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情报系统的建设
提 要：罗马帝国情报系统始建自奥古斯都时代，后经发展，成为各类情报讯息、文书政令流转的渠道和中央联系地方的纽带。情报系统以维护国家安全和贯彻中央集权为根本目标，通过开发情报资源、拓展情报任务，疏导各类情报讯息的流向，将纷繁复杂的情报活动纳入到国家行政体系、控御体系和边防体系实际运作中，凸显出中央集权的表征和趋向，顺应了制度与权力的变迁。
关键词：罗马帝国；中央集权；情报系统；演进
一、情报系统的缘起
罗马帝国情报系统建设始自奥古斯都之际。元首制的创立，凸显出情报在促进统一和推行中央集权上的意义。奥古斯都继承共和时期情报传递经验，构建全国性情报传递体系，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基本框架，开情报系统建设之先河。
公元前31年，屋大维从乱世纷争中凭军事手段削平宇内，后称“奥古斯都”，创立元首制，将罗马历史推进到帝国时代。奥古斯都汲取内战教训，筹划统一大业。他将巩固统治结构、稳定国内政局作为治国远略，是以停止征讨，攘除内乱。他首先减少大规模用兵，放弃共和时期扩张主义政策，提出以和为主、维持既有领土的戍边政策，适时、适度地进行战略收缩。同时布军团于边境，营建边疆防御体系格局。经调整国家战略目标、稳定国际关系，罗马获得比较安全的国外环境。然而，从根本上遏止军阀混战、革除行省尾大不掉的弊病，任重而道远。据前车之鉴，凯撒试行一人之治堪乱，但终因传统势力负隅顽抗而殒命。凯撒身亡后，干戈再起。内战昭示出，专制是罗马摆脱政治危机的唯一出路，但掌权者必须另辟蹊径，行怀柔治天下。于是，一种适应时政的体制――元首制，应运而生。
元首制本质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元首制下，政出一人，贵族集团统治瓦解。元首垄断执政官、监察官、保民官等共和旧职，总统万机；以改组军团、分配行省之举，驾驭军权、控制行省。把握实权同时，元首须安抚旧势力。元老院、公民大会等机构继续运转；贵族分子仍被允许参选或充任共和旧职。当然，此类机构与职官受制于元首，其决断国计民生之权业已沦丧。元首制对国家的意义在于，它是罗马从城邦联盟向集权帝国过渡的标志。一种暂新的、以地域划分为特质的，中央和地方两级结构国家管理体制定立。元首制下，行省非军事将领和权贵所能争抢，亦非行省总督中饱私囊或抗衡中央之资本，而是中央集权治下地方行政单位。元首享有国家最高大权，总揽行省。行省总督由元首任命，向元首负责，权限和任期均有比较明确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总督被剥夺了擅自豢养和调动军队之权。
情报传递体系是中央集权建设的重大建树，符合新时期需要，起到扶持新生政权、维系元首统治的作用。它彰显情报在国家统治上的地位，使之步入国家管理和统筹规划时代，奠定了情报活动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启迪后世之君思考和探索。尚需指出，时值帝国初创，中央集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相关措施逐步完善，因而情报活动整合与转型工作处在筹备阶段，综合性情报系统的出现乃是奥古斯都之后的事情。
二、综合性情报系统的形成
军团职能转变为情报系统建设提供人力资源和组织基础。和平环境中，军团职能逐渐迁移。军团从征战转入战略防御和守备，普遍驻于边疆，且流动性降低。4军团固定驻扎后，与行省社会融合。他们负责维护行省社会秩序、博扬文化、参加城市建设。军团官兵各方面素养良好，渐趋成国家行政管理骨干，出任中央特别是行省政府管理、职员岗位。“2世纪国家管理人员不仅从地方贵族中选择，更多则从军团中百夫长等级或军官中选择。”5铭文表明，2世纪行省政府中人事、警务、情报、文职、勤务等职位多由军团士兵出任，具体人数视行省管理等方面需要而定。一则马可・奥略留时努米底亚行省政府人事结构铭文记有48名军团士兵；6一则2世纪末上潘诺尼亚行省政府人事结构铭文中计有175名军团士兵。1
情报系统架构涵盖两个既独立又联动的子系统。一是中央情报系统；二是行省情报系统。中央情报系统在近卫军密探士兵队伍基础上改建而来，实现了情报人员、情报任务专门化。其出现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据最早有关记载及考古发掘情况推测，大致在图拉真执政时。9它因循军团建制，以设在罗马的外族营（castra peregrinorum）为总部。情报人员称弗鲁曼塔里伊（frumentarii），10从军团
三、情报系统的强化
五贤帝后，罗马帝国繁荣落下帷幕。公元3世纪是罗马帝国的乱世，内有干戈扰攘，外有游牧民族大举侵袭。是时，国家安全高于一切。情报系统建设既要解决其自身问题，又要探索与国家安全的契合点。
国家安全危机暴露出情报系统弊端。首当其冲的是边疆情报防御能力薄弱。近2个世纪和平中，情报系统建设重在“安内”，加之国外战事消弭，军事情报活动普遍进入蛰伏期。当游牧民族大举进犯时，边疆地区情报防御能力略显不足。第二是元首控制权削弱。五贤帝治下，元首权力不断强化，中央和地方政权联系紧密，3世纪，在主弱臣强、地方割据状态下，元首控制情报系统之权被行省总督肢解乃至篡夺。元首与行省、边疆的情报沟通受阻，这既不利于边防，更不利于打击分裂势力。为解决情报系统面临的困境，发挥情报维护国家安全上作用，元首加大情报系统建设力度。主要举措分述如下：
