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失范与归真

摘要：熊彼特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科学程序的4个步骤观点，它可扩展为构建理论模型5个必不可少、次第推进的科学程序，即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经济现象（研究对象）范畴化、经济范畴变量化、经济变量模型化和确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与熊彼特经济学研究科学程序的经典论述和构建理论模型的5个科学程序相对比，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存在严重的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两个极端”即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热和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滥用，“一个结果”即缺乏科学理论工具的积淀。中国经济学家要创造出令人信服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惟有端正学风，严格遵守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和规范，回归经济学研究的本真。

关键词：熊彼特；经济学研究方法；理论模型；科学程序

作者简介：崔建军，男，陕西乾县人，经济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引言

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繁荣与进步的物质基础和惟一源泉，经济基础决定基于并居于其上的上层建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经济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显学”地位。作为目前惟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更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学已然从“显学”地位和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而身价陡落，人们似乎不再相信“算卦式”的经济学的预测以及经济学的“认识功能”和“政策功能”了――比如十多年来中国的房价越调越高，股市作为经济生活的晴雨表却翻云覆雨、变化莫测，全球金融危机没有被经济学家精确地进行预测，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学界束手无策等――用凯恩斯评价经济学家的话说则是：“自马尔萨斯以来，职业经济学家虽然并不因理论与事实不符，而有动于中，但常人却已觉察到这种不符情形，结果他们逐渐不愿意对经济学家，象对其他科学家那样尊敬”。究其个中原因，自然太多。笔者学力不逮，难以全面、准确地述说。本文在继承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经典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构建经济学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的粗浅想法，进而就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中的失范和回归本真，谈些不成熟的意见。

二、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科学程序的经典论述

熊彼特是人类经济学说史上罕见的屈指可数的天才巨匠之一。其不朽的学术地位完全有资格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莱昂・瓦尔拉斯、欧根・冯・庞巴维克、马歇尔、凯恩斯等著名经济学家并驾齐驱，共争光辉。今天，人们所津津乐道者是其创新理论，并且将创新理论从经济学领域无限制地放大了。其实，熊彼特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特别是《经济分析史》更是其经济学智慧的高峰之作。前者是十大经济学家的学术传记，影响深远；后者大气磅礴、卓尔不群，立意之高远、观点之明晰中肯、规模之宏大辽阔、涉及国家和人物之众多、材料之丰富详尽举世无双，是全球公认的经济学认识论、方法论方面无与伦比的经典著作。

在熊彼特的心目中，科学的或分析的经济学是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取得进步的。由此，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与构建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是完全等价的。

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熊彼特无数次讨论过“理论”。他认为：“任何一个关于社会经济情况的全面‘理论’是由两个互相补充但基本上不同的因素所组成的。第一是，理论家关于这一社会情况的基本特征，关于特定时刻为了理解他的生活什么是和什么不是重要的事物的观点。让我们把这叫做他的看法。第二是，理论家的技术，即他用以把他的看法概念化，并把后者变成具体的主张或‘理论’的工具。”很显然，熊彼特关于理论（及理论模型）的上述一段话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家关于研究对象的观点、看法；二是理论家对其观点、看法的概念化技术表现。此可谓“理论模型”的经典诠释：理论模型就是理论观点和概念化技术表现（一般为数学模型等）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

在《经济分析史》第2卷中，熊彼特明确而简洁地界定了理论（及理论模型）的性质：“经济理论并不是一批政治处方；借用琼・罗宾逊夫人的一句中肯的话来说，它乃是一箱分析工具”；“我已经强调了理论这个词，而我所说的理论就是指分析的器械”。显而易见，此与1885年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就职演说《经济学现状》中的一句名言――“经济理论并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可以用来发现某一类真理的通用机器”――一脉相承，涵义相同。两位经济学巨匠的“分析工具”、“分析的器械”与“通用机器”何其相似乃尔，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经济理论的工具性质。

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书中评介马歇尔、庞巴维克、陶西格、费希尔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时，熊彼特12次使用“模型”或“经济模型”一词。此外，他也多次使用与理论模型意思相近的“图解”、“图式”、“图画”、“逻辑的图式”等词汇替代“模型”或“理论模型”。

