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清时期的徽州科技
【摘 要】徽州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山清水秀的地理环境和贾而好儒的人文积淀，不断涌现出众多的科技成就。文章选取明清时期，这一徽州科技发展的鼎盛时期进行深度探究，通过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的徽州科技成就，浅尝性地分析这一时期徽州科技繁荣的原因，从而突出徽州科技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和价值所在。
【关键词】徽州；明清时期；科技成就
一、研究背景
古代徽州科技发展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和地理学方面取得了一些领先国内其他地区的成绩，甚至有些是比国际上其他地区还要超前的。回顾古徽州科技的发展历史，古代徽州科技的发展是与整个中国的科技发展在明清时期之前是大致同步的，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近代科学在西方的兴起，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在之前领先于西方的水平渐渐下降并停滞不前，已经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但是徽州却恰好是它走向鼎盛的时期，人才济济，群星辈出。
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所以科学技术活动的发展必然与当时所发生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即古代徽州的科技盛衰正是与整个徽州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盛衰步调一致的。
二、明清时期的徽州科技
（一）数学领域
明代的“珠算之父”程大位是安徽休宁县率口（今黄山市屯溪）人，作为珠算发明家，他著有《直指算法统宗》与《算法纂要》。这两本书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轰动，影响力和传播度远远超过中国古代其他的数学著作，大大推动了民间珠算的普及。明朝以后中国数学的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状况，而程大位的贡献则填补了这一空缺。明末清初，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导致学术界出现了盲目崇拜西学、忽视甚至轻视中土的思想潮流。18世纪著名思想家戴震（安徽休宁县隆阜人）却大力推行中算，他以“治经闻道”为追求，致力于天算学研究，著有《勾股割圜记》三卷、《策算》等，并参与了四库全书馆的工作。从明代《永乐大典》和其他古籍中，编辑、校勘和复原了中国古代数学名著“算经十书”，使这些濒于失传的古典数学著作重放光彩，让古代数学的光荣传统得以发扬广大。戴震之后的汪莱（安徽歙县人）开创性地在数学理论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他致力于天文数学领域的研究，主要作品有《衡斋算学》及《衡斋遗书》等，在关于方程根的研究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并且关于组合论和级数方面的见解也独树一帜。
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的徽州数学发展史，程大位、戴震、汪莱等人的研究成果不但发扬光大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优良传统，而且还为清朝末期中西方数学的交融奠定了基础，在整个中国数学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二）天文学领域
清代徽州人江永依据中国古代观察和测算天象的方法，主要作品是《推步法解》，他将我国古代观察和测算天象的方法加以综合。所谓“推步”就是推算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度数等。该书记载了观察天象及其具体计算方法，汇集了古人对天象计算的成果，虽然算法不是十分精确，但仍不失为研究天文历算的重要资料。
另外戴震在整理古代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他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古籍《尧典》详加考查，证明了《尧典》中关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记载的不准确。但是书中所提到的星象正是尧时代的星象记录，由此可见《尧典》的内容是也有一定的可靠性。
清代俞正燮（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主要研究“置闰”，学者罗士琳（安徽歙县人）对春秋时期的朔闰异同进行了考证，著有《春秋朔闰异同考》。
（三）动植物学领域
徽州在明清时期涌现了许多关于动植物的专著。明朝潘之怛（安徽歙县人）的《广菌谱》中共记载菌类15种。
清代陈石麟（安徽休宁人）著有《鹌鹑谱》一书。其中包含“原始”、“相法”、“饲养各法”三个部分，有61个品种的描述，是一部对鹌鹑形态、习性和饲养方法叙述极为周详的专谱，对饲养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清代汪灏等受康熙帝命，以明代王象晋著《群芳谱》为基础，进行增删修补，使《广群芳谱》更严谨，内容更丰富。全书共100卷，于1708年改编完成。
清代吴菘著《笺卉》一书，共记黄山花卉35种，逐一描述其性状、花期、产地等，文字简明，引人入胜。这是记述黄山花卉的第一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四）医学领域
古代徽州的新安医学在中医学的各种流派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宋元时期开始，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即形成了“新安医派”。一方面，在明清时期的徽州，涌现出了许多医学名家，他们的医学著作也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主要的新安医学家约有47位。这一时期的医学著作之多以至于无法精确统计，比较重要的约有95部。另一方面是新安医学研究的医学领域十分广泛，涉及医经、伤寒、温热和汇通等各医学流派，脏腑、病机、本草等医学理论以及杂病、妇、儿、外、喉等临床各科。总体而言，新安医学名家不但非常重视理论研究，而且也没有忽视医学实践。
（五）地理学领域
