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滋养出的大家

【编者按】

杨殿，男，1910年3月出生，河北无极县林中村人。中国国家图书馆资深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著名图书版本学专家、著名目录学专家、著名金石专家。1997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所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石刻题跋索引》等著作得到学术界好评，曾不断再版。

穷家出了个念书娃

1910年，他出身在河北省无极县林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当时，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一般的农家，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因此，在当时，很少有农家子弟读书识字的，或者虽认识几个字，也不过是自己的名字、钱额大小之类，只有有钱的人家才供得起孩子读书。

在他们家庭，共有二三十人。父亲在他们几个兄弟中是老大，因此承担着管理这个家庭的责任。杨殿的同胞兄弟共有四个，他是最小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姐姐。在他们家，孩子到识字年龄时，都送到村里小学去读书，但是没几年，也是因为家里穷，便得回家务农了。因此，在他小时候，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认为只要识几个字，不致于把自己的名字弄错就可以了。

当他到上学年龄时，他先在村里小学读了几年，那时叫初小，以后经过考试，他的考试成绩还不错，家里又送他到离家三十里以外的县城去读高小。这在当时，对他来说，已经是“格外的幸运”了，但是到高小毕业时，他又因考试成绩很好，而被送上了中学。他上的中学，是当时的河北省第七中学，设在保定市。在中学读了大概四年。

当时，像他这样普通农家子弟能读完中学的很少，整个农村中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很少。因此，当他中学毕业回家时，他自己，连同家里人都认为如果再去当农民种庄稼就有点太可惜了。但是要找到一个适合他干的工作，一下子也很困难，因为农村毕竟需要较高文化程度的工作不是太多。他因为没事可做，情绪不好，因而在家生起病来。所谓生病，很大原因是由于心理因素，一旦有了机会，看到了希望，病情自然就减轻，慢慢恢复了健康。

当时，有一个熟人来到他家，把他介绍到县城工作，虽然收入很少，但也可以勉强养活自己，并补贴一些家用。过了不久，一心向学的他便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大学。

与北京图书馆的相遇

说到杨殿与北图的关系，那是1931年冬天，在他预科班毕业以后。当时，为了不再向家里要钱，也是为了找一份比较稳定、理想的工作，经一位朋友介绍，到了北京图书馆谋职，被接纳了。就在这年的十二月份，他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了，每周是工作六个半天，另外六个半天在师范大学继续读书。

他到了北图以后，先在索引组工作。那会，北京图书馆新建的大楼已经修建完成，可是索引组的办公地点，还留在了中海怀仁堂西四所，办公室的门上，悬有“增福堂”三个大字的匾额。索引组的组长是王重民先生，他是编纂委员兼索引组组长，当时在索引组工作的同仁，连同组长不过五位，杨殿到了以后，又陆续来了四位。当时，他对编制索引工作，在脑海里还是个空白，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组长叫他先把组里已经出版的《国学论文索引》和《文学论文索引》的初编，仔细地从头至尾翻阅，为的是使他对于索引的编制和用途，有个初步的了解。

每当工作做了一些日子之后，组长便要分别谈谈话，问问对工作的意见，有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杨殿记得有两次谈话印象特别深，有一次他说到写卡片的工作简单而且枯燥;另一次是说到他想了解清代文集的大概情况。这两次谈话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解决了许多过去不了解的问题，让他茅塞顿开，对于写一张一张的卡片，也不再感觉是枯燥无味的了。从此以后，他还逐渐地对清代文集索引编制发生了兴趣，也渐渐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在平日里，组长还经常鼓励工作同仁们写点读书笔记，或者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写成文章，在本组的工作计划之外，编制一些规模较小的索引。他们都明白，这是组长鼓励大家在工作之外，多读一点书的有效办法。

杨殿在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索引组，一开始是半工半读，直到1935年在北师大毕业，正式转为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经过半工半读几年的学习和工作，杨殿在学识上有了很大进步。除圆满完成大学中文全部学业，还阅览了大量清人文集和各类业务参考书籍，掌握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分类和编制索引的方法。为后来开展图书馆工作和研究图书版本学、目录学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他先后编辑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石刻题跋索引》（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普遍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为学术界开展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曾不断再版。

通过做索引这样一些基础的工作，他也慢慢摸到了一点治学的门径，学会了利用工具书，并对做学问渐渐产生了兴趣。在这几年，他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如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的《跋四部丛刊本文南文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的《跋缪辑集古录目》和《石经论著目录》等。