弄清楚熊彼特的理论（及理论模型）和理论（及理论模型）的“分析的器械”性质之后，我们进一步比较详尽地考察熊彼特的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或者说在熊彼特的心目中经济学理论或理论模型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在《经济分析史》第1卷中，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有过清晰的论述。他说： 分析工作本身就包含有两种不同的然而又不可分割的活动。一个在于使相像的内容概念化。所谓概念化，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把相像中的各种组成成份以准确的概念加以固定，给它们一定的标志或名称以便于识别。同时（用定理或命题）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活动就是猎取更多的经验资料（事实），借以丰富和核对原先已经掌握的资料。应该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而在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为了概念化，往往引起对更多的事实的猎取；而新发现的事实又一定被插进来和加以概念化。在一种无休止的连续过程中，这两种活动改进、加深和修正了原先的相像，同时也改进了彼此的结果。在我们努力的任何特定阶段，我们确定试验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以便尽量妥善地描述我们感兴趣的整套现象，然后以“演绎的”或“归纳的”方式加以发展。……以上是关于科学程序的一个很不完全的描述。如果说，熊彼特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中对理论模型的论述相对抽象的话，那么他在《经济分析史》中则进一步将理论模型的论述具体化，并且和经验实证有机联系起来，深刻论证了理论模型与经验实证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原理。熊彼特自谦地认为自己的论述是“很不完全的描述”，其实他的论述却是对构建理论模型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经典诠释。

显然，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内在逻辑可以明确表述为：想象概念化――命题（确定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对命题的经验实证――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在《经济分析史》第2卷中，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有过进一步清晰的论述：

在每一种科学探索中，最先出现的是想象。这就是说，在开始从事任何一种分析工作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挑出我们想要加以观察的一组现象，并且对于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对于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什么是它们的根本性质――首先凭直觉得出一个初步的观念。情况显然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仅仅是由于虽然我们实际上多半不是从自己的想象出发，但却是从我们前辈的工作出发的，或者是从浮现在公众头脑中的观念出发的。然后我们进而使我们的想象概念化，并通过对事实的比较仔细的考察来发展它或者纠正它，这是两件必然会连在一起的工作――我们在任何时候所具有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引出进一步的事实调查，而进一步的事实调查又引出新的概念和关系。我们的概念和我们所确立的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两者的总和或“体系”，就是我们所称的理论或模型。

由上可见，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内在逻辑是：想象（针对一组现象或分析对象）――想象概念化――确立概念间的逻辑关系――理论或模型。此分析图式的内在逻辑和《经济分析史》第1卷中的论述非常相似，其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曾经把精确的分析过程分成四个步骤，在经济学史上，这四个步骤第一次是在瓦尔拉的著作中清晰地辨认出来的。现在我们再从这四个步骤的前两个步骤开始，即探究我们所要研究的现象的性质，并根据我们对它们的性质的了解，发现我们认为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用方程表示出这些关系后，我们便可以采取第三个步骤：即将这些方程纳入一个体系（即一个理论“模式”）中，看看作为变量（或“未知数”）出现在这一体系中的要素，是否有唯一的一组值来满足所有那些必须同时存在的方程――联立方程这一术语由此而来。到此为止，一切都很顺利。但要回答上述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否定的回答――是极为困难的。普通常识告诉我们，假如有唯一的这样一组值――即一种“解”――存在的话，那就必须满足某些条件。例如，方程必须是真正的方程，而不能是纯粹的恒等式（例如x等于x）；它们必须在以下意义上是独立的，即没有一个方程一定要隐含另一个方程，或另几个方程，或所有其它方程之中；它们必须有足够的数目；当然，它们彼此不得相互矛盾。

照笔者理解，熊彼特的上述论述是要在理论模型中明确诸解释变量的性质并寻求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此外，熊彼特强调理论模型必须是真正的方程即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必须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如果是联立方程，则各方程必须是完全独立的，不能循环论证。

在《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5篇第5章（也是3卷本《经济分析史》的最后一章）中论述凯恩斯《通论》的分析工具时，熊彼特指出：“凯恩斯的分析――现期国民收入的分析――就是在按上述5点而安排的框架之内来操演5个内生变量，这些变量是这个体系要加以确定的：国民收入本身、就业、消费、投资以及利率，此外还有一个外生变量，那就是由金融‘当局’的行动加在该体系之上的货币数量”。凯恩斯认为，现期国民收入等于现期的消费加上现期的投资即Y=C+I，它由3个函数表即消费函数C=F（y）、投资函数I=F（y，r）和灵活偏好函数M=I（y，r）决定。

