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邦的田野:剑桥札记(下)

五、人类学的域外性

本周，剑桥人类学系本期系列讲座的讲题是《土地法：作为统治关键的原住民土地权――以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为例》（“The lows of the Land： Indigenous land rights as a key to government in East Kalimantan， Indonesia”）。

我注意到本期8次讲演多以不同区域的个案为例，空间范围涉及很广，从莫桑比克到亚马逊流域，再从马其顿、黎巴嫩、巴勒斯坦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跨越了地球上的几大洲（Amazonia， Mozambique， Panapompom， Papua New Guinea， Macedonia， West Bank Palesitine， Lebanon）。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学在起点和核心上是西方的一门世界性学问，其全球性和域外性特征至今保存。在达尔文那里，其表现为人类与自然；而自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布朗以来则是欧洲与世界、西方与和非西方，以及白人与原住民。相比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有人类学么？

这是值得追问和细想的。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此有两个提法，一是“人类学本土化”；一是“本土人类学”。如果说前者还带有某种批判、改造和超越意味的话，后者则是暧昧的。什么是本土人类学？难道只是先把西方范式照搬进来，然后再让学术和社会都自我人类学化？由此反观作为马林诺夫斯基学生的费孝通，其当年被“马老师”盛赞的所谓人类学转折，即从研究的域外性到本国性，到底对中国的人类学建设起到什么样的根本影响，或许还需重新反省。其中一个明显的后果是，自那以来，中国的人类学，如果有的话，似乎便走上了一条只看中国不顾世界的狭窄之路。其结果之一便是有人类学之名的研究大多演变为关在国门内的汉人社会学和少数民族学。

如今也有人开始对此检讨，并把原因归结为国力不足。果真如此么？现在国力强了，还在“和平崛起”着，为什么仍然看不到人类学有“域外转向”的明显迹象呢？

我想问题关涉到人类学源头及其相关理念的差异，那就是说，在共同拥有“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后面，其实深藏着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在诸国林立的人类社会里，如果说人类学称得上“帝国学问”的话，从英国出发的人类学与如今的中国人类学显然不一样。原因之一也在于二者后面的帝国其实不同，一个更具世界性，一个只有区域性。

中国的传统“天下”破碎之后，至今未能完整适合地建立重新看待域外与自我的世界体系，从而影响到了包括人类学在内诸多学科对全球认知的空间基础。若想改变，尚待时日，而且尚待新人、新知。

六、城市历史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同时又有各自不同述说。去伦敦，人们通常会去看塔桥――那是这所城市的著名“地标”，也是伦敦当局向各地旅客推荐的必到景点。如果乘地铁，在tower hill出站，一出来见到的第一个景点是一座通过阳光指示时间的地钟。地面有一个金属的圆圈围着。圆圈上刻着一组按年代排列的画面，一个连一个，图文并茂，述说着不同时期城市故事，也就是伦敦的简史。

圆圈的直径大约5米，空间很小，画面十分有限。在这有限的篇幅里，讲述人会选择什么样故事告诉世人呢？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从开始公元初罗马人入侵开始，到20世纪二战结束，在前后近2000年的时间里，“故事”向人们呈现的可谓福祸并置、荣辱兼半。其中虽然也有“公共照明”、“消防设施”等大众福利的内容，但关于灾难的描述也差不多占了一半。其中包括若干次战争、火灾和瘟疫（黑死病、鼠疫）……

通常的城市故事都会突出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在这里，却让人也看到痛苦、挫折和灾难。对于一度曾是世界最大帝国的都城，这有点让我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