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慈父严母

为人随和的市长夫人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陈毅和母亲张茜在新四军里相识结婚。1941年，母亲在苏北侉周村生下大哥陈昊苏，小名就叫小侉。二哥生在淮南黄花塘，取名丹淮。三哥生在山东，取名小鲁，他吃羊奶长大，所以小名叫小羊。1950年8月15日，我出生于上海，因为姗姗来迟，父亲给我取名叫珊珊。

已经生了4个孩子的母亲当时才28岁，她很好学，进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翻译家姚以恩跟母亲是同学，他曾撰文回忆：“有一段时间她是我的同桌，在我的印象中，她是那样的青春秀美。碰到校长姜椿芳上翻译课，她是必到的，而且听得很认真，笔记也做得很仔细。每次被老师点到名，她就满脸绯红地站起来。她没有一点高官夫人的架子，和其他同学一样穿着列宁装，也是和我们一样在学校食堂用餐。她为人随和，经常看到她和女同学们一起说说笑笑。星期六傍晚，陈毅市长常会亲自来接她。”

父亲对孩子很民主

1955年，父亲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母亲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任职，为了配合父亲做好夫人外交工作，她从俄语转学英语。王光美曾如此回忆我母亲：“她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对子女要求严格，对自己也很严格，为了节约，外事活动多，服装费不足，自己常拼拼改改，既节约，又体面。”

母亲治家严谨，事无巨细都处理得仔细妥帖。她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严格，尤其是对我这个最小的女儿，管得更是严。

有时，我贪玩，学习不上进，母亲不仅批评我，还让我罚站。但只要父亲在家，迟早会来解救我。他总是先批评我几句，然后就说：“珊珊，下回不能这样子了，你走吧，我要跟你妈妈说点事。”我就哧溜一下跑走了。

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很民主。一次，看完了电影《早春二月》回到家，他召集我们讨论，应如何看待这部电影。对这部电影到底是“香花”还是“毒草”，三个哥哥争论热烈。还有一次，他把我们召集起来，让我们就中共是否应派团出席苏共代表大会各抒己见。

我小学毕业时，考什么学校，父母意见分歧。母亲希望我考解放军艺术学院，父亲却说，国家很需要外语人才，女孩子文静一点，学点外语不错。我听父亲的话，报考了北京外语学院附中。

擅自改名“丛军”

后来医院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问谁会玩乐器，我就报了名。因为学过钢琴，我学手风琴很快。这在当时可算条件最好的工种了，演出后，还能吃一碗面条当夜宵。在部队期间，我入了党，父亲很高兴。

1971年夏天，父亲患结肠癌，在北戴河疗养。我们陪伴父母，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日子。

当时，母亲还特地找出医用英语教材，亲自辅导我学英语。我还不太理解父母的苦心，对今后工作中能否用上外语也心存疑虑，不过还是认真地跟着母亲读书。

痛失父母

外交部干部司司长许寒冰到301医院探视母亲，她告诉母亲：“现在有一个让珊珊继续学英语的机会。周总理指示，翻译还是要培养的，想把过去在外语附中学习的老初三学生招回来，送到国外深造，将来回来后就到外交部当翻译。”

母亲毅然决定送我出国留学，以了却父亲的心愿。

1973年末，母亲病重，组织上批准我回国探亲。她癌细胞已转移，情况很不好。

一个多月后，在我返回英国之前，母亲把我们兄妹四人叫到病床前，她特别交代我们：“你们要懂得那些纷扰的争斗和虚浮的颂词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值得计较和迷恋。在你们爸爸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作品中，却有一些真正价值崇高的东西，你们不要等闲视之啊！”

母亲弥留之际，丹淮曾问她：要不要喊珊珊回来？她摇摇头。没能给母亲送终，让我一生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