对凯恩斯的分析图式，美国凯恩斯主义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汉森教授评价说：“凯恩斯把当期收入解说为等于现行储蓄加上现行消费支出。此外，又把当期储蓄解说为等于现行收入减去现行消费。设称收入为Y，消费为C，投资为I，储蓄为S。则Yt=St+Ct；St=Yt-Ct（亦即Yt=St+Ct），因此It=st。有关当期的一切变数都注上t的符号。……凯恩斯的全部分析过程尽可不用‘储蓄’一词。凯恩斯在第六章的结语中确曾宣称：‘我们以后将用消费倾向这个概念来替代储蓄倾向’。但事实上凯恩斯在全书中继续使用‘储蓄’一词。而自《通论》出版以后，在储蓄投资问题的讨论中引起了很大的紊乱”。

熊彼特更对凯恩斯的分析图式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分析存在很大缺陷：“没有一个当之无愧的理论家会接受这样的假设，即消费支出（以工资单位表示的）仅仅和收入（以工资单位表示的）相关联，没有一个理论家会把这种假设看成一种确切的陈述”。应该说，汉森和熊彼特对凯恩斯分析图式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汉森和熊彼特所指责的，恐怕就是凯恩斯分析图式中的3个方程式即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灵活偏好函数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从而存在循环论证的毛病。也就是说，凯恩斯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解释变量收入Y和利率r来解释不同的被解释变量消费C、投资I和灵活偏好M。 作为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乐于金针度人，用心良苦，比较详尽地描述了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但如何依据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有效创建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模型，仍然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高难问题。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此亦是科学创造过程中只可意会、难以准确言传的奥妙所在。

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4个步骤），可以清晰图示（见图1）。

三、对熊彼经济学研究科学程序的扩展

尽管构建具有创新价值的理论模型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高难问题，但也绝不是毫无规律可循。在此，我们依据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的经典论述和内在逻辑，给予系统全面和通俗简要的说明。笔者认为，要构建完整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必须经过下列5个方面相对严格的科学程序（而不是熊彼特所说的分析过程的4个步骤，自然，熊彼特所说的4个步骤已经包含在5个方面的科学程序之中了）。

1.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

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是经济学研究的开端，熊彼特谓之“想象”，更加通俗些说是直觉，就其实质而言则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首要因素即选题。

爱因斯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革命。”贝尔纳说过：“课题的形成与选择，无论作为外部的经济需求，抑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阶段。一般来说，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困难。……所以评价与选择课题，便成了研究战略的起点。”由此可见，爱因斯坦将发现问题提高到了“科学的真正革命”的认识高度；贝尔纳则将发现问题明确界定为“研究战略的起点”。基此，一定意义上讲，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也就为进一步取得研究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学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比构建特定的理论模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其基础和驱动因素的发现问题的敏锐直觉。直觉是对研究对象运动特点的本质理解和本能反应，也是理解一切问题的逻辑起点和出发点。直觉完全取决于经济学家的学术修养。若找不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再精密、再高明的数学模型也难以找到发挥作用的支点，因而无从发挥作用也毫无价值可言。

由此，能否找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就成为构建理论模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有无能力找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是衡量杰出经济学家与一般经济学研究者的客观标准之一，也是所有杰出经济学家与一般经济学研究者的显著差别之所在。林毅夫教授讲得好：“经济学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那么，要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把要解释的现象理解透彻、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吃透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

2.经济现象（研究对象）范畴化

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是非常抽象的具有普遍性价值的哲学概念。范畴论的开山祖师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解释篇》一书中，就讨论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场所、时间、姿势、状态、动作、承受等10大范畴。当然，不同的学科有自己不同的范畴体系。所谓经济现象（研究对象）的范畴化就是给予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清晰的、标准的概念界定，也就是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即所谓“概念化”。此为最关键也是最为困难的地方。“我们已在许多场合看到，在从事分析的最初阶段，概念化是一件多么困难的工作，主要是因为科学工作者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通过不断的探索，懂得在‘解释’所观察的现象时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特别在经济学中，在分析者清楚地懂得自己工作的性质以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

如何有效实现经济现象（研究对象）概念化？此完全取决于经济学研究者的抽象思维能力。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就是一切杰出经济学家所拥有的、难能可贵的抽象思维能力。这种难能可贵的抽象思维能力，是通过长期的科学实践积累养成的。

