后，欧洲人才明白马可波罗笔下的Cathay其实就是古文献中Seres地区的北部。之后的欧洲地图迅速地吸收这新知识，但却没有彻底改变对中国的理解。尽管利玛窦以及其他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仍然不把大明视为帝国。在他们眼中，大明一如以往，始终是出产丝绸的地方(Serica regio及Regio Sinarum)，这时各种欧洲语的著述中，还是无间断地以王国(reyno西班牙语;reino意大利语;Knigreich德语)指称中国。
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国为中华帝国的著作，是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所著的《中华帝国以及其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l por los religios de laCompaiade Iesus)。曾德昭是利玛窦殁后的一代人，这书一六四二年在马德里出版，出版后，翌年旋即译为意大利文在罗马面世。不过，在邻国出版时，书名却被译成Relatione __________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即《中国伟大王国志》。然后于一六四五年被译成法文版的时候，书名又被译成Histoire u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de la Chine，即《中华大王国全史》。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西班牙原著以帝国指称中国的做法。而甚至可以说，曾德昭自己亦然。除了题目外，整本多达四百页的原文却只用了一次帝国。其余一致地以王国(reyno)指称中国，偶尔会使用王朝(monarquia)。换言之，曾德昭在书内并没有贯彻推销中国为帝国的说法①。
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确如欧立德所说，反映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观想，是概念史上的重要问题。但更重要是，这些著作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是否如欧立德所说，尽管利玛窦以及其他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仍不把大明视为帝国。在他们眼中，大明一如以往，始终是出产丝绸的地方或地区(Serica region及Regio Sinarum)?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多为饱学之士。特别是利玛窦、金尼阁等人，旅华多年，熟读中国典籍，著译之精勤，令当时不少上层社会大官僚、大知识分子所叹服。他们怎么能对明代中国政体毫无常识，把大明国只当作是出产丝绸的地方或地区?莫非这些来往东、西方的早期使者，实际上是两舌居间的两面派?总之，欧立德此说大为可疑。
先让我们来看看，欧立德所言利玛窦著作原本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利玛窦去世后，其著作在欧洲出版，这主要是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功劳。所谓1615年利氏的论著，实为金尼阁翻译、编撰的拉丁文定本：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即《耶稣会之基督教对华远征》，1615年在奥格斯堡首版。该书出版后轰动一时，马上在科隆等地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对17世纪欧洲的中国观有着重大影响。
在这本书里，耶稣会士果真没有把中国当作一个帝国吗?打开五卷一册的1615年奥格斯堡出版的拉丁文原著，在第一卷第二章，即正式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国名称、位置及版图(magnitudine)，开头一句就说：这个位于东方之极的帝国(Imperium)，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其最为古者，同书第5～6页，以当时欧洲人的视角，概括中国传统国家制度的特点，其中有一段话很关键，现在流行的中译本，不是直接从拉丁文译出，似有未达之辞。为了澄清原貌，迻译如下，并赘附拉丁原文：以无上权力统治此大国者，称天下之主[即天王]，这是因为他们误认为自己广袤国土的边境，几乎达到了[天下]所有的曲曲折折(滨海)界线的缘故。[Qui universum regnum cum summo impero moderatur，Universitatis huius Dominus appellatur，ideo quod arbitrentur ipsi，regnum suum iisdem prope terminis，quibus hoc universum claudi，]①它的为数不多的邻国此前很少被弄清过，直到欧洲来通商时，这些国家连名称也不值得一提。[nam vicina regna quae prius pauca nouerant，quam cum Europaeis commercia misserent，vix regnorum nomine dignantur，]②这在我们看来有些奇怪，不过我们(欧洲)的君主当中有这么多人，从未有过中华大帝国那么大的统辖权，却采用(与其)同样的，煊赫的头衔，如果被某个中国人看到了，他也一定会感到惊奇。