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新史揽要》史传会通研究
关键词： 《泰西新史揽要》;翻译会通;史传诗学会通
摘要： 《泰西新史揽要》以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会通“冷静无私”的西史、以强调“知人得时”的历史叙事会通客观叙事、以中国史传的文笔会通西史写实的史笔。该译作在以中史会通西史的同时，挖掘出了丰富的本土资源，彰显了传统史传“义、事、文”在史传翻译中的诗学价值;但泥于传统史传的褒贬手法、人物和叙事原型，在以西史改进中史方面明显不足。
On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A Case of Tai Xi Xin Shi Lan Yao
Key words： Tai Xi Xin Shi Lan Yao;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poetic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Abstract： In Tai Xi Xin Shi Lan Yao， the practicalityoriente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as employed to integrate with the neutral and unbiased western historical science， Chinese historical narration with the focus on “character” and “time”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objective western narration， and the literary depiction in Chinese historical biography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factrestoring historical biography of the west. While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cal biographies were integrated in this translation， abundant traditional resourc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biography were unveiled， adding to the poetic significance of “orientation， narration and literariness” in the translation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But this translation complied too closely with the traditional criteria of telling good from evil in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relied too heavily on traditional models of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event knitting to bring about innovation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义：以“经世致用”会通“冷静无私”
自孔子作《春秋》，中国史学就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传统，史传任务在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3]第五卷，47，清代经世史学复兴，史传功能明确为“史以救国”[4]208，但“历史”一词在希腊文中本意为调查、研究，西方沿用这一名词，视史学为研究性的学问。“科学”的西方史学受神学、修辞学影响，崇尚客观、真实，避免己见，西方史传则成为“冷静、无私”的历史记录[5]120。《泰》原作通过19世纪欧洲历史进程，说明人类历史是一部不断上升的进化史，而《泰》译作在史传功能层面呈现普遍的会通，将原作对自然、社会真理的探求转化为“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6]译本序，1，或于显豁处呼吁观史救国，成借古喻今、借西喻中的“一家之言”;或于细微处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拟评定善恶仁奸的褒贬之辞。
欧罗巴州百年以前之风气，较诸今日仁暴之判不可以道里计。[6]1
《泰》原作依从时间顺序记录一洲一国，开篇直述世纪初（at the ope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各国形势，而译作往往在卷启之处预先凝结一种宏观时空或超时空的状态，将视野从“百年以前”拉至“今日”，打通原文的时空界限，使彼时与此时互为印证。这种“观古今于须臾，概四海于一瞬”的时空起点是中国史传与天人之道对话、申明大义的契机，在《泰》译作诸多卷、节开章明义之处广泛体现。《泰》译作反复站在古今交织的结点，观照百年之前的衰败，寻找治乱兴衰的缘由，以古观今，以西史谋华事，并拟用问答式、对话体，将这部西史呈现在“留心时事”“论时事”的读者面前，以熟谙古今的姿态纠正世人“咸谓”“无不曰”的偏见，给出“或疑”的解答。