3.经济范畴变量化

有了明确的经济范畴（研究对象）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经济范畴变量化。所谓经济范畴变量化就是将经济范畴转换为能够用于实证分析的经济变量的过程。此需要经济学家具备良好的统计学修养。熊彼特指出：“‘科学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一切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与著述的人们的区别，在于掌握了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经济分析’。”基此，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是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在经济范畴变量化的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将经济变量统计学化，转化为可观测的实际统计数据。惟有实际统计数据的引入才能有效进行实证分析，才能“立地”，即理论联系实际地求解被解释的经济现象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现实因果关系。

4.经济变量模型化

经济范畴变量化后，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实现熊彼特所谓的“概念化技术表现”即模型化。显而易见，“建立模型，即自觉地使概念和关系系统化却更加困难”。这是一个调动经济变量并使之逻辑化的不断探索过程，其追求的目标当然“最好是简洁的数学模型”。理论模型越简单，涉及的变量越少，其约束条件就越少，其普适性越强，同时也更贴近研究对象即实际经济生活。当然，理论模型选取变量的多少，它要复杂到什么程度，应该由被解释变量的性质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求所决定，以足够说明问题为佳。对此，经济学的圈外人、19世纪普鲁士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下面一段话――“这正像某些植物一样，只有当它们的枝干长得不太高时，才能结出果实。因为在实际生活的园地里，也不能让理论的枝叶和花朵长得太高，而要使它们接近经验，即接近它们固有的土壤。”――或许能够给我们以莫大的理论启迪。克劳塞维茨对理论模型科学抽象的“度”的形象比喻和理性把握是非常精妙，令人拍案叫绝！ 5.明确界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

需要强调，明确界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或者说明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是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或分析步骤的三段经典论述中所缺少明确论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要素。

明确界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就是清晰确定理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性质。进一步讲，也就是要解析出解释变量中，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并依据外生变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若搞不清理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性质，依据内生变量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必然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达不到经济学研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也会使经济学研究成果失去了应有的政策功能。“任何经典模型都是从严格的设定条件推导出来的，至于设定前提之外，都有一个‘其他条件不变’。……只要多多少少地返回现实，‘其他条件不变’也是实际不可能存在的。这时，最精辟的理论模型论断就会模糊起来。”同时，“任何经典模型的应用都是有假定条件或应用前提的，如果使用者忽视了或者根本不懂得模型的应用前提，故意不尊重或不能够尊重模型中变量问和模型方程式中的逻辑关系，漠视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学思想，就无法揭示真实的客观世界，研究的结论就势必出现偏差，有时甚至是重大偏差”。

显而易见，确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是构建理论模型必不可少的最后一环。只有明确指出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才能为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操作提供应有的、必不可少的操作指南。也只有明确指出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才算有效完成了上述5个方面构建理论模型的全部程序，也才能有效实现经济学研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部探索过程。

构建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可简要图示，见图2

应该明确的是，上述构建理论模型的5个方面的科学程序（或5个分析步骤）之间存在严格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次第推进的逻辑链条，缺一不可。同时也必须强调指出，构建科学的理论模型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和丰厚储备。“一个经典的经济学模型理当是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以及统计学、数学知识的完美组合。这种多元知识体系的精巧整合，使得模型形神兼备，构成了经济学模型的精神。”

四、中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的反观

1.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热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对此一时期，我们姑且存而不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是致用的、对策性的，缺乏创造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的真正创新。

熊彼特的下面一段话，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大部分经济学家却直接根据他们从实际情况获得的印象来提出各种建议，这就与不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工作者的研究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既不应用理论的或统计的技术，也不图对理论的或统计的技术有所贡献，尽管显然有这样做的机会。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他们手中，不但没有得到完善，反而败坏了”。在笔者看来，直接根据从实际情况获得的印象来提出各种建议，不仅不可能实现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创新（熊彼特所说的败坏分析工具倒在其次），更糟糕的是，从现象跳过应有的、不可或缺的分析环节直接提出对策（若被采纳实施）可能带来政策实施的不良后果，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灾难。