公元3世纪情报系统建设见证了元首积极探索御戎之策的努力，维护了边疆安全。首先，它构筑一道抵御外敌入侵的情报屏障。t望台、警卫哨所由道路相连，系军团驻地、行省政府于一体，形成边疆地区情报防线。其次，加快了情报传输和处理速度。亲征和行营将元首、边疆、军团这三个要素直接联系起来，在行省中建立起新的情报决策中心，使情报传输和处理速度升级，缩短情报传递和决策流程，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赢得一定时间，实现了情报高效利用。再次，元首直接控制行省情报系统，打破原有情报资源分配及处理模式，使之能够从战略大局高度统筹情报、权衡决策。最后，深化国家安全意涵。监督行省经济是情报系统功能的重点之一。经济在元首御戎与安定军队等方面意义重大，面对经济衰退局面，如何利用有限资源、加强控制经济、增加国帑，是元首要务。弗鲁曼塔里伊等人员监督行省经济的活动，是在人口缩减、资源短缺、经济发展后劲匮乏情形下，元首不得不对所控制的经济资源重新调整和分配的必然之举，反映了整顿经济秩序的努力，从中亦可看出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全面渗透。3世纪元首的经济政策，涉及到国家与民众在资源分配上的利害关系，虽然加重对行省的盘剥，但在特定条件下，是举全国之力挽救国家危亡必须牺牲的。
解决中央集权危机方面，元首直接控制行省情报系统、强化弗鲁曼塔里伊职权，预示着集权化是情报系统建设大势所趋。集权化对于削弱行省总督情报权重、解决系统运作中分权问题大有裨益。而从情报系统集权化的视角观察该时期元首制发展趋势，可以将其概括为元首以公开方式，占有全部信息资讯，控制国家全部事务的过程。既然怀柔与调和已无法为重塑权力提供常新动力，那么，对于任何试图巩固权位之人，唯一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抛弃元首制外衣，公然推行专制统治，加强控制各个领域。这种变化表明，元首权力不断集中，并且跃居裁决军国大事的前台。
当然，权力的重构伴随激烈争斗，元首与其他势力围绕情报资源的博弈一直存在，受军队擅权、行省自立等因素影响，情报系统弗及范围很难逾越元首实际控制区域。但正是这种博弈，不断提升着情报系统在国家统治中的地位，为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机构的建立蓄势。此外，还需指出，弗鲁曼塔里伊、行省免役士兵自恃特殊身份，滥行职权。他们或求闻达于元首，或为一己之私，大举诬告和陷害之风；7还“将驿站和警卫哨所变成敛财的工具，出现令人难以容忍的弊病”。8情报人员滥用职权制约情报系统正常运行，更使元首与统治集团、社会群众离心离德，无益于巩固统治。情报系统深陷之困境，乃时势使然，元首权力衰落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总之，元首制时期情报系统建设，上承共和时期情报活动深厚底蕴，下启君主制帝国高度集权的情报机构，是古罗马情报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突破秘密情报活动囵舆，将情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构建了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中央集权为价值取向的综合性情报系统，标志着古代世界情报活动的高峰，开创国家情报系统之先河。三百余载内，情报系统变迁与国家所处历史阶段、国内外安全局势、执政者治国理念、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集中体现中央集权国家发展轨迹，揭示出统治者政策调整能力和利用资源的水平。帝国创立伊始，元首制建立和促进统一方针的实施，使情报被正式提到国家筹划议程。奥古斯都审时度势，构建全国性情报传递系统，成为扩大元首影响、缔造统一国家之工具。这时期情报系统尚在酝酿，但目标与思路已然明确，公元2世纪情报系统正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来。奥古斯都后的执政者整合情报活动、开发情报资源，继而将纷繁复杂的情报活动统入到系统化轨道上，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增强综合国力。
公元3世纪是罗马帝国聚变与重构的时代。深陷国内外斗争囹圄的元首在制定决策、巡按百僚、深辩国内外情势过程中，无不表露出对情报壅蔽的忧虑和为谋求全面情报而做的努力。3世纪元首开发情报资源、控制情报流向的力度及其情报渠道延布的纵深层面，乃前代无以弗及。在巨变中，执政者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加强边疆情报防御能力，推进情报系统集权化建设，使其在国家政治军事运作中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情报系统集权化是解决危机的内在要求，是元首公开推行专制统治的缩影，对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改革产生巨大影响。长期的国内外战争中，晚期罗马帝国君主认识到，只有保存国家才能维持自身权势，因而追求权势同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他们将国家安全视作最高利益，通过组建一系列高度集权的政治机构，全面控制国内外局势。这些机构的建立，标志着罗马帝国国家安全开始从对个人权力的依赖，过渡到对制度和机构的依赖。情报系统最终演变为高度集权的情报机构自然不可避免。专门研究晚期罗马帝国情报机构，可一窥当时政治特点，深入认识情报在国家安全上的地位。这将是笔者今后致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