后来，王重民先生被派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去了，馆内也没有派新的领导，在各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便迁移到本馆来办公，不久因为工作的需要，把原来索引组的同仁，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因而原来的索引组，就暂告结束。此后索引组又成立过，但参加工作的已不是原来那班人了。

索引组解散后，文津街馆内的办公室差不多他都呆过。起初是几个人在一块，后来是到中文编目组，但不是去做编目工作，还是做索引。过了一段时间，馆里安排他到中文采访组，主要是买新书。但是，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事变后，中文采访组的人事也有所变动，他一度被临时任命为代理组长，以后，中文采访组不但要采购新书，练旧书即线装书也要采购。凡是中文图书的采购，都由中文采访组负责，他在中文采访组的时间比较长，直到它被取消。 日本占领北平期间。由于北平图书馆是中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资助协办的，日本人未能接管。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美正式宣战，日伪政府才委任周作人为馆长，接管了北平图书馆。但实际上他是有名无实，很少过问具体事务，大多由他派来的一位秘书主任来管，这人倒成了实际上的馆长。

这时，中文采购组已经被取消，杨殿一度被调到庶务组工作，后来又调到金石组，那时大家都是混日子。上头教育总署署长换一次，北图的馆长也换一次，庶务组的成员也换一次。那个时候，能活命就不错了。

这期间杨殿的生活很艰苦，精神备受折磨，在抗日救国的思想感召下，杨殿利用图书馆的工作岗位，曾为中共地下工作者多次传递情报。解放后，这位地下工作同志曾向北图党组织做过反映。80年代以后这位同志又向文化部反映情况，并开具证明。后来按公安部有关文件，定杨殿为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离休待遇。

从1937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杨殿陆续发表了《跋四部丛刊本南雷学案》、《石经论著录》、《佛教石经目》、《宋代金石书目考》、《宋代金石佚书考》、《中国家谱通论》《馆藏方志待访目》、《馆藏川滇黔桂所著诗文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续编拟收目录》、《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述译》等论著。

在老先生影响下工作

杨殿刚来到北京图书馆时，主持馆务的就是袁同礼先生。起初，因为所在的索引组不在文津街馆内，也就轻易见不到他。直到1935年，索引组从怀仁堂西四所迁到这儿，不久杨殿调到了中文采访组工作，中文采访组的购书情况单必须经馆长签字才能付款，所以就经常和馆长见面了，听到他发表的意见就多了，虽然多是三言两语，但也可以体会到他的想法和主张。

他谈起对袁先生的印象，最突出的一点，是觉得他没有什么官架子。众所周知，北平是个建都几百年的地方，封建势力弥漫在各个角落里，等级观念是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里，凡是做领导工作的人，都有与一般群众不同的派头。而一般群众也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假如做领导的和群众一模一样，反倒觉着有点奇怪了。袁馆长似乎没有受什么感染，他上班之后，经常是匆匆促促的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来来往往，很少利用电话去召唤某位同仁。馆长办公室的大门，总是对同仁敞开着，同仁们有什么事要找馆长面谈，就随时去好了。除非馆长正在会客，否则是不会挡驾不见的。在杨殿到了中文采访组后，袁先生对他说，图书采访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必须要了解馆藏，掌握馆的方针和任务，必须了解出版的情况，了解书价的行情。每当他在清款单签字之前，对书店的发票，要大致地翻阅一番，有时也问问书价的行情有什么变化。他曾经说过，图书馆的采访经费并不富裕，不能不对书价加以注意，要节约，要把有限的经费用的合理、适当。他主张做采访工作，不能老是坐在办公室里，只是依靠书商送书样子，而是必须走出去，到书店里去采购，要和书店的采购人员多打交道。北京的书商，各有自己的采购路子，也各有各的看家本领，他们虽是为了赚钱，却是孜孜不倦地在熟悉书上下功夫。他们的勤奋，有时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所不及的，所以多多和他们接触，对做好工作是有帮助的。