2.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的滥用

经济学说史上，马歇尔和凯恩斯都是受过严格数学训练的著名经济学家，但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对数学的应用却非常节制。“马歇尔的作品实际上是以数学图解为必需条件的。”“不仅他的特殊的数学才能对于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成就是有利的，而且是由于数学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才产生了这一成就；而且把斯密-李嘉图-穆勒的资料转变为现代研究机器，如果没有数学分析方法，也是很难完成的。”但是，马歇尔对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的过度运用充满疑虑，熊彼特认为，“他不愿意把外行人吓跑了，他要求――奇异的野心！――能被‘商人所看懂’。他恐怕树立一个榜样，可能诱使具有数学锻炼的人们认为数学是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一切”。如果说马歇尔只是基于经济学传播的考量，对数学方法的滥用充满忧虑的话，凯恩斯则对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过度使用完全抱持强烈批判的、看不上眼的轻蔑态度：“近代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其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作家，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

诚然，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这里需要明确指出，马克思所说的是一门科学要“运用”数学而不是“变成”数学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无论如何，数学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大而言之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工具”，非特经济学而已），而不是经济学“本身”。

与马克思和西方经典作家对数学运用的慎重态度截然相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却是对运用数学工具充满不适当的狂热追求。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不少论文是没有经济学思想的充满数学模型的算不上经济学论文的所谓论文，博士、硕士论文更有被认为缺乏数学模型就不成其为论文的趋势（这在理工科院校表现得尤为强烈）。然而，细究其中许多论文中运用的数学模型，基本上是西方模型的中国运用，其写作模式大概可以概括为：西方模型+中国材料+些许体会=理论创新，而作者自己针对经济现象（研究对象）依据科学程序创建的新的理论模型却少之又少。其结果是，这些经济学论文中的数学模型就成为“两不像”，数学家认为不是数学，经济学家认为不是经济学。此外，不少论文尽管应用了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但所得研究结论却是尽人皆知的经济学常识，甚至连经济学常识也算不上。作者却认为自己有创新甚至是重大的创新，丰富了某某理论，建立了某某理论框架，提出了某某对策，填补国内空白，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云云。对此，经济学界心知肚明，不少有识之士已经仗义执言，发出强烈的正义呼声，却很难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当然，不正学风已然形成，要改变之亦难。长此以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必将越来越大。

当前，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师（广泛些说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中，老一辈的学者有理论修养，有经济思想，也有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体制演进的细微观察和深切把握，但苦于缺乏数学基础而不能将其思想观点模型化，形成有思想观点、有技术分析和精确论证的研究成果。年轻教师有较好的数学基础，也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方法的训练，但苦于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体制演进的清晰认识，抓不住有研究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其研究状态有两种情况：一是找不到有价值的课题，研究工作无从有效开展；二是抓住无关紧要的研究现象，努力使用精密数学工具，生搬硬套，进行玄而又玄的所谓实证分析，结果由于不能很好地联系中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同样难以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甚至他们自己也坦言因为评职称等压力而不得不写没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为了创造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当下可行的办法可能在于实现老一辈学者和青年教师的互相学习，形成优势互补。最高的治学境界是要求研究者学术思想与分析技术的同时兼备。还有一种现象似乎值得一提，就是不少学生认为经济学门槛低，只要有数学基础也就足够了。我们只有感叹：历史惊人的相似！此完全印证了马歇尔120多年前深沉而富有远见的忧虑――“具有数学锻炼的人们认为数学是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一切”。

3.缺乏科学理论工具的积淀

熊彼特说过：“任何一部在科学上有地位有成就的著作，在有关的课程中都不可能不被提到。”黄达教授也明确指出：“教书要教‘基本的’、‘成熟的’内容。至于学科的前沿论辩，只能有所选择地点出，全部纳入教学内容之中没有可能。”中美两位杰出教授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翻遍中国高校所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教科书，没有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原理、曲线、模型，也没有中国经济学家的论著走进教科书并成为教科书的经典讲授内容。一句“西方经济学”道尽了中国经济学人的苦涩与辛酸。经济学是“西方的”，对中国而言，其只是舶来品。还是黄达教授一语道破了真情：“在货币银行学的学理部分中，有的只是西方所创建的原理。”自然，黄达教授所言仪及货币银行学。其实，对中国整个经济学的研究现状而言，难道不是完全适用的吗？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涌现出了那么多为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生活献计献策的经济学家，却没有一个人获世界性的经济大奖。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奖的问题。……中国从来不乏优秀的经济学家，传统的、现代的、保守的、自由的，每个体系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由于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表达空间和实践机会。 笔者以为，渴望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愿望自然是美好的，但这种观点却大成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与经济学研究成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献计献策算不上经济学分析；所谓中国从来不乏优秀的经济学家，传统的、现代的、保守的、自由的，每个体系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这只是情绪化的言过其实的看法，多维的理论表达空间和实践机会与经济学研究成果也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理论表达空间不等于理论研究成果！实践机会不等于理论研究成果！

