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统《徙戎论》看汉魏六朝民族策略的得失
摘 要：江统的徙戎主张，思想上渊源于羁縻之策，历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张，反映了传统民族观念的一些特征。内迁有利于在共同交往中形成认同感与向心力，外徙不利于交流沟通，更不利于长治久安。内迁之患的原因，在于御之无方。实行德政、普及教化、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江统 徙戎论 民族
江统《徙戎论》作于氐、羌侵扰之时，目的是防微杜渐，避免四夷乱华，所以思想难免有所偏颇。但他历数殷周以来的民族策略，分析其得失，对于处理民族关系还是有所助益的。而且江统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传统民族观念、民族策略的一些特征，有助于更好地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所以本文拟以《徙戎论》为中心，对汉魏六朝的民族策略略作分析，以期有裨于当下。
一、江统《徙戎论》的历史渊源
江统的徙戎主张，思想上渊源于羁縻之策，历史上也有很多相近的主张，如东汉段G《复上言东羌事》就以赵充国、马援内迁先零、西羌，始服终叛为例，认为“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鲁恭《上疏谏击匈奴》以戎狄“蹲夷踞肆”，生活习俗不同，诬之为“四方异气”，“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也反对华夷杂居。邓艾《又陈羌胡事》以“崇廉耻”“塞奸宄”为名，主张“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傅玄《水旱上便宜五事疏》以胡夷之心“不与华同”，反对“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认为“此必为害之势”。郭钦《上豫防匈奴疏》亦认为内迁戎狄一旦有变，危害巨深，主张“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以上诸人反对内迁，主张外徙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是担心戎狄“始服终叛”，二是戎狄“蹲夷踞肆”等习俗性情礼义，迥异与华夏。而“始服终叛”恰恰在于，“蹲夷踞肆”等习俗性情礼义的差别所产生的偏见。这实际上是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戎狄生活于僻远寒荒之地，以游牧渔猎为生，又处于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所以在安土重迁以农耕为生者看来，就难免有些偏见。如刘安《上书谏伐南越》、乐恢《上书谏征匈奴》、蔡邕《难夏育伐鲜卑议》等，都主张对戎狄不予理睬，其理由就是其地不可居，其民难教化，所谓“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得其地不可垦发，得其人无益于政”，“得地不可耕农，得民不可冠带”。 三者所说的“其地”“其民”云云，实际上就是游牧渔猎与农耕的差别。
二、内迁与外徙的利弊
江统由羁縻之策提出外徙，又由外徙而反对招诱安抚，认为这种做法无疑引狼入室，招致更大更多的危害，显然与事实不符。《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九真、交n二郡叛乱，张乔为交n刺史，开示慰诱，并皆降散。祝良为九真太守，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由是岭外复平。汉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王雄对鲜卑轲比能抚以恩信，以致“比能数款塞，诣州奉贡献”。可见招降是御敌的重要方法，成本低，损失少，最值得推广采用。迁徙纳降，也可为我所用，《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载南单于上言：“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侯，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兵共击北匈奴。可见纳降内迁之后，民族之间不但可以和睦相处，还可以相互帮助共同御敌。
内迁之后，戎狄之患的原因，并不在“内迁”，而在于御之无方。在《徙戎论》里，江统自己也有所分析，一个是值世丧乱，所谓乘隙而起；一个是举措失当，由怨而起。如江统所说“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若 “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则终为祸患。再加上发调无度，使其死亡散流，故多逆乱。江统既已看到了戎狄为患的原因，却仍归罪于内迁，主张外徙戎狄，则不能不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在作怪。但凡偏见歧视，必然引起祸患。班彪、班勇、陈龟、阮种、范晔等人，都对内迁四夷之乱做出过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官吏之失，以及豪右黠人的欺压。官吏之失多在征发无度，豪右欺凌多因言语习俗之差异。所以班彪言内迁羌胡之乱，乃因其“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勒姐、当煎之乱，即因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又加之“迫促发遣”（《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故至于乱。内附西域匈奴之乱，亦多由此。班勇《西域议》以王莽征求无厌，胡夷背叛为例，指出鄯善、车师等西域诸国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陈龟《拜度辽将军临行上疏》认为匈奴攻营杀吏，祸起“牧守不良”“取过目前”，“呼嗟之声，招致灾害”，因此建议“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埽除更始”，以期消弭祸患。然而这个问题一直到西晋仍然存在，阮种《泰始七年举贤良对策》分析夷虏之乱，其因在于“边吏扰习”，即“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侵侮”“讨戮”激起民乱，“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