在地理水文学领域，明清时期的徽州也大放异彩。明代休宁范涞担任海道副使时，著有《两浙海防类考续编》10卷。有图4幅，共41目，对兵卫、巡防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清代戴震的《重订水经注》，在充实了原书的内容的基础之上，还纠正了前人经文与注文相互混淆的错误，成为《水经注》研究的名著，堪称《水经》的第二功臣。他的另外一本著作《水地记》，较为准确详细地论述了江河源流的水文情况。此外，学者程瑶田的《禹贡三江考》、《水地小记》，歙县张匡学的《水经注释地》也是古代地理学的名著。
徽州历代地方志的编纂一直比较发达，在传统地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六）物理学领域
明清时期徽州已经有了实验物理学和近代科学的萌芽。明末清初的学者方以智（安徽桐城人）创立了“质测”学派，开始采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相结合，研究各种事物的原有特性和规律变化。后来的学者歙县郑复光毕生坚持以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从事研究，在几何光学领域内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这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做过许多有关光学的实验，例如关于透镜汇聚光线的实验，为后世实验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把光学原理运用到光学实验中去，将实验结果和数据详细记录成稿，主要著作有《镜镜冷痴》，集当时中西光学之大成。
三、明清时期徽州科技繁荣的原因
（一）徽州文化的影响
由于历史上的战争因素，徽州以其多山的封闭型自然环境和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成为了躲避战乱的理想区域，因此吸引了大批中原人迁徙过来。据史料记载，从汉朝以来，先后有三次人口南迁，而且为了躲避战乱迁移过来的人口数量远远超出了原来的土著人口，并且在入迁者中大部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出身名门，入迁后逐渐成为徽州居民的主体。在文化上，他们“起学校，习礼容”，用汉文明融合、改造了土著文化，成为文化的盟主。日推月移，这些外来的民族不断同化着土著民族，同时其本身也为土著所同化。正是这种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融，孕育了富有鲜明特色的徽州文化，从而成为了后来明清徽州科技发展的重要内部动力之一。
（二）西方科技的影响
西方科技知识的影响和徽州学者对待西方科学的正确态度是不容忽视的一点原因，这些都大大促进了明清时期徽州科技的发展。中国自16世纪下半叶，随着罗马耶稣传教士的来华，便开始了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影响着中国整个学术界。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一些文人学者带着不同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对西学的研究。或一概否定极力反对；或缺乏分析全盘接受；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评地吸收外来文化。毫无疑问，徽州学者也卷入这场对西学的研究中去，并持正确态度对待它。江永、戴震、汪莱和郑复光的科学研究便是最好的例子。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引入，也打破了中国文人学者专事释经的治学方式，拓宽了研究范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我国科技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推进作用，这也是徽州科技发展至明清时达到鼎盛时期的重要客观原因。
（三）徽商的崛起、经济的繁荣和教育的发展
徽州人的商业活动，据考证已有上千年历史。徽州山多地少，山地耕作，倍加艰辛，往往事倍功半，人们生活水平极低，这是徽州多商人的内在因素。而历次战乱导致大批人口的不断内移，使得徽州渐成地少人稠之势，以致相当多的人发生了谋生困难，这又是徽商逐年兴盛的重要原因。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在明朝成化年间进入黄金时代。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米、茶、漆、纸、瓷器，不少人还开当铺、钱庄、茶坊、饭馆。他们集工商于一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代表。而且徽商的那种深入实际，考察研究，相互竞争的风气及他们分析毫末，较量锱铢，不遗余力的经营，无疑对于科学研究的求实精神，尤其是推动商业数学和珠算及医学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程大位从20岁开始就在长江中下游经商，往来于江浙鄂赣诸省，由于他到处留心收集数学著作，晚年还乡才能成为珠算的集大成者。徽商不仅直接对古徽州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更多是间接地推动徽州科技的进步。徽商是一种反馈式商业经济，商人们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外出经商获利之后，将所获资财返回乡里，置田造屋，创办各种事业，并教子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徽商的雄厚资本，使得古徽州文化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兴办学校在培养人才，促进科技发展上所做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徽商为古徽州积聚了雄厚的物力、财力，进而培养人力，这是明清时期徽州科技出现鼎盛局面的物质文化基础。
四、结语
民族融合明显的徽州文化，西方科技的不断传入，加上明清时期作为自然经济之补充的反馈式商业，在徽州迅速兴起，从而把徽州的经济、文化推向了鼎盛时期，科技领域人才辈出，新的科技成果不断出现，使徽州科技史翻开了绚丽夺目的一页。徽州的科技发展无疑有其内在和外部的动力：一是内部动力，表现为人们认识思维的不断提高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外部动力，表现为良好的社会条件对科技的推动，也反映了古徽州这一地域的特殊历史条件。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徽州科技成就非凡，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背后蕴藏的价值对当今中国科学思想的研究仍有重大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