更进一步说，上述观点不仅完全混淆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的关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只是研究对象，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要求的却是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原创性的成果，此两者之间缺乏内在的必然的逻辑关系。而且误解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性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理论成就奖而不是经济建设成就奖。理由很简单，有问题不一定有分析。“那些不熟悉科学研究的社会学的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有实际问题就有分析，或者换句话说，分析是由生活的需要所引起的。但美国当时有许多实际问题，人们热烈地讨论它们，有时还带有同它们的重要性很不相称的一定程度的感情。然而，我们却很难看到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分析工具的冲动。”这是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中评述1790至1870年美国经济学相对落后时所说过的一段话。换句话说，此为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所描述的美国150年前的经济学研究相对落后情况，一定意义上却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状况的真实写照。它应该也能够给我们以应有的启示。

五、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归真之途

如何纠正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失范？如何回归经济学研究的本真？最重要的问题恐怕在于必须净化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不良学术风气。

1.中国经济学家应该重视分工效率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问题是学风浮躁。有点研究成果者就沾沾自喜，自认为学问做得差不多了，坐不住冷板凳，去追求“修、齐、治、平”与“居庙堂之高”的人生境界。应该承认，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历代知识分子“一边倒”地热心追求儒家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出世”思想，固然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经济学家（大而言之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多信奉“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取向，都选择一元化的“居庙堂之高”的人生价值偏好。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第

一、

二、三章讨论的都是分工。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此，研究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经济学家似乎应该比常人更能够也更容易理解并看重分工的效率及其价值，在有效分工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当今，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大部分教学科研人员都是为职称忙――搞课题、发论文、报奖项。更有甚者，其中有些浮躁难安、急功近利的教学科研人员为了得到科研成果、科研课题和学术成果奖励，不惜甘冒身败名裂的人生风险，剽窃抄袭，弄虚作假，抛弃最起码的学术道德底线。学风如此浮躁，莫要说取得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进而博取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就是要做点真正像样的学问，恐怕也很难。

2.中国经济学家应该严守自己的研究工作边界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认识客观经济世界，并探寻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及其客观规律。其工作方式实质上已然由构建经济理论模型的科学程序――依据直觉发现有价值的经济现象（研究对象）、经济现象（研究对象）范畴化、经济范畴变量化、经济变量模型化、确定理论模型的约束条件――所直接而明确地决定。从理论上说，经济学家经过艰苦劳动，构建出自己的经济理论模型，也就完成了自己对客观经济世界的理论性认识。接下来的任务，就只是发表、出版自己的论著使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上传播，影响他人的言行，至此经济学家认识世界的使命已告完成。至于经济理论如何转化为经济政策，那只能由政府去选择。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则是：经济学家只是制定“菜单”，至于如何“做菜”，则当由政府抉择。

无可否认，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渴望在自己耕耘的经济理论的土地上，能够开放出绚烂的经济政策之花，也就是完成自己“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但是必须明确，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是“知”而不是“行”，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此就要求经济学家要严守自己的研究工作边界，科学配置自己的才能。此外，经济学家能否有幸提出自己横空出世的革命性的创新性理论研究成果，除了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之外，毫无疑问还需要时代环境等客观条件即外部机遇。而这种时代环境即外部机遇，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3.中国经济学家要淡化课题意识

