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正道“我是中间创作分子”

《综艺》：台湾导演里，像你这样转到内地发展，走商业路线的似乎是少数，更多人会坚持台湾本土化的文艺风格。而你在台湾也拍过文艺片，现在拍商业片算是主动转型还是在向市场妥协？

陈正道：有一个难听的判断只有我敢讲：其实在台湾，这些导演被教育说那种青春、文艺风格的电影就叫商业片。你要看看台湾的书长什么样，电视广告长什么样，路边的咖啡店长什么样，你就知道台湾的生活本来就很小清新，不是只有电影小清新。拍小清新跟写“春晚”段子一样，都是自然融入环境的结果。我觉得自己是中间创作分子，基本上我喜欢的东西观众就会喜欢，所以没有刻意转型。

《综艺》：你过去喜欢王家卫，现在却欣赏徐克和陈可辛，是因为后两位对内地的环境适应得很好吗？

陈正道：不管是小时候喜欢王家卫，还是现在喜欢徐克、陈可辛，这些导演走的路线都是我走不了的。如果我发现有一些导演跟我的风格类似，我有一天可能变成他，那我就不会喜欢他。这中间有某种奇妙的心理因素。

我喜欢徐克和陈可辛，不光是因为他们能适应内地环境，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进步。徐克到了现在的年龄，还在风格、技术上有新追求，我很钦佩。陈可辛过去能拍“鬼婆婆”那种主题，现在能拍《中国合伙人》《亲爱的》，他一直在关注观众想看什么。这两位导演提醒我不要消耗资源。也许有一天我也能拍一部很成功的电影，我也不会就此重复，而是无论多老都要不断尝试新东西。

我的下一部电影是《记忆大师》，还是和徐峥合作，但是内容跟《催眠大师》完全不同，不是续集。

《综艺》：据说你现在已经放弃“接地气”的努力了？

陈正道：我刚来内地时，一直被人家说成“台式小清新”，我就急着想要接地气，后来发现意义不大。比如拍爱情电影，最重要的是向观众传达“我爱你”。当我很诚恳地把电影拍好，就算有点台湾腔，观众也听得懂我在说“我爱你”。如果我不诚恳，片子拍得很粗糙，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植入，明明是台湾腔还要努力装成内地口音，就算我用四川话讲“我爱你”，四川人也不会感动啊。

所以，从《催眠大师》开始，我决定不去接内地的“地气”了。这部电影是高概念，设计感很强，故事很做作，我担心大家会觉得不真实，后来发现观众没有纠结所谓的真实问题，而是投入进故事里。所以，做自己就好，不需要去迎合。我在《重返20岁》里也表达了对华人世界亲情关系的看法，没有台湾大陆之分。

《综艺》：《催眠大师》题材新颖，由徐峥、莫文蔚担纲主演，最后的票房却没有超过同期上映的《同桌的你》，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陈正道：不是好电影就有好票房，而是“对的电影就有对的票房。”我不能要求国中生下课以后去看徐峥和莫文蔚斗智，他们也许就是想看林更新会不会追到周冬雨。但我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创作取向。中国电影产业很宽容，如果你好好做，赔钱概率其实不高。追逐什么“5亿俱乐部”“10亿俱乐部”没有意义，这是大家对电影的迷失。

《综艺》：你的导演之路受谁的启发比较大？

陈正道：张艺谋早期电影对我影响很大。我比很多内地观众幸运，他早期的电影在台湾都公映过，我都是小时候在电影院看的。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我看到他怎样用墙角把男主人的头挡起来;看《活着》，对葛优的表演还有皮影戏的印象很深。当我觉得他的电影里充满了美学设计时，突然又出现了《一个都不能少》，拍得像纪录片一样，那种朴素美学让我震撼很久。到了《我的父亲母亲》，他又让我思考，为什么现实是黑白的，回忆是彩色的。

《综艺》：对于你的职业，“年轻”带来的优势更多还是劣势更多？

陈正道：我虽然年轻，但不是新导演，早在拍MV的时候就跟蔡依林、孙燕姿、陈奕迅合作，所以面对大明星没有压力。拍完《催眠大师》，几乎每个记者都问我，“你觉得你镇得住徐峥吗？”我问徐峥，他说，“你当我是河妖啊？”这其实是大家对年轻导演的想象。从来没人问我是不是镇得住杨子姗，其实杨子姗真的不太镇得住，她意见特别多（笑）。我的等级观念比较淡薄。小时候我爸常对我说，你判断一个人的人品，不要看他是否尊重比他厉害的人或者长辈，如果他对底下人态度很好，这个人才是尊重自己的。这个教育对我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