袁同礼馆长对于补充馆藏方面，除了征购之外，遇有其他任何机会，都不肯放过的。例如：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曾经保存着一批没收的书籍，袁先生便计划着把这些书籍移到图书馆来保存，以便最后能成为图书馆所有。后几经交涉，终于办成。这批书籍在北平解放后，经过上级批准，终于成为馆里的正式藏书。又如：在军调部共产党代表团撤离北平之前，袁先生曾向中共代表团征求他们不能带回延安的书籍、刊物、报纸等，代表团答应了这个请求，同意把一批书刊赠给北平图书馆。当时馆里派人到北京饭店中共代表团取书的时候，还曾受到国民党公安局派在北京饭店附近的密探扣留，经馆里派人交涉之后才获释。

由于购书经费支绌，购藏图书很少。杨殿的主要工作却是接收政府没收的敌伪藏书，最主要的是接收了中央信托局保管的几批图书。从清点编目到造册搬运，很费时日。中日文图书总数达几十万册，成为当时图书馆藏书的主要来源。在袁先生的领导和帮助下，这几年，杨殿在学术上也有了较好的建树，他先后发表的论文有：《中国年谱目录述评》、《记知足斋丛书》、《爨桐集跋尾》、《跋嘉庆嘉定县志》、《唐折冲府考读后记》、《国榷跋》等。此外，他还利用在北图的工作与学习条件，做了一些书的辑录工作，如辑了《馆藏方志待访目》、《馆藏川滇黔桂所著诗文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续编拟收目录》等。

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金，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微薄的，用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当时多是一人工作，薪金是维持一家几口的生活），已难免有捉襟见肘之苦，如果到了年老不能工作的时候，有的人就衣食无着，老境可怜了。当时袁先生曾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由每人每月的薪金扣出百分之五，把这些钱存到银行里，用以做人老之后的生活费，据说这是仿照邮政局对待职工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实行不久，就因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因而把每个人所存储的钱发回，而馆里补给的那部分也就停止了。这事虽然行之不久，而且对同仁的生活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对同仁生活的关注，还是看出袁先生厚道的一面。

小馆员开始担大任

“文革”开始后，杨殿不得不“靠边站”，后又在无极老家住了相当长时间。在返回老家生活的那几年，从单纯的个人生活而言，还是相当安闲的，不用工作，还有每月一百多元的薪水，这在当时农村算是很高的收入了，他甚至有了在河北老家安度晚年的想法。当然，没有事可干，心里难免也有些不安。

在社科组的工作期间，他和同事们也做了一些学术工作，编辑了《馆藏幼学读物目录》、《馆藏法家及进步思想家著作目录》等。此外，他还考虑过编馆藏中文参考工具书、中国丛书综录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

好日子带来的硕果累累

“文革”结束后，杨殿有精力也有可能在学术上做更多的努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与自己的前些年担任行政工作期间相比较，工作的成绩多了。在“文革”后的几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出版了《中国历代年谱综录》，该书收录了年谱三千余种，反映谱主一千八百余人并附录了参考书及文章篇目近三百条，算是他对年谱整理工作的一个总结。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文章，如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了《略论王重民同志对于版本学的研究》，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善本书提要简论》，在《文献》上发表了《中国年谱概论》、《中国历代年谱综录续录》，在《北图通讯》上发表了《谈谈古籍和古籍分类》、《回忆在索引组工作的岁月里》等。

1980年，杨殿编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和《续录》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还在各种刊物上陆续发表了《谈谈中国古籍和古籍分类》、《中国年谱概说》、《略论王重民同志对于版本学的贡献》、《王重民编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后记》、《军机处分次奏进应毁书籍单跋尾》、《国立北平图书馆刊之回顾》、《一部反映全国方志收藏情况的联合目录》、《回忆在北图索引组工作的岁月里》和《对袁同礼馆长的回忆》等文章。

杨殿从1931年开始，到1984年离休，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他热爱祖国，始终保持着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情操。在日寇侵占北京，侵占北京图书馆的岁月里，他忧国忧民，憎恨侵略者，痛恨卖国贼，鄙夷发国难财的小人;他积极投身抗击侵略者的革命洪流，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多次为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杨殿德高望重，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朴实无华，勤勉奉献的工作作风及生活作风，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学术上勤于耕耘，对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开展及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深受同事及读者的爱戴。

1984年杨殿从北京图书馆离休。1987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97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杨殿说：“图书馆的工作主要是服务，衡量图书馆工作做的好不好，主要看其服务工作做的好不好。在参考部工作时，每当为读者解决一个问题，心中就特别高兴，感到很充实，很有意义。就是在今天，为读者服务的思想仍旧应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