奇怪的是既已认识到了绥御之失，却仍有很多人归咎于内迁，赞成外徙之策，个中原因，除了固有的偏见之外，历次的叛乱似乎也为此提供了佐证，虽然这些叛乱的真正原因在于御之无方。但也无可否认内迁确也引发或加重了一些危害，如苻坚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宠育鲜卑、羌、羯。及鲜卑慕容垂、羌虏姚苌叛乱，苻坚身死丧国，终被其害。在五胡十六国的乱局中，无论内迁外徙，种族间的疑虑排斥，甚至征战杀戮，都是难以避免的。但也正因为大规模的迁徙流动，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加速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突出的表现是戎狄政权也开始以华夏自居，在对待其他种族时也持华夷有别的观点，其主张和江统等人并无二致。如北魏张伦、杨椿，都以蠕蠕为夷狄，自称华夏。杨椿《上书谏内徙蠕蠕降户》自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荒忽之人，羁縻而已”，认为“徙在中夏，而生后患”，反对将其内徙。张伦《谏遣使报蠕蠕表》亦言未灭蠕蠕，是因为“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而“夷狄无亲，疏之则怨，狎之则侮”，应实行“来既莫逆，去又不追”的羁縻之策。《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传上》载苻融反对将匈奴置于塞内，曰“匈奴为患，其兴自古。比虏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处之于内地，见其弱矣，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义”。《苻坚传下》还载苻融反对吕光伐西域，以为“虚m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鲜卑、氐等不但自言“中国”，还以外族为夷狄，其对待外族的态度及方略，完全继承了华夷之别的传统，实则是文化上自觉认同的表现。也可见异族之间，虽难免有偏见歧视，甚至对立排斥，但只要不断交往，即使出现冲突碰撞，也会逐渐显现出认同融合的痕迹。
实现民族融合，加强民族交往的途径，最为直接的外在的方法就是迁徙。迁徙也是巩固统治常用的手段，如《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汉书》卷四十三《娄敬传》载刘邦听从刘敬建议“徙齐诸田，楚昭p屈p景，燕p赵p韩p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以此为“强本弱末之术”。《晋书》卷一百一十六《姚弋仲传》亦载姚弋仲向石季龙建言 “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聪扰眩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至于战争中作为战利品的人口迁徙，更是司空见惯。可见内徙乃是战胜一方常用的手段，也有其积极意义。但这种依靠强力迁徙的做法，处置不当往往引起反叛，见前文所述。
相较于强力迁徙，怀柔之策更为有效，更值得推广。《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西部都尉郑纯、蜀郡太守王追、张翕，为政清廉，施以恩德，诸蛮夷深受感化。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王追兴建学校，“渐迁其俗”。张翕卒后，夷人为之起坟祭祀，迎张翕之子为太守，“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可见德政感化比迁徙更有凝聚力，更有利于统治。而要实行德政，首要的是让其安居乐业，享受到安稳幸福的生活。其次还要不断提高其文化水平，促进社会向更高的文明阶段发展，这样才能增强其向心力与认同感。如《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载鲜卑轲比能部受汉人“教作兵器铠J，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终致建安中内附上贡献。《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锡光为交n，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九真徼外蛮里张游深受感化，率种人慕化内属。
教化的普及是增强文化认同，弥合民族隔阂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发利鹿孤传》载史痹讽谏利鹿孤：“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南凉鲜卑能意识到以硕儒训胄子，推广教育的重要性，当是从自身受儒家感化得出的经验。《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载文翁化蜀的事迹，也很好地证明了教化的重要性。文翁为改变蜀地的蛮夷之风，选郡县小吏进京受学，又广修学官，招纳子弟，由是蜀地大化，形成了爱好文雅的风气，堪称以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典型案例。推广教育，从文化制度上消除叛乱隐患，增强文化凝聚力与向心力，政治统治才能相对稳定。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论》认为，南蛮西南夷之所以相对稳定，在于“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故关守永昌，肇自远离，启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归结于性情的不同，显然忽略了教化的力量。其实西北看似强悍的戎狄，在汉文化的熏染之下，也在自觉地推广教育。如《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传》载匈奴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传上》羯人石勒“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载鲜卑慕容“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传上》载氐族苻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弘儒教之风，每月亲临太学，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各个民族皆自觉地接受儒学，弘扬儒学，这正是华夏文明历经动荡流离，绝而复兴，绵延兴盛的原因，也是众民族虽时有反叛动乱，而最终融合共存，形成紧密共同体的原因。
促进民族融合的另一个途径是，建立长久有效的受拥护的管理体制。如果说在对待内迁还是外徙的问题上存在争议的话。那么，在如何管理内附归化的异族上，更是千差万别，往往随机处置，没有章法。以实行德政而言，常常随着主政者的离任而结束，安定团结的局面也随之打破。在交往过程中还时常伴随着种种的歧视与防范，如《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高后时禁止与南粤交易金铁田器；马、牛、羊，只予牡，毋与牝。以致南粤王赵佗更号自立，侵扰边境。《后汉书》卷三十七《丁鸿传》载：“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将蛮夷排除在举孝廉人选之外。《南齐书》卷五十八《蛮东南夷传》载南齐世祖拒绝了芮芮王所求医工等物，河南王拾寅子易度，尝求星书，也被拒绝。而王融《上疏请给虏书》却主张赐北魏鲜卑以副书，认为汉家礼仪可以改变其野蛮之俗，并使其内部分崩离析，趁此可一举消灭，又实在过于幼稚天真。
