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适应视域下武术文化的趋同适应研究

摘要：中国武术文化是世界体育文化圈的一个“因子”，其发展与其所处的体育文化生态密切相关，从跨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武术文化更好地发展。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历史研究法，在生态适应视域下探寻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与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密切关联，在阐明武术文化和趋同适应的基础上，纵向梳理武术文化的演变历程。认为武术文化是在不断趋同适应所处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中不断演进和发展的。

关键词： 武术文化;生态适应;趋同适应;文化生态;社会生态

中图分类号： G 85文章编号：1009783X（2016）01008104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As a factor of the world sports culture，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ecology，where the research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s partly beneficial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culture.This paper，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research，explor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tial arts and social ecology cultural ec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daptation.With a longitudinal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martial arts based on the convergent adaptation of martial arts culture，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culture takes place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on to the social ecology and cultural ecology.

Keywords：martial arts culture;ecological adaptation;convergent adaptation;cultural ecology;social ecology

收稿日期：201504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TY04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2014BS0001）。

第一作者简介：王洪|（1978―），男，山东淄博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和体育社会学。

通讯作者简介：韩玉姬（1979―），女，山东威海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作者单位：1.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2.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 611137

1.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Sichuan，Chengdu 610041，China;2.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Chengdu 611137，China.

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世界体育文化中的奇葩;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武术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这个大花园中始终缺乏立足之地和绽放空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体育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日渐明显，中国武术文化也意图借势走出国门，但始终在“大花园”的周围徘徊。在西方体育文化主宰世界的当下，奥运会的大门却半遮半掩。从文化生态适应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军奥运会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适应性举措，此举即为中国武术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生态中的趋同适应。

1武术文化的趋同适应概述

1.1关于武术文化

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类型，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并形成了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中承载了厚重的文化并积淀为自身的内涵，在历史长河的洗刷和磨砺中形成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一次次的社会变革中发生了社会功能的变化而始终保持品格，在一浪一浪文化激流的拍打中自强不息而坚强地立于潮头。上述种种不能不说武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程大力教授所言：“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母体的一个侧面，具有文化母体的核心本质特征，透过它，可以完整地折射文化母体基本精神的全部光芒。”[1]相信这不是对武术文化的褒奖，而只是武术文化厚重底蕴的一种客观陈述。

武术文化的核心概念为“文化”和“武术”，意即武术文化是由武术而生的文化。文化是武术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属性标准或基本特征，关于什么是文化无须赘言，而武术，却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关键词。《中华文明大辞典》对武术的解释是：“武术，又称国术或武艺，其内容是由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照一定的运动规律组成徒手和器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功夫、套路和单势练习形式。用以锻炼身心，防御自卫，具有丰富的技术内容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2]然而，梳理有关资料发现，武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如拳勇、手搏、相搏、期门、卡、摔胡、长手、手格、武艺、讲武、武技、打套子、武事、试扑、使拳、拳法、把式、对力、对拳、国术、国技、功夫……，这些说法显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统称的“武术”的界定，当然，对武术的界定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武术何以成为文化？关于武术文化的概念界定显得无所适从;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武术文化是将武术视为一种具有完整的内在层次和构造、表现出特定功能且服从和实现着某种价值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是一个与外在的文化大环境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交流，并以这种联系和交流为生存前提的系统结构”[3]。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武术会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发展景象，武术文化也会被赋予更多的内涵。 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是当前武术的2个主要类型。相比而言，竞技武术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传统武术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传承有序。从根本上讲，传统武术更接近武术的原有风貌，而竞技武术则更接近于竞技体育的标准。传统武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讲究“内外双修、形神兼备”，也就是通过“武”来达到“防身、健身、修身”的统一，一种个人修炼行为，比武的胜负判断是主观的、模糊的，没有客观具体的标准;竞技武术可以说是以西方竞技体育的标准重新塑造出来的，适合比赛的一种竞技体育形式，通过严格的规则限制进行对抗，在客观、明确的评判标准下进行比赛，最终以获胜为主要目标，是一种体育化的武术。

