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重素描 2014年6期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董重时的情景。那时我大约有十四五岁吧，某次和父母上街，穿过一条狭巷，拐角处突然出现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少年。父亲和他打招呼，说小董重，你上街啊。他也叫了声“戴伯伯”。那少年长发披肩，小脸只有二指宽，却架着一副宽大的黑边眼镜，一身脏兮兮的牛仔服牛仔裤，背上是一块军绿色的，同样脏兮兮的画夹；脸上的表情在当时的我看来很有些古怪，好像桀骜不驯又好像贼忒兮兮。

一两年后，我们两家都搬进了市文联的新宿舍，而且同一个单元，他家一楼，我家五楼，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差不多每天上学放学的都能遇到。但除了碰上时彼此点点头打个招呼，我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并无真正的交往。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比较主要的是我始终觉得他是古怪的，他的表情，他的穿着，包括他说话时的语气甚至用词遣句……我和他真正频繁往来，是我也开始学油画以后的事了。那时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刚译成中文出版，引起巨大反响，我周围的人几乎没有不读这本书不谈论梵高的。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我也一连读了好几遍，受到的感动与震憾之强烈，之前固然从未曾有，之后也再没体验过。我小时候学过几年国画，初中时又在社会上办的所谓美术培训班学过几天素描，有点基础，于是就想学油画，想画出梵高那样肆虐的笔触来。这事被父亲的同事、时任《花溪》月刊诗歌编辑的廖国松先生知道了，就让我跟他学，还说我们一个邻居的女儿跟着他已经画了好几个月了，进步明显。国松先生既是诗人又是油画家，其画作饱满浓烈，正是后期印象主义的风格。他愿意收我为徒，我自然求之不得。正值暑期，大把的时间闲着，于是忙不迭买了夸张的带脚架的画箱，开始跟着他每天到文联后山各处写生。跟我们一起的，自然还有国松先生的女弟子，那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邻居的女儿。这样画了几天后，董重也突然加入进来，而且似乎兴致勃勃，比我和那个邻居的女儿更积极。但我还是注意到了，他名义上虽也是跟国松先生学，实际上却是自个儿画自个儿的，比如我就觉得他画的色彩非常干燥，与国松先生教的不一样。许久之后才知道，当时他正学塞尚呢。终于有一天我醒悟过来，他学画是假，追那个邻居的女儿才是真。

那之后我就和董重慢慢熟悉起来。虽然慢慢熟悉起来，觉得他没从前想象的那样古怪，但某些突如其来的举止言谈仍旧让我摸不着头脑。比如有一次我和他走在街上，因为路人拥挤，我们谁也没说话，快走到人民剧场时，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晓得我长得不漂亮。”我吃了一惊，四处看看，不知这话从何说起。另一次，他预备带我去见几个朋友，半途时突然告诉我，他戒烟了，“如果有人散烟给我，我又忘记我戒了，你就提醒我，给我使个眼色。”我答应了。但没过几分钟，他又说：“不过如果散的是好烟，你就接着，回来再拿给我。”我说我不知道什么烟好什么烟不好呀。他说那没关系，如果是好烟，“我就提醒你，给你使个眼色。”再有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女孩，蹲在一堵红色的围墙前面。这是我女朋友。他说。我仔细看看，说不错呀，挺漂亮的。他夺过去往口袋里一揣，咂咂嘴说：“可惜已经吹罗。”

在后来我们一起玩吉他的时期，蒲菱是当然的主音兼主唱，我和董重都是他的伴奏，也许因为是伴奏的缘故吧，我对董重的吉他技术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说不清好还是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很少犯错（常常犯错的是我），甚至记不得他有过犯错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有点怀疑，他当时也许只是做个样子，压根就没弹也说不定……

大约1995年左右，我和蒲菱还有董重在《贵州日报》的“音乐小屋”栏目做过一次有关摇滚的对话，文章末尾有对我们三人的介绍，董重的内容是这样的：“青年画家，贵阳市青少年宫美术教师。偏爱布鲁斯音乐和朋克摇滚，能耐心地长时间弹奏枯燥的伴奏吉他。”

最后一句话是我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