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 让人欢喜让人愁(1)
“北影厂要吃我们啦！”
儿影厂这是第二次喊着要被别人吃了。
第一次是1995年，要和中影公司合并，虽说是“联营”，可大家
理解的还是合并。后因中影领导人事变动，儿影厂没有被吃掉。
第二次就是眼下。这次看来“厄运”难逃了。
广电总局的改革思路是将8个直属电影企业合并，成立“中国电影
集团公司”，北影儿影合并为一个生产创作基地。北影厂长兼任儿影
的厂长，儿影投拍的剧本要北影通过。
第一个感到“末日来临”的是儿影财务处长。她去北影财务处要
求尽快把拍摄资金划过来，可北影告诉她：“这你们就不要再管了，
以后儿童片的拍摄经费由我们统一安排。”
这位财务处长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一个每年有700万元进出的人，
转眼间就一个子儿都没了！
儿童电影制片厂就这样“随风而去”了吗？电影体制改革为什么
注定了儿影厂不是被中影吃掉就是被北影吃掉？它为什么就不能吃掉
别人？
如果说合并是为了更好地繁荣儿童电影创作，问题就来了：由一
个独立的制片厂专拍儿童电影反而会不利于繁荣儿童电影创作吗？人
们问，儿影厂这么多年都干了些什么？
18年来，儿影厂一共出品了80部儿童故事片，有19次在国际上获
奖，有145次在国内获奖。然而这些辉煌大家好像没有感觉到。甚至觉
得“我国没有拍出什么好的儿童电影。”“我国的儿童电影简直没法
儿看。”
我想去听听圈内人士的心里话吧。
第一个，我当然想到去采访《烈火中永生》的“江姐”、中国儿
童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
“坦率地讲，合并是上面决定的事，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不谈它。
现在社会大小巨细一哄而上，电影厂合并也是大势所趋，该有它的合
理性吧！至于是否有利于儿童电影业的发展，只有让实践去证明。”
于老太太80高龄，满头银发，精神矍烁。虽已退休多年，但一刻
也没有停止为儿童电影事业鼓与呼。她措词谨慎，语气平和，表情中
显出一丝忧愤。
第二个想采访的是现任儿影厂厂长（同时又是北影厂厂长）的韩
三平。打电话到北影厂，被告之：韩厂长住院了。
于是我去采访第三个人：刚刚卸任的儿影厂厂长窦春起。窦现在
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我打电话给他。
电话那头的声音相当严厉：
“谁说我们要合并的？你只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他口气越说
越生硬，“这件事披露出去有什么问题要你负责……”并质问笔者：
“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
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又旁听了儿影厂一些创作人员“扎堆儿”时的议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摄影师说：“合并对我们很不利，明显的
我们的就业机会少了。北影厂长年吃不饱，连工资都发不出去，怎么
反而来吞并我们呢？”
一位年轻剧作者说：“儿影厂必须改革。但为什么不能在保持这
个实体的前提下进行内部机制改革，而非得要将我们并到人家身上去
呢？”
另一个摄影师说：“合也好不合也好，快点弄，别拖！”
一位青年导演说：“形式是次要的，合不合都是形式问题。儿童
电影的出路根本不在这儿！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儿影厂如果强大就合并别人了。如何强大？ 我想，如果童影厂也像“迪斯尼”一样弄出《狮子王》来，或者
隔三岔五地出个《小鬼当家》《完美的世界》来，那肯定要“小孩儿
吃大人”了。
而现实是好的儿童片太少太少。原因何在呢？
苦命的独生子
有一则笑话：以前看见拍电影的来了，呼地一声全围了上来，只
有一个傻子远远地站着看。后来一看见拍电影的来了，呼地一声全跑
了，只剩下一个傻子还在那儿站着看，可一听说是儿童电影厂的摄制
组，连那个傻子也跑了。
这笑话是儿影厂自己人编的，是自嘲。
两三年前每部成人影片的平均摄制成本是250万元左右，而儿影厂
的片子平均只有140万元。因为每年国家只给儿影厂700万元，但必须
完成五部儿童片。并且这700万元还不能全用到拍摄上，因为全厂的行
政开支也在这700万元里面。
一位导演说：“这么一点钱，决定了我们不能用最好的机器设备，
不能用最好的演员，不能请最好的摄影师、美术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不能选最合意的景，不能多用胶片，不能精雕细刻，因为这一切都意
味着要多花钱，而我们没钱，明知这样要影响质量，也只能凑合。凑
合，也就是糊弄糊弄我们的少年儿童。另外，我们组班子也难，人一
听是上儿影的戏，得，没钱，不来。我们好话说尽，什么帮帮忙啊，
为儿童事业做贡献啊，下次拍有钱的戏再找你啊——其实，只要是拍