1.2关于趋同适应

趋同适应（convergent adaptation），在生物学意义上是指“亲缘关系相当疏远的不同种类的生物，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中，接受同样生态环境选择，只有能适应环境的类型才得以保存下去，通过变异和选择，结果形成相同或相似的适应特征和适应方式的现象”[4]。本文所谓的趋同适应缘起于生物界的名词――生态适应，其原意是指“生物随着环境生态因子变化而改变自身形态、结构和生理生化特性，以便于环境相适应的过程”[5]。生态适应与物种进化的关系是环境导致进化，进化的主要方向是适应。生态适应是生物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形成并不断与其生存环境协调的过程。具体又分为趋同适应和趋异适应2种类型：“长期生活在相同环境条件下的不同种类生物会形成相同的生活类型和相似的外形、生态特征，这种适应性变化称为趋同适应”[5]，例如沙漠地区生长的仙人掌和大戟，它们虽属不同的科，但都有肉质茎;“长期生活在不同条件下的同种生物，为了适应所在的环境，会在外形、习性和生理特性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别，这种适应性变化被称为趋异适应”[6]。适应的形成是环境条件对生物遗传性变异长期选择的结果，随着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一部分物种消灭，另一部分物种通过产生有利的突变来适应环境的变化。

生态适应为我们研究体育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随着各学科研究的交叉发展，各种文化“生态圈”逐渐形成，就体育文化而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体育文化共同构成了“世界体育文化圈”，其中又可从地域、民族等维度划分为多个“亚体育文化圈”，每个体育文化圈里的体育文化就如同生物圈的生物个体，以体育文化因子的形式互相作用、相互依赖、互相影响并共同存在和发展。依据生态适应的分类，本文在文化适应和文化生态适应理论的框架之下，将生态适应类型划分为演变适应、交互适应、策略适应和趋同适应4种类型，而对于趋同适应而言，本文将其界定为：“作为一个文化因子的体育文化，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通过变异和选择形成与其所处文化圈其他文化因子相同或相似的适应特征和适应方式的现象”。生物界和文化圈在类型划分、构成方式、作用机理、运行机制等方面有着很大程度的相近，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各种文化就如同生物界的千百种动植物，共同构成了彼此生存或存在的大环境，在这个大环境内，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互相支应、互为其用，在星转斗移、历史轮回中赓续、演变和发展。

2武术文化趋同适应的具象表述

武术文化的趋同适应现象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体育文化圈内，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世界文化生态圈内。某一类体育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或存在的各种改变，其中影响体育文化发展的生态因素可归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3类，对于武术文化的趋同适应而言，主要体现为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2个方面。

2.1社会生态范域的趋同适应

武术文化的产生与人的社会生活和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武术和武术文化从本源上讲是产生于人的社会需要。社会环境对武术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需要也决定着武术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从社会生态的角度来讲，社会环境的改变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武术文化，武术就是在不断适应社会生态变化的过程中演变和发展的。

2.1.1武术对社会环境的趋同适应

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先民们基于生存与野兽搏斗和使用工具为武术的萌芽奠定了基础。随着阶级的出现，部族之间的战争对攻防格斗技术有了一定的要求，经过积累和总结，这些攻防技能开始被有意识地传授。青铜器的发明改进了武器的形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相争对武备更加重视，为满足作战需要，有“拳勇”能“技击”的人才备受重视。春秋中后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引发了社会动荡和变革，在此社会环境下，出现了“聚士”的社会风气，根据社会地位和特点，“士”被分为“文士、武士和低级官吏”3大部分，其中的“武士”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装力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战国时期出现了“文武分途”的社会现象，“儒”“侠”出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出自《韩非・五蠹》），在战乱的社会环境中，武器也多样化发展，出现了“五兵、五刃、五戎”。可见，在春秋战国以前的这段时期内，武术是在战争频繁的社会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

秦汉三国时期，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人们较长时间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之前服务于战事的武术逐渐失去了发展空间。为了防止叛乱，秦始皇还“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此时的武术逐步向“竞技”的方向发展，“角抵、手搏”等民间比赛较为盛行，出现了“武艺”并形成了多种风格的技术流派。这段时期内，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改变了武术发展的方向，武术为了适应这种稳定的环境而转向民间竞技。

