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散发的光芒 陈寅恪在成都
初到成都，一切都没有着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多人都担心，燕大这块金字招牌，恐怕是保不住了――好在来了陈寅恪。1943年冬，陈寅恪抵达成都。梅贻宝在全校周会上开心宣布：“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这时，他一定想到了哥哥梅贻琦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好友傅斯年一再敦促陈寅恪加盟在宜宾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是他最终选择还是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主要是考虑到李庄古镇的气候与环境，对他和太太的病体都极不相宜。李庄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相比之下，成都无疑给他更强的安全感。
初到成都，陈寅恪一家住在陕西街中式院落，人声喧闹，夜间常不得安眠。1944年暑假，他迁入华西坝广益学会，住宿条件大为改观。但战时的成都，钞票贬值，物价飞涨，陈寅恪和夫人唐身体都不好，再加上孩子又多，陈家生活一度非常困难，一个月的薪水，往往几天就花完了。他自己曾有诗云，“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奉尚忧贫”，可见当时的窘境。值钱的衣物，在来成都的路上已经差不多卖完了，陈家的人，甚至先后都因为缺少厚衣服穿而生病。当然，最严重的问题，还是陈寅恪的眼睛：成都的电力不足，灯光昏暗，三日一停电，只能以火舌闪烁的油灯照明，陈寅恪的右眼早已失明，单靠左眼来阅读写作，这时就更为吃力了。再加上缺少营养，血气不旺，对保养视力也有影响。夫人唐非常着急，托人买了一只怀胎的母羊，因为腿瘸，这只羊还比较便宜，陈寅恪的小女儿美延负责喂养它。母羊生了小羊，唐每天挤点羊奶，给陈寅恪补养身体。
陈寅恪治病的存仁医院，就在燕京大学租用的华美女中校舍对面。燕京大学学生见陈寅恪行动不便，而师母唐又四处奔波，心力交瘁，心中不忍，自动组织看护队，轮流到医院陪护伺候陈寅恪，替师母唐分劳。男同学值夜班，女同学值日班。燕京大学同人，也不时往医院探候。对此，陈寅恪深为感动，对前来看望的燕京大学代校长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几十年后，梅贻宝写到此情此景，说：“笔者至今认为能请到陈公来成都燕京大学讲学，是一杰作，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这一段学生、老师、校长的互动，足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段佳话。对梅贻宝来说，真正践行了乃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理念，他在《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中这样写道： “有人说过，一所大学之所以伟大，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这是一句不易之论。成都燕京大学，虽然是战时临时大学，仍旧重视这条至理，尽力而为。幸运得很，我们竟然能请到若干位有名有实的大师，不嫌成都燕大简陋，慧然来临施教。其中有陈寅恪（历史）、萧公权（政治）、李方桂（语言）、吴宓（文学）、徐中舒（上古史）、赵人隽（经济）、曾远荣（数学）诸位教授，陈、李、萧都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这些大师肯在燕大讲学，不但燕大学生受益，学校生辉，即是成都文风，亦为之一振。在抗战艰苦的岁月中，弦诵不绝，高彻凌云，言之令人兴奋。燕大教授待遇，历来月薪以360元为限，这几位特约教授，特定为450元，聊表崇敬。”
正是因为有了陈寅恪等名师，才使得成都燕大在战火纷飞中弦歌不辍，学术质量依然可以维持在战前水平。这些大师，对学生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当成都燕大复校的消息通过迂回的渠道传到华北的教师和学生那里之后，燕大校友开始长途跋涉的“寻家”之旅，而在这万般彷徨辛苦的旅途中，倒也不缺趣闻轶事。梅贻宝用他的记忆力为我们保存了战火中的温馨：
其一是：有两位男同学通过两不管地带后，便把旅费集中，孤注一掷，买了两部脚踏车。果然不出所料，不但得了代步工具，省了不少力气，而且愈向前进，车价增值愈高，这两位同学却都不是经济系主修生。
这两则小故事如今读来异常亲切，因为和我们当下的生活体验非常相像，骑自行车旅行，拾金不昧……这种行为背后，有非常朴素的情感。战火纷飞中，成都成为一个中心，它吸引过来大量人群，这些人并不能简单用“逃难”来形容，虽然旅途危险重重，但这些师生胸中怀着理想和道德担当，他们为成都带来的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
吴宓在来成都燕大之前，在西南联大过得颇不顺心，因为联大的人事关系日趋复杂，让他难以处理，他到成都后颇为快慰，和成都的新风气不无关系。成都文风“为之一振”，不只是陈寅恪这些大师们的功劳，也离不开这些青年学生的参与。这些朴素的学生，来到成都后，发现老师眼睛病了，自发组成看护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成都燕大虽然只有短短4个学期，但老师和学生都收获颇多，后人统计，成都燕大的成才率相当高，或许正是这种良性互动的结果。
尽管面临双目彻底失明的风险，陈寅恪还是以坚强的毅力面对现实，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吴宓经常去医院看他，陪他聊天，1945年元旦那天闲聊，陈寅恪和唐还劝吴宓在追求毛彦文女士时，应该更加理性一些，他们评价毛彦文“近接不如远看”，这说明陈寅恪已经有点“闲心”，逐渐放松下来。陈寅恪请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仁的夫人杨云慧（杨度之女）书写苏东坡诗句“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并裱而悬之，他已经做好了从此失明的打算了。
陈寅恪离开成都后，他原在燕大指导的唐代文学研究所刘开荣，改由吴宓任导师，吴宓给陈寅恪寄去燕大研究院委员会记录，写信报告国内情况。他甚至在夜深人静时，为老友治好眼病恢复视力而默默祈祷。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陈寅恪的眼睛虽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SirStewardDuke-Elder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左眼视网膜上部粘合了一点，视力略有改善，未能复明。1946年，陈寅恪乘海轮归国，原想去美国再试治疗，因此横越大西洋，绕道美国。抵达纽约布鲁克林码头后，得知美国著名眼科专家也提不出更好的治疗方案，就没有登岸了。
陈寅恪万里求医，未能复明，心情沉重犹豫，这一心绪，充分反映在回国后的一些诗作中。如：“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这首诗寄给吴宓的版本，题目是《来伦敦治眼疾无效将东归江宁感赋》，后来才改题作《南朝》。还有：“眼昏到此眼昏旋，辜负西来万里缘。杜老花枝迷雾影，米家图画满云烟。馀生所欠为何物，后世相知有别传。归写香山新乐府，女婴学诵待他年。”这首诗的题目是《来英治目疾无效将返国写刻近撰元白诗笺证》，多首诗的题目都强调“治眼无效”，看得出他是多么难过。
在成都燕大，他讲授“唐史”“元白刘诗”课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听讲的除了学生，还有燕大和其他大学的教师。包括金陵大学国文系主任高文、讲师程千帆等，几乎每节课都来听，详细做笔记。有11篇重要的论文，都是在成都所作，其中有关元白诗的9篇，后来收入《元白诗笺证稿》，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成都燕京大学期间，由英国科学院陶德斯、汤因比和库克三位院士联名推荐，陈寅恪当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成都的日子，对陈寅恪来说，是他陷入双目失明的黑暗前最后的光明，他散发的光芒，照亮了燕大，也照亮了华西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