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公共性”理论辨析

摘 要：现代性的发展，带来了公共性问题的凸显。在西方，研究公共生活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分别是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桑内特。三人对公共性的理解各有差别：阿伦特眼中的公共性与“积极生活”紧密相连；哈贝马斯强调公共性的批判性；桑内特推崇现代公共性的非人格化。三人对公共性尽管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但我们仍需注意中西之间的差异，以便更加恰当地引用和借鉴。

关键词：公共性；私性；公共领域

公共性的衰落是否是一个普遍趋势？从不同学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公共性的衰落。近年来，公共性话题在国内学界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学界对公共性的理解却千差万别，那么西方经典“公共性”理论又是如何定义公共性的呢？

一、“三个”经典公共性理论

在研究公共生活的理论家中，理查德・桑内特、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分别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的三种不同学派。[1]

（一）阿伦特

在三位论述公共性的代表人物中，阿伦特无疑是公认最早论述公共性的。1958年她在其著作《人的条件》（又译《人的境况》）中，就专门提到了公共领域问题。

1.公共性内涵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是与私人领域相对而言的。在阿伦特看来，二者分别与政治和家庭领域相对应，“与家庭和政治领域相对应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空间始终是两个截然有别的”空间。[2]因此，阿伦特公共领域是政治性的。

2.公共性衰落根源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与其倡导的“积极生活”紧密相联，积极生活需要每个人表现出卓越性，而追求卓越的精神让大家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公共领域本身，城邦，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争胜精神。正是为了这个表现卓越的机会和出于对这样一种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政治体的热爱，每个人才多多少少地愿意分担审判、辩护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2]（26-27）她认为“只有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和世界随之转化为一个使人们聚拢起来和彼此联系的事物的共同体，才完全依赖于持久性。――没有这种潜在的向尘世不朽的超越，就没有政治，严格说来也就没有共同世界和公共领域”。[2]（36）

阿伦特认为由于市民社会的兴起，导致了“积极生活”的消失，进而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在市民社会产生之前，财产是私有的，属于私人关心的内容。而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它成了一个公共关心的话题，人们借助公共领域的保护来积累更多的财富。当人们开始围绕着财产和劳动团团转时，原来那种追求卓越的积极生活便失去了源泉，建立在积极生活之上的公共领域自然也逐渐消失了。

（二）哈贝马斯

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的思考，对20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坦言，他关于公共领域的思想最初就是来自阿伦特。[3]尽管如此，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论述仍然与阿伦特有诸多不同，同时也由于他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专门、集中的阐述，使得他对公共领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1.公共性内涵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即是公共领域，与之相对应，他认为“私人领域就是私人性”。同阿伦特的看法一致，他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相对而言的。

哈贝马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时代的类型化范畴”，不能从源自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市民社会”的独特的发展史中抽离出来。他对公共领域采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加以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从整个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才能理解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是公共领域的基础。[4]（170）然而，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公共领域出现了衰落。哈贝马斯认为，自由的公共领域模式在19世纪末已开始衰败，当时，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得以解决，于是冲突向政治层面转移，干预主义便由此而生。长期以来，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国家干预社会领域的同时，私人团体也承办起公共事业，社会力量取代国家权力的同时，公共政权也扩大到对私人领域的控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来是在与国家抗衡中形成的，而且仍然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随着大众社会和广告的出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转变，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模糊了。就是在这个国家逐渐“社会化”和社会日益“国家化”的辩证过程中，资产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慢慢瓦解了，公共领域走向衰落。

（三）桑内特

桑内特从公共人的角度进行论述，他对公共性的表述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公共人的衰落》之中。

1.公共性内涵

桑内特对“公共”的理解是这样的：“‘公共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和自我及其直接的经历、处境、需求保持一定距离的行动；其次，这种行动涉及到对多元性的体验。这种定位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1]（109）

桑内特对公共领域的论述是从公共空间和人格两个维度展开的。一方面，与阿伦特抽象的“世界”（公共领域）不同的是，桑内特更多的是从公共空间，具体的建筑公共空间论述。他利用自己城市社会学的特长，详细刻画了建筑结构意义上公共空间的变化，比如他在《死亡的公共空间》一节中分析了“能见度和隔离”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指出“如果每个人都相互监视，社会交往就会减少，沉默变成了彼此防备的唯一形式。”另一方面，桑内特认为“公共领域的人格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种人格在共同体内部是人格化的，相互亲密的，然而却往往抵触与外来者和陌生人接触，变得具有排他性。“和共同体的内部生活相比，外面的世界显得不那么真实和诚恳……于是不再搭理它，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护内部的关系”。[1]（391）