在具体制度的建设上更是粗疏随机，缺乏持续长久的建设性体系。就对匈奴的管理而言，《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说呼韩邪来朝，有如列侯，又言“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前一种观点与事实不符，后一种观点不知所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下》明载呼韩邪来朝“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所谓待之以客礼，王而不臣。韩昌张猛与匈奴的盟约也仅仅说：“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以对等的身份互不侵犯，互保和平，看不到臣属关系，更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按乌珠留单于所言当时的条约为“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为防止匈奴纳降西域诸国，哀帝时乃造设四条，规定中国人、乌孙、乌桓、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者降匈奴，皆不得受。王莽更是擅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导致攻伐不止。东汉对南匈奴的管制才有所加强，《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形成单于岁尽辄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元正朝贺，拜祠陵庙等惯例。后为防南北匈奴勾结，始置度辽营，以监察二部。建安中，曹操又将其分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总体上这些措施都过粗疏，既没有为其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更缺乏对其内部事务的全面参与。
对于西域的管理连像匈奴那样的条约也没有，主要通过设置校尉、都护、戊己校尉、宜禾都尉等官职进行管理。校尉、都护等主要是军事管理，防止叛乱侵犯，并“给使外国者”，为出使者保驾护航，提供资助。宜禾都尉负责屯田，屯田也是为了节省转运军需物资的费用，为驻军提供后勤保障。可见对于西域的管辖主要是军事管制，以维护统属关系而已。对于羌、鲜卑、乌桓等，亦以校尉统领，《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载班彪上言：“旧制：益州部署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实际上，所置校尉主要是“以明威防”，并没能真正“理其怨结”，“问所疾苦”。而且于徭役赋税等，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大体维持稳定而已。只有南部蛮夷稍有规则，《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夷为寇，击破之后，为置吏司。《南史》卷七十八《夷貊上》载“宋时因晋于荆州置南蛮、雍州置宁蛮校尉以领之。孝武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之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馀无杂调。……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可见，即使在对蛮夷实施了有效管辖，蛮夷仍享有一定的特权，并不是完全使其顺服。《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载梁商之言：“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以“依其俗”、“忍小过”为统领之道， 以“无常法”代替建立长效管理体制，使对四夷的管理陷入随机无序的境地，不利于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2] 陈寅恪：《徙戎问题》，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See gains and losses of national strategy in Han Wei and Liu dynasty by Jiang Tong’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minority groups
Shi guo-qing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qiu Normal College， Shangqiu， 476000， He’nan）
Abstract：Jiang Tong’s theory of Minorit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omes fromof the perfunctory policy in thought， also has many similar ideas in history， reflecting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concept. Migration is advantageous to shape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centripetal force in Common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communication and long period of stability， the reason of migration’s disaster lies in the bad administration strategy. Practicing good governance， popularizing of education， establishing of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system are som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nation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Jiang Tong； Theory of Minorit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