两晋南北朝又是个战乱频繁的历史时期，为武术提供了舞台，此时实行的“府兵制”，选士对武艺要求很高，这一点在《通典・兵典》中有详述。尽管标准很高，但由于此时民间武艺颇盛，竟然“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加之民族迁徙杂居，促进了武艺的交流，南朝时始见“武术”一词，民间武术活动开展也很好，出现了口诀要术。此阶段武艺重回军事舞台，带动了民间武术蓬勃开展。 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繁荣时期，武术大兴，尤其是“初唐盛世”，为武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武术器械、套路和集体表演项目都得到了较大提高，“武举制”的实行也推动了武术的发展。宋、元、明、清是武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宋代尚武的社会风气促进了武艺的发展，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开展打擂比武选锋，并且有了一定的标准，民间练武风气较浓，出现自愿结合的武术组织――“社”，武术被作为防身抗暴和防止外来入侵的工具，繁荣的商业很大程度地促进了艺人练武，武艺逐渐呈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朝代，不提倡民间武艺发展，禁止民间练武及私藏武器，传统武术仅在士兵中有保留。由于戏曲对武艺的需要，武艺登上舞台，与艺术结缘，原来的民间武艺在农民起义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明代是武艺集大成、大发展的时期，流派林立，不同风格的拳术、器械都得到大幅发展”[7]，并建立了完整的武术体系;明代建立的庞大军事机构促进了练武的开展，兼顾军事实用和健身表演，套路技术和对抗性攻防格斗技术都趋于成熟和完善，形成了体系和不同风格的技术流派，练武的器械也更加规范，出现了大量的武术著作。清代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繁荣景象持续时间较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激发了大量的阶级矛盾，各种斗争和起义层出不穷，危机四伏，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民间练武被禁止;但是，在秘密开设的“社、馆”中，武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式多样的拳种在民间广泛开展，出现了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劈挂拳等新拳种，形成了各种武术流派，同时，武术理论也更加完善和成熟，总体上讲，清代武术发展远超前代。新中国成立前，武术发展呈现颓势，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术才被有关部门重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在军队中还是在民间，不管是在战乱还是太平盛世，社会环境对武术的影响至关重要，可以说，武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是循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行的，武术发展的每一次转向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态变化，这种现象在生态适应的视角下即为趋同适应。

2.1.2社会发展的需要

武术，本源上是一种生存技能，后来用作军事，之后便向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其社会功能的演变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需要的差异。通过上文的梳理也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武术的发展走向，作为生存技能的武术反映的是原始社会的需要，作为战争中作战技能的武术是动乱社会的发展之需，作为防身、健身、防侵的武术是阶级社会人民表达诉求的社会需要，作为表演、娱乐的武术反映的是社会对于武术演绎功能的需要，作为艺术被搬上舞台的艺术化武术反映的是特殊时期社会特殊需求的满足，作为宝贵文化遗产的武术是新时期社会发展对传统文化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生态的一面镜子，通过它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社会生态的变化轨迹，武术社会功能的一次次变化都是其适应社会生态变化的体现，其中的种种改变或变化都是社会生态变化所导致的，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武术的每一次适应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生态的变化，两者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生态适应维度的趋同适应。

2.2文化生态范域的趋同适应

2.2.1武术文化对一般文化生态的趋同适应

文化生态所体现的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整体风貌，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民族文化的类型、社会文化潮流和社会文化需要都曾对武术文化发展所依赖的文化生态产生过重要影响，使武术文化产生了趋同适应，试以几个典型实例说明。

第一，元代的文化繁荣与禁武。元代是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实施的文化政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可以看出元代对儒家文化的看重。儒家文化的重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武术”的发展，出现了“严禁百姓习武练艺”，“私藏兵器、出猎”都会被治罪，连寺庙里的仪仗武器也只能用泥土、木头制作，不许用真兵器，甚至连菜刀也要几家共用一把。由此看来，元代武术在文化繁荣的景象下被限制了发展，不能不说是由于文化生态改变造成的结果;但是，元代文化的发展催生了戏剧的发展，以至于后来形成了“元曲”这一艺术类型，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武艺”开始登上舞台与艺术融合，民间被禁止的武艺以这种形式得以流传，武术的基本功和不少武术器械都变成了合法的“行头”，出现了“十八般武艺”。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元代的文化兴盛对武艺产生的重要影响，民间武艺的被压制和搬上舞台2种现象，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武术文化对当时文化生态的趋同适应。这种情况在清代再次出现，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在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文化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也同样对民间练舞予以禁止，不同的是，由于社会的动荡，武艺反而在压制中伴随各种起义蓬勃发展。