纵观经济学说史，大凡伟大的、流芳百世的经济学著作，诸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等，好像都不是课题研究成果（而是经济学家个人的创造性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基金项目的支持。甚至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客居伦敦，还处于贫病交加的生活状态中。此外，马克思《资本论》写作时间40年，第2卷、第3卷生前尚没有完成出版，不得不由其挚友恩格斯继承其写作事业，倾注心力整理出版。结果，第2卷、第3卷出版署名是马克思著、恩格斯编。亚当・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时间是25年，除了出访法国，终生再也没有离开英国苏格兰小城格拉斯哥半步。熊彼特写作《经济分析史》耗费了生命历程中的最后9年时间，也未能全部完成，最后由其夫人（也是经济学家）的伊丽莎白・波蒂・熊彼特作为遗作抱病编辑整理直至去世，同时在其他的学者阿瑟・W.马吉特、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保罗・M.斯威齐、理查德・M.古德温、艾尔弗雷德・H.康拉德、威廉・J.费尔纳、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弗里达・S.厄利恩、安娜・索普、罗伯特・库恩和瓦西里・列昂惕夫教授的无私帮助下，方才令人遗憾地不够完整地出版面世。 我们要改变目前对课题过分重视的倾向，使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去长期从事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研究活动。

4.中国经济学家要强化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

固然，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古国，享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更有傲人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贡献于世界。但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四大发明只是技术发明，更多地是实用技术。对于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和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产生于中国，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已有深入详实的研究，也曾产生过巨大的困惑，此就是众说纷纭的“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难题’’。这里姑且存而不论。

客观地说，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系统的科学思维。以经济学教学与研究而论，挂在口边津津乐道的就是经国济世。经济学既然要经国济世，其研究目标自然是致用而不是为学。为学是手段，致用才是目的。应该承认，经国济世这种传统的理论教条是有失偏颇的――重“术”而轻“学”，重“技”而轻“道”，不利于科学研究特别是形而上的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其实，科学不等于技术。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不问有用无用的。20世纪举世公认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就曾明确说过：“我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想要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欲望，别无其他动机。”退一万步说，致用即改造世界也必先以认识世界为前提。

5.中国经济学家要切实端正学风，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学家真想真正创造出令人信服的原创性成果，惟有端正学风，严格遵守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和规范，建立基于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包涵经济学研究价值的理论模型。因为“不建立模型，我们就无法前进”。当然，作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理论模型有其特定的丰富内涵，理论模型=学术观点+概念化技术表现+约束条件。显而易见，没有科学分析的对策和没有经济学思想的数学模型与作为认识客观经济世界的分析工具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完全是两码事，二者相去甚远。

六、结束语

经济学是人类积累起来的、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它由范畴、原理、定理、曲线、模型、系数、图式等基本元素所构成。同时，经济学又是一门逐步演化的科学，这种演化进程是相当缓慢的。经济学说史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三本闻名世界的、里程碑的经典教科书独领风骚，风靡全球50年，已然说明50年中经济学体系的相对稳定性，没有取得革命性的进步。基此，经济学研究要取得革命性进步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可见理论创新的艰难性。尽管人类的经济生活实践是生生不息的，正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蕴含其中的经济学的“原理”却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学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类认识经济生活的工具，用熊彼特的话说是“分析工具”、“分析的器械”，用马歇尔的话说是“通用机器”，用熊彼特所欣赏的、经济学说史中最杰出的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无比智慧的比喻则是“工具箱”。

尽管贝克尔搞“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稳定的，其研究边疆是有界限的。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公平分配并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福利；如何有效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并有效改善政府调控效率，恐怕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真正伟大的经济学理论是永恒的，它是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并会持续不断地发挥其巨大的影响人类行为的作用。还是凯恩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道尽了经济学思想的力量和价值：“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只要经济运行处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特别是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即国家干预理论必然会重新复活；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家和国家利益，乔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基于国家经济学的关税壁垒理论的影响就永远不会绝迹；只要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达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非常非常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恩格尔定理作为衡量贫富差别的客观标准，其真理性就永远不会消退。

经济学是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前进的。构建经济学理论模型需要严格遵守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程序也就是构建经济学理论模型的五大程序。这五个方面的科学程序之间存在严格的内在关系，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次第推进的逻辑链条，缺一不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构建经典理论模型并进而开发出新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说史特别是经济学分析的“工具箱”中留下自己创造的东西，结出自己富有生命力的果实并由此成就藏之名山的事业，进而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的整体福利。此正是一切有志气、有抱负的经济学家毕生追求的梦想。

只要中国经济学家强化科学思维、切实端正学风、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踏实寻求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及其规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一定能够融入世界主流，并拥有光辉灿烂的未来。毫无疑问，要实现此目标，唯一的途径就是立足本土，全身心地从事奠基性的调查研究工作即搜集科学事实、整理科学事实、分析科学事实、提炼科学事实，进而投身到崇高而又艰难的构建科学的分析的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劳动之中，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