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在酒里的老头

妈妈高兴的时候，管爸（汪曾祺--编者注）叫“酒仙”，不高兴的时候，又变成了“酒鬼”。做酒仙时，他散淡洒脱，诗也溢彩，文也隽永，书也飘逸，画也传神；当酒鬼时，他口吐狂言，歪倒醉卧，毫无风度。仙也好，鬼也罢，他这一辈子，说是在酒里“泡”过来的，真是不算夸张。

最初对“爸与酒”的印象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说来奇怪，那么小的孩子却偏把这件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

保姆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还没开饭，爸就端了一碟油炸花生米，一只满到边沿的玻璃杯自管自地先上了桌。我费力地爬上凳子，跪在那儿直盯盯地看着他，吃几个豆，抿一口酒，嘎巴嘎巴，吱拉吱拉……我拼命地咽口水。爸笑起来，把我抱到腿上，极有耐心地夹了几粒花生米喂给我。用筷子指指杯子：“想不想尝尝世界上最美品的东西？”我傻乎乎地点头。爸用筷子头在酒杯里蘸了一下，送到我的嘴里――又辣又呛！我被辣得没有办法，只好号啕起来。妈闻声赶来，又急又气：“汪曾祺！你自己已经是个酒鬼，不要再害我的孩子！”

“文革”初期，爸被打入了“黑帮”的行列，有一段时间，被扣了工资。于是，家里的财政状况略显吃紧。妈很有大将风度，让我这个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管家。每月发了工资，交给我一百块钱（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了），要求是，最合理地安排好柴米油盐等家庭日常开销。精打细算以后，我决定每天发给爸一块钱。

一天早晨，已经发给爸一块钱了，他还磨磨蹭蹭地不走。转了一圈，语气中带着讨好：“妞儿，今儿多给几毛行吗？”“干吗？”“昨儿中午多喝了二两酒，钱不够，跟人借了。”我一下子火了起来：“一个黑帮，还跟人借钱喝酒？谁肯借给你！”爸嘀咕：“小楼上一起的。”（小楼是京剧团关“黑帮”的地方）我不容商量地拒绝了他。被我一吼，爸短了一口气，捏着一块钱，讪讪地出了门。

晚饭后，酒足饭饱的爸和以往一样，又拿我寻开心：“胖子胖，打麻将。该人钱，不还账。气得胖子直尿炕！”

我也不甘示弱，不紧不慢地说：“胖子倒没欠账，可是有人借钱嘬喝酒，赖账不还，是谁谁知道！”爸被我回击得只剩臊眉耷眼的份儿了。第二天，爸一回家，就主动汇报：“借的钱还了！”我替他总结：“不喝酒，可以省不少钱吧？”他脸上泛着红光，不无得意地说：“喝酒了。”“嗯？”“没吃饭！”

爸喝酒一向受到妈妈的严格管制，后来连孙女们都主动做监管员。汪朗（汪曾祺之子）的女儿和我女儿小的时候，如果窥到爷爷私下喝酒，就高声向大人告发，搞得爸防不胜防，狼狈不堪。一次老头儿在做菜时“偷”喝厨房的料酒，又被孩子们撞到，孙女刚喊“奶奶”，老头儿连忙用手势央求。她们命令爷爷弯下腰，张开嘴，俩孩子踮着脚尖嗅来嗅去，孩子们对黄酒的气味陌生，老头儿躲过一顿痛斥。

多年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回家看望爸妈。爸缩在床上，大汗淋漓，眼里泛出黄黄的颜色。问他怎么了，他痛苦不堪地指指肚子，我们以为是肝区。唉，喝了那么多年的酒，真的喝出病来了。送爸去医院前，妈非常严肃地问：“今后能不能不再喝酒？”爸萎作一团，咬着牙，不肯直接回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把爸弄到诊室的床上，医生到处摸过叩过，又看了一大摞化验单，确诊为“胆囊炎急性发作”。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蹲下身为爸穿鞋，顺便问大夫：“今后在烟酒上有什么限制？”话音未落，很明显地感到爸的脚紧张地僵了一下。大夫边填处方，边漫不经心地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

“嘻嘻……”爸马上捂着嘴窃笑，简直像是捡了个大便宜。刚刚还挤满了痛苦皱纹的那张脸，一瞬间绽出了一朵灿烂的花儿，一双还没有褪去黄疸的眼睛里闪烁着失而复得的喜悦！刚进家门，爸像一条虾米似的捂着仍在作痛的胆，朗声宣布：“我还可以喝酒！”

爸的喝酒一直是我们全家的热门话题。无论谁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把他与酒分开。和爸共同生活的四十多年里，我们都明白，酒几乎是他那闪光的灵感的催化剂。酒香融散在文思泉涌中。记得有一次和爸一起看电视，谈到生态平衡的问题。爸说：“如果让我戒了酒，就是破坏了我的生态平衡。那样活得再长，有什么意思！”也许，爸爸注定了要一生以酒为伴。酒使他聪明，使他快活，使他的生命色彩斑斓。这在他，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