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文涉史的恩恩怨怨

2014年是杨沫诞生一百周年。这位《青春之歌》的作者临终时把为数并不丰厚的积蓄捐献出来设置奖金，令人敬佩，一些回忆文章中谈及她的革命身世与创作道路，也颇具时代特点，很有思考价值。然而，但凡一提到张中行，这个《青春之歌》中余永泽的生活原型，杨沫的第一任丈夫，不少人对杨就难免有些不以为然了。

读过小说、看过电影的人，对余永泽这个知识分子中的反面典型，都留下过深刻印象。尤其在搬上银幕时，通过于是之先生惟妙惟肖的“再创造”，其自私、卑劣、猥琐的面目真是呼之欲出。这可苦了张中行先生，且不说作为艺术创作的小说离生活甚远，且又未用真名实姓，就算是生活中的张与小说里的余大体相同，又怎样呢？不是连“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没戴吗？然而，令人烦恼的是，也许艺术夸张的效果太好了，人们一旦从指指点点中了解到“这就是余永泽”之后，其反感与蔑视的态度要大大超过对一般的“地富反坏右”，张中行先生那些年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自然，也有叶圣陶先生那样德高望重的好上级。为了推广普通话，为了自己的吴侬软语不影响文字的纯洁，叶老的文稿一度都让张中行用标准的北方语言校正，发表或者出版时，则把稿费中相当部分给张，张再三拒绝也无济于事，这样的关怀使张永志不忘。但叶老这样的人毕竟太少，“从众”是咱们中国人的习俗，虽未必有恶意，但亲自领教一下，单周围的人的眼神也就够你受的了。

好在拨乱反正之后，是非爱憎褒贬大变。尤其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大作陆续出版并风靡一时，张先生的真实面貌终于归了正，也焕发了光彩。然而同时，对杨的议论也就不免增多，口碑也就从而更下降了。但冷静地再想想，能一味怪罪、指责于她吗？时间虽不过短短数十年，可人们政治标准、道德原则以至价值观的变化，何其大也？恐怕不是哪个人担当得起的。

谈起这类入文涉史的恩恩怨怨，这里还有一例，就是起义将领刘昌义将军。在电影《战上海》中，有一位蒋军负责人叫刘义，观众都说写的就是他。但刘昌义硬是不承认，在好些场合表态：“那不是我！”为什么呢？他指出：电影里写的是“投诚”，我是正儿八经“起义”的！为此他常耿耿于怀。

投诚欤？起义欤？本也事出有因。刘将军早年属西北军，抗战有功，但始终是非嫡系的“杂牌”。早在1948年10月，刘经民革地下党员的介绍，就与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建立了联系，参加了民革，并接受了“待机起义”的任务，由于是单线联系，知道此事的人极少。特别是1949年5月，汤恩伯等人逃跑前夕，把几支部队交给了他这个原无实权的“副司令”，使他成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北兵团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终于率所部五十一军、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全体官兵四万三千余人起义，投向人民怀抱。由于王葆真当时已被捕，原定的起义计划无法实施，临起义时因形势紧迫，联系人员又不得不更换，看起来就像是“兵临城下”的一次“投诚”了。到了拍电影时，为了艺术创作的需要，片中渲染了刘的内心“斗争”，情节上未表现当初与民革的联系与部署，现场的情况更向“投诚”靠拢，于是便害得刘将军怎么也接受不了。因为，在观众看来，无非是一场电影，落在刘将军身上，却要涉及政治地位甚至身家性命的，尽管电影里的角色少一个字，但事到临头，谁又说得清呢？

历史上，文学作品写真实人物，失真的也有不少，譬如曹操、刘备、诸葛亮，《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里就大相径庭。但尚无大碍，因为一是时间已久，二是利害关系也不大。而近几十年，由于社会动荡，有失常态，文艺又全数介入政治，甚至“利用小说反党”也成了“一大发明”，那事情有时候就变得纠缠不清，教人招架不住了。

如今，一切归为常态，文艺创作是创作，历史事实是事实，泾渭该是分明了。尤其是，“阶级斗争”这条纲已不复存在，很多人和事就算纠缠起来也不难解开了。如此局面真该持续发展下去，这无论对文学还是对历史，甚至对寻常百姓，都是“幸甚，幸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