桑内特试图构建的公共性，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与现代城市社会结构相适应），超越小社区、小圈子的，更广阔范围的公共性。在他看来，这种超越的公共性建立的前提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是对人格化情感因素的摒弃。

2.公共性衰落根源

二、学派差异

无论是阿伦特，还是哈贝马斯，抑或桑内特，他们都不是孤立地论述公共性或者公共领域，而是与其政治、社会理论紧密相联，将公共性作为嵌入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三位学者的公共性理论，从而防止断章取义地引用。

（一）阿伦特――“理想的”公共性

某种意义上说，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论述是开天辟地的，这主要源于她建立了一套自己全新的分析体系。她将人类根本性的活动划分为三种：劳动、工作和行动。

在阿伦特看来，公共性是与人类三种根本性活动之一的“行动”相对应的。阿伦特认为，行动是人类意识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她称之为公共领域。[7]朱士群认为，阿伦特的政治本质是对古希腊城邦生活流连忘返，她的活动分类也是如此。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奴隶的非创造性劳动与艺术家的创造性工作以及与奴隶主的政治行动，尚可比较确定地区别开来，那么，复杂的现当代社会生活已使这些界限模糊化了。很难断言，某个活动是劳动、工作还是行动。[7] （二）哈贝马斯――“批判的”公共性

哈贝马斯赋予了公共性强烈的批判色彩。黄宗智认为，“哈贝马斯是道德与政治哲学家，所以他的另一个意图在于对当代政治的批判，因此他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便又构成了他据以批判当代社会的一个抽象标准。”[8]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站在批判理论的立场上，是对公开反对、批判的关怀，这符合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早年即以批判理论扬名德国哲学界。与批判理论的社会学家阿多诺的亲密交往，对哈贝马斯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正是在阿多诺等人的影响下，哈贝马斯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的中坚人物。

（三）桑内特――“现代的”公共性

桑内特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从传统与现代二分的视角关注“公共人”。他认为传统的公共性关注私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狭隘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公共性应该走向非人格化的现代公共性。某种意义上，桑内特眼中传统的公共性和现代的公共性可与滕尼斯眼中的共同体和社会相对应。

然而，桑内特的观点似乎是要完全摒弃传统的共同体，他视传统的共同体之内的公共性为一种落后的，即将淘汰的东西。桑内特认为，“城市虽然存在着大量的陌生人和异质化，但是城市是走向文明途径，city和civility有着相同的词根。而文明就是‘以陌生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并在这种社会距离上打造出一种社会纽带’。”从中可见，桑内特眼中理想的公共性是反传统的，去人格化的。

三、中西差异

近年来，国内学界越来越频繁、随意地使用“公共领域”这个术语，不过很多时候就是完全按照字面想像它的含义。[9]同样地，对于公共性，我们的很多研究也往往各取所需，想当然地使用与不加辨别地引用。因此，对中西差异的比较分析显得颇为重要。

我们从追溯经典的角度进行考察：谭清华认为，在关于公共性问题的论述上，阿伦特不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出场的，而是以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以政治哲学家的身份出场的。[10]阿伦特的“公共性”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对整个“世界”的关怀，是近乎理想和抽象的；同样地，哈贝马斯的公共性也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魏斐德对此曾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公共领域”之于哈贝马斯就如同“新教伦理”之于韦伯：它是一个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而不是一个社会史家对现实的描述；[11]桑内特憧憬的非人格的公共性，毫无疑问也是未来的理想状态，甚至带有超现实色彩。

从实用性的角度看，桑内特倡导的完全摒弃人格化情感因素的公共性，似乎与我国儒家传统的人情社会水土不服；哈贝马斯强调公共性的批判性，主张市民社会的独立以及与国家的对立，而时下我国所需要的公共性，更多是基于原子化、个体化、私利化的松散社会状态，它理想对应的应该是“合作”与“团结”，而非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批判性。

分析中西差异并非为了放大不同，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引用和借鉴。三位学者对公共性的一些经典论述值得我们学习，例如阿伦特认为公共性具有公开的特点，需要“他人在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需要沟通，公众的观点和意见需要经过沟通网络的过滤；桑内特认为传统的公共性比较狭隘，应该突破私密化的小圈子。另外，公共性并非与个性截然对立，阿伦特恰恰认为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着，“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当共同世界只在一个立场上被观看，只被允许从一个角度显示自己时，它的终结就来临了”。[4]

参考文献：

[2]〔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18.

[3]陈高华.行动、自由与公共领域――论阿伦特的政治观[J].学术研究，2008，（11）.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25-133.

[6]〔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6.

[7]朱士群.公共领域的兴衰――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述评[J].社会科学，1994，（6）.

[8]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J].Modern China， April， 1993.

[9]周威锋.公共领域的概念：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J].浙江学刊，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