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象学角度浅析赛珍珠的《大地》
摘要：美国作家赛珍珠以安徽宿州的农民生活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大地》，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文将从形象学的角度分析《大地》中塑造的人物与现实的中国人的关联。
关键词：赛珍珠;《大地》;形象学
形象学是研究形象学的学问。比较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法国学者卡雷将形象研究定义为“各民族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
形象学家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不是对异国进行简单的复制性的描绘，而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通过这种再现，创作了它（或赞同、宣传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空间。”①也就是说，形象学所研究的“异国形象”不仅仅是描绘异国的现实，而是注入作者所在国民众对异国的“集体性想象”，或是对异国的一种总体认识。因此在“异国想象”中，包含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双重文化关系，所以说，“异国形象”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总是带有被创作的痕迹。
赛珍珠是一位以汉语为母语之一的美国作家。她凭借自己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历，创作了享誉文坛的作品《大地》，其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可谓格外出彩，但是这些人物是否是中国人真正的样子呢，本文将从形象学角度加以分析。首先，不能脱离的是赛珍珠与中国的渊源。
一、赛珍珠与中国
赛珍珠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西部，她出生后几个月就随父母到了中国，先后在清江浦、镇江、宿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
从儿时起，她就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一位中国先生教授她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著作，而她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她还广泛地了解中国道教以及佛教的传奇故事。1917年，赛珍珠嫁给了一位农业经济学家，他们很快就搬到了安徽省。由此，她便有机会深入到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并收集相关的写作资料。
在中国生活工作的近40年期间，赛珍珠亲眼目睹了中国许多地方的习俗，如中国妇女的裹脚、地主的生活以及农民的迷信活动等等，这些真实的事例使她萌生了撰写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呈现中国和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因此就有了《大地》的诞生。
二、《大地》
《大地》是一部表现旧中同农民生活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叫王龙，他自幼丧母，在茅草屋里与父亲相依为命，非常穷困，但他和他周围的邻居们依然精神饱满，对生活充满信心。在姻缘巧合之下，王龙与富豪家的厨房里的下人阿兰结了婚。婚后他们过着朴素而幸福的生活，不久又喜得贵子。大宅院家运不济，不得不出卖田地，王龙用多年积攒的银元购下数亩麦田，但是天灾却不期而降，饥馑遍地，王龙用重金购置的麦田成了颗粒无收的废地。王龙听取妻子劝告，携全家老少搭火车南下寻求活路。时值辛亥革命暴发，阿兰在一次众人对富豪的哄抢中，偶然拾得一袋珍珠。这笔意外之财使王龙一家有足够的资本回家，重振家业。回到家乡，王龙大量置地，并购下了已经破落的大宅院。面对财富，王龙开始萌生非分的念头。在叔叔的诱使下，王龙娶来一名卖唱女子为妾，并终日懒散不堪，与小妾厮混。面对这一切，阿兰则表现出典型中国女子的忍耐和大度，想方设法使王龙改邪归正。小儿子与二房偷情使王龙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他想起了曾经和自己历经千辛万苦、生死与共的阿兰，让他领悟到了奢靡、浮华、贪婪是人性的弱点，唯有大地的包容，才能让他觉醒，重回大地的怀抱。他悔悟过错，休掉二房，卖掉大宅院，重新回到土地上照料农务。蝗虫袭击麦地，王龙在学农的儿子的帮助下，招呼左邻右舍，与铺天盖地的蝗虫展开成功的搏击，使他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个健康家庭的重要，并愈加珍视自家的田地。
三、“社会集体想象物”
《大地》中最突出的“中国形象”就是土地，王龙一家以及全村的百姓都是靠着土地来维持生活。土地――农耕是中国这个泱泱农业大国的根本，所以，小说题目取之为“大地”，文本中也中用了相当的笔墨描写了王龙如何在土地上耕作，如何一步步购置田地而发家。
《大地》中除了较为突出“土地”与人的关系外，对中国风情、风物、风俗的记述和描述也是较为集中的，例如，中国的婚丧嫁娶风俗，对土地神像的崇拜，蓄婢纳妾、女人裹小脚的陋习和重男轻女的观念等。在《大地》三部曲的第三部《儿子》中，开篇就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绘王龙的死，出殡，下葬的细节和儿子们戴孝服丧的习俗，“在欧美的读者看来，这样的故事是富于异国情调的，装在故事里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更是富于异国情调”。②
赛珍珠的这些描述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对中国“言说”和“想像”的历史。欧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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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世纪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到18世纪末开始衰退，19世纪中后期则是对“理想”的中国形象做“清算”。法国学者认为“对中国事物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这些变化是由对中国衣式发型的态度开始的。”中国男人的辫子、胡子，中国女人的“吊”眼和小脚，这些属于自然属性和外观装扮的东西成为表现“真正中国人”的主要部分。这种把“他者”的自然属性和装扮作为他者文化的全部、把“他者”的自然属性与“他者”文化相混淆的做法，可视为“文化差异的生物化”表现。③法国人认为中国人实施的弑婴、乞讨以及“中国酷刑”的存在，都是由中国人生性麻木、自私、冷漠的性格造成的，由此可见，中国人是实质的具有“野蛮”、“非人道”、“兽行”的特性。中国人就这样被西方无情地“妖魔化”了，而1900年义和团运动加深了西方人“妖魔化”中国的程度。
因而三部曲中“中国情调”的描绘，也没有摆脱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一种“社会集体想象”。对于许多美国读者来说，他们无法了解当时中国或中国农村的实际生活，但是他们在赛珍珠的小说里看到了落后愚昧的形象和陋习，因此只要小说中有一些阴暗色调和歧视表现，西方人就乐于沿袭对中国的这种“套话”，赛珍珠作品中的这些“中国风情”自然就被从部分放大为整体。
总之，《大地》三部曲通过王家祖孙三代与“土地”关系的变化，表现了以“土地”为根本的中国农民生活，以文学形式建构了中国这个“异国形象”。就这个“中国形象”创造而言，它显然不是作家个人的创造，而是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异国文化形象，是作者对中国的一些新看法结合着西方社会对中国固有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混合体。赛珍珠在《大地》中所表现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对《大地》“中国形象”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国形象中所集结的注视者的“社会集体想象”是不能够轻易改变的，而且赛珍珠所塑造的“这一个”中国形象，业已成为西方社会对中国认识的一个“套话”，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欧美人对中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