由于译者的积极介入，《泰》原作中记载的欧洲史，与中国史传重视时政之“义”的社会功能相遇，变通为打破古今、中西藩篱的“一家之言”。会通后的史“义”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萌芽和发展提供了鲜活力量，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师夷长技”的经世思想、民本治国的近代改良社会思想以及初期的进化论思想，都在译者会通中西史传要“义”之中闪耀着时代的光环，使译本创造出有别于原作的历史价值。
It was in FranceCalways the most unquiet member of the European familyCthat these huge and mournful disorders originated.[8]8
当时他国之政亦不尽善，故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而上下之间积不相能，重以法国之秕政，其君专权自肆，爱憎取舍悉徇偏私，小民呼吁无门，激而生变，揭竿四起而兵端之开，遂由法国作俑矣。[6]2
史传经世大“义”贯穿《泰》译本，而史传的经世功能最终要落实在历史叙事中。传统史传以独特的历史叙事呼应“天人之道”，甚至在叙事策略、文字锤炼上，呈现出薪火相传的一套固定模式。在《泰》译本笔录者蔡尔康所处的时代，文人们长期念诵的还是上古经籍、诸子文章，形成牢不可破的书写规范。《泰》译本在叙事、文辞层面体现出更为明显的会通现象。
事：以“知人得时”会通客观叙事
法人有旦吞者，高谈雄辩，口若悬河，遇事敢作敢为，遭此变故挺身而出，号于众曰：“外兵之来，实王党召之以害我辈也，害我辈者即仇人也，今宜威逼王党使不敢逞，以绝内应，不然殆矣。如以余言为不谬，惟余马首是瞻。”法人闻其耸听之言，无不跃跃欲动。[6]15
《泰》译文中，除了豪言壮语，英雄人物的睿智往往牵起诸多奇事。众望所归的一军主帅断然不能失利（原文为“when the vast forces which Napoleon had directed against him counseled a retreat” [8]51），举步维艰的战绩（原文为“achieved considerable， although not rapid， progress”[8]51）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译文中，这些失利全然抹去，纵使撤退，也是佯作“尝敌”[6]35，并在最后关头，主帅“出奇制胜”[6]36，敌军节节溃败。战事的进展改写为英雄人物的精心布局，运筹帷幄的才智成就以寡敌众、所向披靡的戏剧化历史叙事。《泰》译本中往往能者无所不能，弱者一败涂地;胜必归乎能者深思熟虑而步步为营，败必咎于弱者才疏智陋而毁于旦夕。这样的叙事效果要求叙事前后紧密照应，赋予胜败之“时”多重历史含义。如：
Three months later， Nelson met the combined fleets off Cape Trafalgar， and inflicted upon them a defeat which was wellnigh annihilating.[8]41
英人又患法国欲用各国兵船以救应也，或献策曰：“兵法，制于人不若制人。各国兵船之敢助法者，我英宜示之以威，宜先用偏师攻破各国兵船，则法势孤矣。”从之。提督鼐利孙休兵三月，至一千八百五年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张师纛以先驱，迫拿破仑所征之各国兵船于日斯巴尼亚国即西班牙南角之他发加海面。[6]27
依照中国传统史传的叙事模式，面对拿破仑这样的智勇干将，鼐利孙（Nelson）最终取胜，其中应有缘由，而原文中的时间背景（three months later）并不能给出任何解释。译文中，这一简单的时间陈述（“三个月后”）被改写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休兵三月”），并以此时间点想象出一计谋，重新构建胜必有因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改写与传统史传中的叙事手法不谋而合，在历史事件记述过程中不断停下来，分析因果关系，强调某事之成应扎根于充分的预立。与此相对的是，《泰》译本在叙述败绩或大乱时，往往加快叙事节奏，凸显不预则顷刻而废的历史场景。羸弱君国气数将尽时，讨伐者必然趁势追击，“如入无人之境”，弱者“顷刻间星散”，强者“唾手”可得胜利[6]15。当然，这种改写在译本中过多出现，对于读者会有隔靴搔痒之嫌，动则“星夜”返程却仍顷刻“星散”，或是军马旋至即“唾手可得”，影响了译本对真实历史的反映，历史叙事也因此显得过于模式化。
总体看来，《泰》译本在内容上为晚清社会带来耳目一新的奇人异事，但写人叙事大多在传统史传中寻找会通资源，人物能言善思而性格鲜明，治乱成败皆有章可循，甚至可以在传统史传中找到比附原型。这样过于“以中会西”的变通显然有违历史记录客观中正的准则，但是中国历史叙事中的“真实”是一种人情意义上的真实[9]32，史传中融入想象因素，让读者了解某一人物的所言所思，亲历某一事件的成败关键，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寓论断于叙事，不失为以经世叙事会通客观西史的一次成功尝试。
文：以文笔会通史笔
传统史传在评断、抒情处讲究省字约文，《泰》译本多将原文义理套上传统史传评论的词语，意象丰富，省字而又理明，原文稍显拖沓的评论，三两词句即可概括：
With all these horrors the men and women of France were familiar from their youth.When they rose to avenge the wrongs which made their lives bitter， it was not probable that they would use milder expedients than those in the practice of which their superiors had so amply instructed them.[8]12
