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共意”: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效的社会动员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凝聚资源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发展的必要手段。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批判借鉴革命时期民众动员的成功经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性是题中之义。“共意”理论是社会动员中的一个基本理论，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总结革命时期民众动员的特点，找到革命时期与发展时期并进一步提出对改革发展时期发挥人民群众力量的一些启示，对于新时期不断提高新时期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共意;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员;人民群众;启示
一、社会动员和“共意”理论概述
社会动员理论，是具有一定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主体如国家、政党、政府、政治团体、政治组织等，为了实现政治目标，运用一定的方式来引导、组织和劝诱广大民众、群体、阶级、阶层等政治客体的能动性过程。①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工作中蕴含着大量民众动员工作经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对于弘扬爱国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
所谓“共意”，是社会动员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的权威所产生的一种认同感。②“共意”一词本身并非规范性用语，仅指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内，为了研究结果的凝练化表述，将 “思想共识”、“共同愿景”或者 “共同的意思表示”简称化而已。我国庞大人口数量 及其“原子化”状态以及工人组织的松散不稳定性决定了――如何把看起来消极散化的民众动员起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成为任何时期、任何执政下的中国社会都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基于这种思考，我们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众动员还是当下倡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其本质上都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让广大民众形成对执政主体的政治认同――即社会动员的发生机理。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对“共意”理论的理解不仅局限额依赖于对动员主体的认同，更注重发挥客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既稳固了动员主体的领导地位，又保障了客体的利益得到充分关怀，从而使动员双方达到从“共意”走向“共赢”的理想目标。
二、胶东抗日根据地时期的社会动员分析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政策和共产党自身力量薄弱的双重不利条件，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将中国战争取胜的关键归结到如何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上来。共产党尽可能地选择广大农民最能接受和理解的方式，通过宣传教育、说服劝导、物质激励、利益满足、权利赋予等种种方式策略，旨在从物质上、行动上、思想上、心理上获得群众认可，从而调动起群众全民参与抗战的热情和决心。以胶东地区为例，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过程中的一般方法、规律，试图为我国现阶段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提供参考借鉴意义。
1.组织型社会动员，这是政治动员最为有效的方式。它是指借助组织的强制力，运用组织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分配制度，控制其成员及其外围成员。胶东地区各类救国会团体的组建是组织动员中最突出的成果。倡导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都要依据他们自身的政治觉悟和作战能力，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因此形成了职工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各界救国会于一体的完整体系。这样一来，将零散的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大大方便了抗战力量的调拨以及各级抗战力量的管理，使抗战工作的推进才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2.物质型社会动员，这是社会动员的物质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各个时期中，始终坚持着追求和实现一定的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根本目的这一主张，始终坚持只有首先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才谈得上从事其他实践活动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到达胶东地区后，实施了一系列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措施，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对地主停止没收土地，对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的政策。这样一来不仅保障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团结了各阶级参与抗战的积极性。党还根据胶东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组织农民开展了兴修水利、发展渔业、果木业、科学种田的活动，还向农民发放贷款、提供种子，帮助农民度过春荒。只有让农民填饱肚子，农民才会有暇参与组织动员，才不会有与其等着饿死还不如被炸弹炸死的消极想法。
3.精神型社会动员，这是根据地群众动员工作极为重要的精神支柱。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各地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尽管物质动员措施取得了客观的成效但还远远不够，人民实际物质利益的获得还是是有限的，不仅胶东地区如此，全国各个地区都是这种状况。因此运用精神动员的方式来强化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们有利于抗日的精神风貌和作战热情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创办报刊杂志、创作戏剧歌曲、开办学校等形式，抵制日本宣扬的“大东亚共荣”思想，充分保证胶东根据地的民众思想不被侵蚀，强化民众的民族心理。其中，“荣成河山话剧社”、“蓬莱战地服务团”、“烟台抗日歌咏队”、“黄县抗口救亡团”等团体都是在这个时期创办的。
4.政治型社会动员，是社会动员中最关键的部分。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性教育，这是始终保持革命队伍先进性的必不可少的武器。单纯追求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形成工人的单纯经济主义倾向，斗争的目的不在于几斗粮备而是要消灭剥削人的制度，没有民主政治，没有政权，经济斗争是永远不会得到胜利的。因此，党十分重视胶东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将参政议政作为根据地广大农民参与政治的最高形式。根据胶东地区相关条例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汉奸、特务除外）都享受到了选举与被选举权，并有大量的农民群众当选政府要职。通过让群众参政议政，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使群众感受到了自己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保证了战争中后期中群众的抗战热情。
三、从“共意”角度：谈胶东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对当代的启示
以抗战时期胶东地区为例，就不难看出行之有效的社会动员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因此现阶段，如何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性、如何树立党与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智慧和力量，都值得我们从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民众动员工作中学习经验方法。在“共意”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总结出以下三条启示：
（一）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任何社会动员的过程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加。正是建立在对民众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特点，指出要取得胜利，必须动员和武装全国人民，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的人民战争路线。因此，我们要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恰恰跟我党在现阶段提出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谋而合。我们目前大力倡导的廉政建设，一方面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具有群众观点，是否贯彻群众路线的检验，另一方面也是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检验，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因此，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党始终保持自己先进性，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较量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繁荣发展都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经济基础之上。中国的普通民众中，广大农民占比例最多且长期生活在物质生活不完善的环境中，就其实际处境而言，经济利益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社会动员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的经济利益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是否得到妥善解决，因此无论在任何时期，党始终把改善群众的生活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这跟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提出的“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不谋而合。
（三）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增强民族凝聚力
文化工作是启发和动员民众的重要载体。文化工作既包括思想意识领域的东西也包括文化领域的东西。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高度重视思想意识领域的工作，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来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核心并且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方面，对于外来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侵袭，要及时向群众揭露这些思想观念的不科学性，防止腐朽文化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侵蚀，保证群众的思想永远不变质。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宣传先进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战略，正是重视文化文化动员群众的体现。
四、结语：从“共意”走向“共赢”
抗战时期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理论、策略强加给人民群众，这样一来很好地在短时间内让人民群众产生了对认同和支持，从而将人民团结在客体周围供客体调用和支配。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时期的社会动员，不能仅仅局限于人民群众对动员主体意志的简单执行，更多的是强调要发挥动员客体的主动创造性。任何理论之所以有价值的存在着，一是因为它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所用，二是因为它可以兼收并蓄地容纳新思想使其不断地加以改善。因此我们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将革命时期的优秀理论成果为我们所用。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应该是社会财富的享有者，因此我们不能在倡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动员的同时不让人们享用社会动员的成果。时代的发展也要求我们，让我们在学习历史理论经验的前提下，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不断从社会动员理论中提取出合理的成分，不断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样才能实现人民群众从“服从动员”向“主动参与”的目标转变，从而达到群众主动创造性的最大程度发挥，从简单“共意”的现状走向双方“共赢”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