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鼓吹时期”的革命派

[摘 要]革命派最主要的主张之一就是“排满”，早在兴中会成立时就已经提出。在经历八国联军侵华后，其主张经过革命派在报纸上的大肆宣传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思潮，其产生的影响贯穿整个辛亥革命时期。

[关键词]革命派；“排满”；报刊

革命派的排满思想之所以能演变成一种社会思潮，其理论鼓吹的的主要工具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兴起来的报刊。在戊戌维新期间，维新人士就不断在各地设立报馆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因为他们认为“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而“欲开（学）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3）即使在政变失败后，维新人士仍然十分注重报刊的宣传力量，梁启超先后在日本主编《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孙中山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并没有认识到文字鼓吹的重要性，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渐意识到报刊是不可缺少的革命宣传工具，遂命陈少白回国办报，陈少白于1899年十二月底在香港刊发的《中国日报》就成为了革命派最早的舆论宣传阵地，“《中国日报》者，唯一创始之公言革命报，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枢纽也。”

（4）

庚子之后，出国留学的人日益增多，有官派的也有自费留学的，这些人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先进文明，而这与腐朽的清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激励着这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可以说思想活跃的留学界为革命思想的宣传提供了鼓吹阵地。开创留学界革命报刊先河的应该属于秦力山、张继、冯自由等于1901年发起的《国民报》，其措辞十分激烈，大力提倡仇满之说。在这之后，留学界出版的革命报刊数不胜数，渐渐地在国内也出现了措辞激烈的革命报刊，其代表是由主张保皇转为主张革命的《苏报》。

“兹调查昔年海内外各地各种革命书报，自乙未年（一八九五）以迄辛亥，约千数百种。”

（5）被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军》就曾经位于清末革命书刊销数第一位。在文章的绪论中就指出要扫除专制政体，脱去奴隶根性，诛绝满洲种。在陈述革命的原因时，首先指出：“中国最不平伤心惨且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民族贼满洲人而为君，而我方求富求贵，摇尾乞怜，三跪九叩首，酣嬉浓浸于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无主性；哀哉！我同胞无国性；哀哉！我同胞无种姓，无自立性！”

（6）陈天华在《警世钟》里就清政府变法曾分析道：“可恨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及到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

（7）类似的言论还有不少，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革命人士对清政府懦弱的悲愤，有的人士甚至产生了非常极端的情绪，如“吾宁使汉种亡尽死尽杀尽，而不愿其享升平、舞河山，优游于鞑靼之下；吾宁使志士杀尽死尽亡尽，而必不愿其为拿破仑、华盛顿雄立于亚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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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舆论时期的革命派主要宣传的是“排满”思想，又因为其所描写的是清政府的腐败与卖国，以及对新政的敷衍等等，而这些都是些明摆着的事实，从而使“排满”思想在宣传活动中更加具有煽动力，这种煽动力一直持续到中华民国成立。同盟会成立后，当时的“排满”思想已经不止体现在舆论上，还表现在反对清政府立宪以及组织武装起义上等等，如在立宪问题上，“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革命派对立宪派提出的立宪、革命难易问题不作明确的答复，只是说，在‘异族’统治下，不论难易，革命必须进行，不能害怕流血牺牲。即或谈到，关键均不离‘异族’，仍无异于不作正面回答”

（9）；“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之说为之也”

（10）；徐锡麟之所以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他曾说道：“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至於抚台厚我，系属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

（11）这些都是“排满”口号局限性的表现。虽然舆论时期的革命派也认识到了“排满”思想的局限性，但是不得不承认其力量是很小的。

综上，我们了解到“理论鼓吹时期”革命派的主要观点是“排满”，同时也认识到了其口号的影响力和局限性。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派与清政府的对立是由于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对立，“人类社会中‘官’与‘民’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对政府不满意。持强烈批评、怀疑态度，甚至妖魔化政府，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官民矛盾激化时.常常你死我活.即便双方属于同一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