[quodsi cui e nostris mirum videatur，idem sciat sinis videri posse，si scierint tot e nostris monarchas eodem titulo insignitos，quibus in Sinarum ingens imperium nihil unquam Iuris suit.]从国土面积的角度观之，不同时代关于中华帝国的无数著述，往往在其称谓上用一个大字，这样做实在是有道理的。[Quod spectat ad amplitudinem，non immerito Sinarum Imperium，Scriptorum seculorum omnium calculo，magnum，praenomen obtinuit;]就版图和疆域而言，当今世界上，(据我所知)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全部的王国合在一起，也不及其广大。[nam si agrorum situm ac limitum spectes，omnia orbis terrarum regna，unam quidem appellationem sortita，hodie superat，per omnia retro secula(quantum quidem hae tenus assecutus sum)superauit.] 至(北纬)42度，到了北方长城，这便是抵御鞑靼入侵中华帝国本土及二者分界之所在。[ad secundum quadragesimum，adboreales illos muros，quibus a Tartaria Sinae suum Imperium diuidunt ac tuentur.]③这段话应当是利玛窦根据他所掌握的地图，对传统中国错误地理观的修正。但即便如此，短短一段话，凡三称中国为中华帝国。与欧洲列国相比，中国显然是一庞大帝国。尽管当时中国人政治地理观念陈旧，但利玛窦、金尼阁等来华耶稣会士非常清楚，中国君主世俗的专制权力，远远超出同时期欧洲各国君主。这是17世纪之初世界历史上不证自明的道理。
对中国君主的称谓，耶稣会士此处用Universitatis huius Dominus，字面意思天下之主，与《春秋》中天王含义最近④。明人笃信《春秋》为孔子删定之史文，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多习儒书，撷此译出，至为可能。quibus hoc universum claudi，字面意思所有的、曲折(海岸线)的地方，不是西方所习惯的表达方式。不少西方译者把拉丁文形容词universum(所有的)，误解为词根一致的名词宇宙。这一误解，早在1616年里昂出版法译本、1617年里尔出版的法译本中即已出现⑤，直到1983年中译本也未加更正。
从措辞、文意上分析，这句让欧洲人有些费解的拉丁文，显然是汉语率土之滨的对译。率土之滨是汉语描绘中国传统政治地理的经典之辞。明末耶稣会士为了向欧洲读者准确地介绍中国人的天下观，自然最好是翻译这句话。如此一来，这句煞费苦心的拉丁文也就豁然通释，统治天下者，即为天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岂不正是《诗小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思吗?中国古人所谓天下，实为四海之内，并不囊括海洋，也不包括海外的大洲，故此又称率土之滨。天下这个古代政治地理观念，并不便指代后世地理观念上的世界宇宙等等。耶稣会士的这句译文，可谓信矣!
通过这一翻译上的细节也可以看出，金尼阁此处所谓中华帝国，即中华天子之国，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这个观点，再明白不过。同一书中言中华帝国之处尚多，如第一卷第六章Sinense Imperium①，第二卷第五章SinarumImperium②，第七章Sinesis Imperii(属格，即中华帝国的)，Thien-hia(天下)③，第四卷第五章Sineseimperium④;中华与帝国不连用，而单用帝国表示中华帝国之处更多，例如，利玛窦批评中国人地理观的名言：中国人武断认为，天圆地方，而且帝国(Imperium)处于大地中央这句话里的Imperium，即Sinarum Imperium的省文⑤。
那么，金尼阁1615年整理出版的《耶稣会之基督教对华远征》，是否为了满足西方一般公众了解中国需要，才把中国称为帝国的呢?耶稣会是否内外有别，其内部有某种不同的看法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在金尼阁向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1543-1615)提交的传教年报的原文。由金尼阁主笔撰写的1610、1611年两年年报，1610年年报的第一句话就说：这个帝国，或者说中国的这个新世界之广大，以及我们耶稣会中心彼此之间的距离，令我们要把一年内所做的事情很快汇总出来，并非那么容易。年报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但开宗明义，把中国视为一个庞大帝国。显然，耶稣会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内外统一，毋庸质疑⑥。
明末耶稣会视中国为一大帝国，实基于其对中国政治地理观的见解。他们考察了中国的传统经典，以及同时代的中国的地理学著作，才得出这样比较准确的认识。欧立德认为这些在华耶稣会士先驱不把大明视为帝国的观点，显然证据不足，应当说不符合史实。
三 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志，全书只用过一次帝国称呼中国吗?