呜呼！法廷惨酷至此，天道好还，人心思变，葫芦依样，莫谓民之无良也。[6]5
此例中，原文警告法国当局，法民日后必将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译文则连用“天道好还”“人心思变”“葫芦依样”，不仅句式紧凑有力，更形象表达出与原文一致、甚至气势强于原文的哀叹和警示，以意象比拟事理，尽其意，达其情。这些富载意象的双音词、四字格在《泰》译本中随处可见，使译文读来大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节奏感。
这种节奏感在《泰》译本的句子层面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最明显的是骈偶句的使用。骈偶作为一种典范精致的文学语言，“左提右挈，精味兼载”（《文心雕龙・丽辞》）。《泰》译本这样一部史传，骈偶的使用自然不如诗歌、小说等纯文学文本频繁，但译文穿插于散句之中的骈偶句不仅寓意丰富，而且义赅言达，提升史传气势。例如：
The king held in his hands the unquestioned right to dispose， at his will， of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the people.He was the sole legislator; his own pleasure was his only rule.He levied taxes， asking no consent of those who had to pay.He waged war to avenge personal slights， to gain personal ends; and thousands of his subjects laid down their lives that his frivolous antipathies might find gratification.[8]8
民命财货罔知爱惜，朝章国典任意纷纭，赋税烦苛，有官绅而不与商也，兵戈m扰，有盟誓而莫与守也。所爱之国则加保护，所恶之国则肆诛求。[6]2
译文连用三组骈偶，整齐匀称，利用汉语言文字、词汇、句式变化丰富的条件，再现中国史传文笔整齐、变化、对比等多方面的美感。类似的骈偶句在译文出现较多，第一卷中就使用了17组长短不一的骈偶，音韵铿锵和谐。这些骈偶句夹杂于其他散句之间，使译文有张有弛，错落有致，平添词采和生气。《泰》译文中偶有模仿史传“警策”言辞的骈偶句，语言工整简略而涵义深切，往往能成为一篇之警句，立片言而居要。如在第一卷开头评述欧洲各国局势时，译文添加一句“夫兵，凶器也;战，危势也”[6]1，以凝练的骈偶指出武力、战争的危害，其中“兵”“战”并提对举，“凶”“危”同义照应，对仗工整又不呆滞，事理严谨清晰。
传统史传不乏以“计”取胜的战事，《泰》此处的译文让人联想到传统史传中的融篇模式。叙事之始以拿破仑“得一妙计”设置悬念，而后的“调”“藏”“谋”“护”“扬言”紧紧围绕“计”展开，原文中的败北（rendered hopeless the attempt to convey an army across）化为“诱”敌，拿破仑最终的胜利在起笔处便暄然可见，在叙事中层层剥开，在落笔处愈加分明。以“计”为核心的叙事模式引人入胜，使译文叙事力度如常山蛇势，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反观原文，这场战事便少了环环相扣的悬念色彩、“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畅快淋漓。在事件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之间，中国史传素在两全其美之间，力求读之成文。《泰》译本常以一个切入点推衍出一组叙事、点明叙事主旨，译文这些拟造叙事悬念、惊奇的意象、模式，渗透着传统史传叙事的文学诉求。
《泰》译本以文笔会通史笔，改写原文中人事史实，写人叙事执繁笔，理尽于其中，评断抒情则写简笔，事溢于句外。当然译本这种历史中有小说、小说中有历史的文体有违历史研究、历史写作的科学性，但其中渗透的作史文辞可为后人翻译借鉴。“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文心雕龙・物色》），今之译者，未尝不可效仿会通文辞的传统，对外来之物加以变通，以传统余势疏通他山之石。
中国史学素有“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包容品质，译介西史之时“会通之义大矣” [12]10-11。《泰》是中西史传在功能、叙事、文体等诗学层面会通的产物，经世之义鲜明，人事饱满，文辞典雅，会通传统史传重“义、事、文”的诗学特点，大量发掘史传传统资源，为史书翻译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另一方面，《泰》译本为切合当时人事、以史救国而改变原作史实，写人叙事受限于传统史书套路，文辞过于考究而疑似小说，以至于在借西史反观、改造汉史方面显得捉襟见肘，过分强调社会功能而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史传笔法使得译作在传播西学、“以西会中”的进程中固步自封。翻译面对着两个迥异的语言、文化系统，非调和差异、会通超胜的译作难为佳本。译者需挖掘本土资源，“以中会西”，又要利用西学创新汉语语言文化，“以西会中”，不失中学根本，不夺西学锋芒，在翻译中进行平等而深入的文化对话。
（本文得到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德让教授的指导与修改，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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