第二，近代武术进入学校体育的改造。中国近代是西方文化盛行的时期，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侵入到了每一个领域，武术在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引起关注并逐步引入学校体操课，在武术教法上进行了改革：一是用近代体育运动的原理对传统拳术分门别类说明其锻炼价值和作用。为满足学校武术教学的需要，武术在生理学原理的框架下被分为3大类，即“强健筋肉、发展体力”类、“活泼肢体、敏捷思想”类和“流通气血、强健精神”类。二是对传统武术教学方法进行改造。在传统拳路联系法方面变单人教练为团体教练，再者是“依习拳术当然之顺序，按习它种科学方法排列之”，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即为代表性产物。近代武术的改造可以说是适应学校教育之需，而教育作为文化的风向标也是文化发展状况的体现，武术文化与教育的对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文化生态的趋同适应。

2.2.2武术文化对体育文化生态的趋同适应

体育文化生态同文化生态一样，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国内或本土的体育文化生态如此，世界体育文化生态也如此。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典型，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上述2种体育文化生态中发生了趋同适应。 就国内体育文化生态而言，变化最大的还是在中国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进入使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生态变为“二元”结构，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武术文化也包含其中。

首先，以上文提及的《中华新武术》为例，马良创编的新武术分为“率角”科、拳脚科、棍术科和剑术科，其内容上的素材以传统武术为主，在形式上借用兵式体操的操练特点，配合口令分段分节练习，适合团体教学与操练。“新武术”的创编积极意义有之;但从中可以寻见西方体育的重要影响，从体育文化生态的角度而言，此举也当是对当时体育文化生态的趋同适应。

再者，霍元甲创立的中国最早的体育团体――精武体育会（原名精武体操会），以德、智、体三育并重为宗，倡导和发扬精武精神（爱国、修身、正义和助人）。起初，精武体育会招收的第一批学员73名，采用的是武术传统教授方法――以师带徒、传授拳术;但1915年以后，增设了兵操、文事、游艺等，其中，兵操主要教授兵式体操，游艺中也包括了足球、网球、标枪、溜冰等西方体育的活动。“精武会还吸取西方体育的经验，改革传统武术的形式和内容，创建了适于团体运动，可以数千人通常演练的技击大会操――‘精武式体操’”[8]，这种教学内容上的变化正是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武术文化影响的侧面反映。武术受西方体育的影响而进行的改革还体现在近代的运动会上。1923年举办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进行了传统拳术和器械的单练和对练的表演。1924年第3届全国运动会将拳术列为表演项目，制定了按手、眼、身、法、步5项技法进行评分的简单规则。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中，武术表演赛改进为分单练拳术、对练拳术、单练器械、对练器械4项，进行分项比赛评奖。1935 年民国第6届全运会武术表演赛将评分标准修订为按姿势、动作、运动3项进行评分[9]。这一次次的调整也是当时武术文化对中国体育文化生态趋同适应的有力侧证。

中国武术文化对世界体育文化生态的趋同适应在竞技武术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竞技武术产生的初衷是促进中国武术与以西方体育为主导的世界体育的接轨，竞技武术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武术进行改革的产物，“政府发展武术的政策改变了武术的性质，使武术成了一种‘艺术化体操’，舞蹈化、去技击化。为此，提出了‘现代武术’或‘武术现代化’的新概念，不但大力改编传统武术，使之‘套路化、规格化、量化’，还为之创造武术的‘新理论、新概念’”[10]。在这次的武术改革中，首先出现的是竞技武术套路和散打，“改革的不断深入使竞技武术逐渐分化，成为以‘争取优胜成绩’为目的，最大限度地发挥竞赛者自身体能、运动技能等方面的潜力”[11]的竞技体育项目，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徒手或手执武器搏杀格斗的方法或技艺，本质特征是攻防”的武术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竞技武术为‘申奥’所做的改革实质是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妥协和让步’”[11]。很明显，竞技武术是以国际奥委会对新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的“相关规定”为标准对武术进行改革的，执行的标准是 “在思想基础上更吻合奥运‘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在比赛运作、规则制定、评分标准等制度基础方面也更符合奥运习惯”[11] 的西方竞技体育标准;因此，竞技武术的产生是西方体育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育文化生态对中国武术文化产生影响的结果，其实质是中国武术文化对世界体育文化生态的趋同适应。

3结束语

武术，尤其是传统武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迂回传承至今，“起于易、成于医、附于兵、扬于艺”，其中的每一阶段都依托当时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而存在和发展，其特征、内涵和功能的演变也受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纵向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出传统武术在每个历史节点上因社会变革和文化分化而发生的各种改变，从生态适应的角度来看，传统武术，包括后来衍生出来的竞技武术，都与所处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共生互长。可以说，传统武术的军事分化和后来的转入江湖及竞技武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对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趋同适应的体现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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