欧立德还认为，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国为中华帝国的著作，是1642年马德里出版的曾德昭著西班牙文《中华帝国以及其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l por losreligios de la Compaia Iesus)。但此后1645年的法文译本，就把帝国译为王国(royaume)，意大利文译本，译作王朝(monarchia)，由此可见，欧洲人不认为明朝中国为帝国。甚至曾德昭自己，也并不真正认同中国是帝国，整本多达四百页的原文却只用了一次帝国。其余一致地以王国(reyno)指称中国。
这个说法有些奇怪。卜正民转引《明代名人传》说：曾德昭所著书，原本标题中有reyno da China，对中国不称帝国，1642年马德里出版西班牙文译本，才使用了中华帝国(Imperio de la China)之称。二人说法不尽相同(欧立德误)，但观点类似。欧立德似乎延续了卜正民的观点，并对其假说有所引申。但不同点在于：卜正民只说标题译法不同，并没有讲该书的内容如何;欧立德则为之定案：虽然标题是中华帝国，但也不能作数，因为其书中内容不能证明这个观念。
问题是：1642年的西班牙文《中华帝国志》，果真全书只用过一次帝国称呼中国吗?曾德昭是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Alvaro Semodo的中文名字。他1585年出生于葡萄牙东部山区一个叫尼撒(Nisa)的村子。1602年入修道院，后被耶稣会派往日本、中国传教，曾担任中国教区的司库，1640年曾返回欧洲，出版《中华帝国志》。耶稣会士的传记及其1642年著作扉页，均有记载①。曾德昭初到中国，曾用汉文名字谢务禄，后改本名，字继元。1644年，他离开欧洲，再次返华，曾出任过中国教区会长。除了留下大量有关耶稣会士传教的著述，他还编纂中文-葡萄牙文双语辞典《字考》二卷。曾德昭《中华帝国志》的版本复杂，1638年，他在返回欧洲途中，在果阿(Goa)完成《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布道记》(Relao propagao da fno reyno da China e outros adjacentes)②。1642年马德里出版的西班牙文本《中华帝国志》，即译自此。西班牙文本出版后，曾德昭又整理自己在中国的文稿、译稿，为之增加的不少内容，形成一种新的二卷修订本。意大利文、法文、英文译本，就是译自这个修订本。因此，两种西班牙文的译本，都是在曾德昭本人主导之下形成的，似乎不能说，曾德昭本人不同意西班牙文书名称中国为帝国。
与欧立德所说不同，实际上曾德昭在《中华帝国志》1642年西班牙文初版当中，多次称明代中国为帝国。在本书向沙勿略神父(Padre S.Francisco Xavier)的献辞(Dedicatoria)中，曾德昭即明确地称中国为中华帝国(Imperio de la China)。同样，在介绍中国概况的第一章，即称这个王朝(Monarquia)有十五个省③，每个省都是一个巨大的王国(un capacissimo Reyno)④。同一章讨论中国通货稳定，物价比葡萄牙低廉时，又称：中华帝国(Imperio Chino)如何长期保持令人羡慕的稳定，就要看如何遵循律法和古礼，尊卑自别(尊者自尊，卑者自卑)，拒绝锦衣美食的奢靡了。有意思的是，在概述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时，曾德昭将古史上的尧、舜，都译为帝尧、帝舜，帝译作皇帝(Emperoador_c_鶛黖y_c);尧传国于舜，国译作帝国(Imperio)⑤。为了让欧洲读者了解中国皇帝的政治意义，曾德昭特别介绍了每一朝新帝继位，都要从改元做起，因此，也就有以年号称皇帝的习惯：如崇祯的祖父为万历，父亲为泰昌，其继位兄长为天启。但最主要的称谓，还是皇帝(Hoam Ti)，即Emperador。皇帝还被称为天子，因为他们的理念是：帝国(Imperio)乃上天所赐⑥。在本书其他地方，称中国用帝国的译法比比皆是，例如：帝国最大的城市⑦、帝国诸省⑧、中华帝国(Imperio de laChina)⑨等等。
显然，不论是从国家制度的历史沿革，还是翻译使用明代具体文献方面，曾德昭称明代为帝国(Imperio)均有依据。读其书，便知这个观点明确无误，绝用不着推销什么中国为帝国的说法。
应该说明，曾德昭在1642年之后，为《中华帝国志》补充了更多明代文献的译文，有帝国用法的内容更多。而在1645年法文译本、1655年英文译本当中，将中国称为帝国(Empire)的译法，竟然比原著还多①。1653年的意大利文译本，也不乏译中国为帝国(Imperio)之处②。其原因已不可细考，但很可能是曾德昭关于中国君主文化的介绍对欧洲的译者产生了影响。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照着阅读，此处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