儿影厂的戏就不会有有钱的时候，人来了，就是做贡献了。所以我们
总是欠了好多的人情，特别是很亏待儿童演员，基本不给什么钱。请
群众演员哪，借人道具呀，用人场地啊，全跟人说好话：‘我们是为
孩子做贡献，没钱，请多多支持，能不收钱就别收钱……’真是好话
说尽了。唉……”
我问：“你们呢？你们自己是不是也拿不到什么钱？”
“我们住最差的，吃最差的，为的是能从自己的牙缝里抠出点儿
钱来发给自己，全组一共就3．5万元酬金，十几二十来个人分，你说
能有多少钱？”
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
“这是进入制作阶段以后的困难，此前，儿童片剧本还是个难题，
大作家们都很少愿意写儿童片剧本，因为一是儿童片剧本不好写，稿
费又低。真正的吃力不讨好。”
“真可怜！”
我又不太理解地问：“你们为什么不能多筹一些钱，把片子拍精
致一点儿，多卖些钱赚回来呢？”
“片子不归我们发行，卖得再多也跟我们没关系。”
“要是赔了呢？”
“也跟我们没关系。”
“这么说来，你们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把片子拍
好了？”
“还有艺术良心。另外我们也得到了另一种修炼，全国的电影人
都知道，要想省钱，找儿影厂的导演拍。我现在也不明白，一部各方
面都很一般的片子，怎么要花七八百万甚至上千万！”
我又想起一个问题：“你们干嘛非得要用700万元拍5部呢？为什
么不会集中财力拍好3部或者两部呢？”
“不行！我们拍几部，上面就给我们拨几部的钱，反正是140元万
一部。所以我们厂有时为了完成五部任务，要满700万元，到了下半年
了就匆匆上马，剧本明显不成熟，影片质量如何再说。”
读者也可想象得出，这是个怪圈，儿影厂怎么能钻得出去？她怎
么能轻易就让“小鬼当家”？
一鸟两翼，打不完的官司
电影不同于一般商品，消费者可以到商店里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产
品。电影观众必须由发行人先替自己挑选好并预先掏钱买好片子，然
后坐在一个规定的地方去消费。这决定了电影观众对电影发行商的客
观依赖。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电影厂家明明给你生产了你喜欢看的
片子，但发行商不喜欢或他认为观众会不喜欢，就不购买。那么你将
无法消费（欣赏）到。而电影厂家生产的某部片子你明明不喜欢，但
发行商喜欢或他认为观众会喜欢而购买了。你花钱去看，看完也许要
骂“拍的什么臭片子！”你也许再也不会花钱上当了。
电影厂和发行商的“官司”由此产生。
制片与发行放映常被圈内人士比作“一鸟两翼”。这鸟的两翼协
调一致地扇乎才能翱翔太空。可长期以来，这两翼似乎从来没协调过。
于蓝说：“国家花大量人力、财力投资拍出儿童片，就因为电影
发行的萎缩，许多少年儿童看不到。”
发行商说，是你们没拍出好片子。
观众说，我们没看见什么好鸟儿，电影院都不愿放映儿童片。
据说儿影厂1997年拍了一部反映海峡两岸亲情的儿童故事片，
《阿秀的消息》，影片在泉州和晋江两地放映，小观众非常喜欢，大
人也看得津津有味。放映效果好得让现场的童影人嘴都笑歪了。奥地
利儿童电影专家魏特夫人看后表示要把该片介绍给奥地利儿童。
可是，国内的观众们却没地方去看这部片子。
就经济利益而言，制作单位是切齿愤慨。辛辛苦苦拍出的影片，
发行部门常杀价到接近成本，近乎残酷剥削。每每谈判，制片人总是
铩羽而归。制片厂没有自己的影院，无奈，只有接受不公平交易，或
者一气之下“老子不卖了！”使许多片子蹲仓库。像《下辈子还做母
子》，就有许多观众打电话到电影厂反映看不到。
可发行部门还喊冤叫屈，说傻瓜才做亏本生意！我们也要生存，
能赚大钱的好片谁不想买？
这一鸟两翼间的“官司”随着市场的发展愈打愈烈，扯不清理不
明。
儿影厂编剧张延继说：“发行公司的问题与发行人的素质有关。
他应能代表观众辨别欣赏电影，经常一部质量不低卖座率高的影片，
会被发行人视为劣质。真正低劣的电影却被误认为好片而大肆宣传，
结果观众看后大呼上当。”
我听到一个发行商说：“制片厂说某部电影多好多好，我们买了。
可一共才20多个人看，看到最后就剩两人了。”这种例子可以随口道
来。
作为观众，我颇有同感。记得一部儿童片，真是太缺乏童真童趣
了，出演的成人演员也在火上加油地发嗲装天真。一个5岁半的孩子看
完了在那儿发嗲说：“爸爸妈妈，我也要当科学家，我也要当科学家
嘛！我长大以后也要为祖国为人民造好多好多的飞机！”
朋友的儿子很不屑地说：“七八岁的大老爷们儿怎么这么说话！
不好看不好看！”“啪！”把电视关了。
我问他：“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他举起一只手，像在振臂高
呼发表宣言：“我长大以后要娶好多好多老婆！一个老婆给我做饭，
一个老婆给我洗衣服，剩下的照顾我妈！”
我想这就怨不得人家发行部门了，你的片子太缺乏鲜活的东西了
嘛！生活中有，你没弄出来。
成人电影也有这样的问题，真实自然的现实生活被涂上了一层概
念化的色彩，“银幕上的人物不说真话和人话。”一位受访观众说。
是鸟儿就应该高飞，飞不起来就肯定有问题，只不过问题不全在
两扇翅膀，还有别的。
到底谁说了算？
先把一鸟两翼间的官司放在一边，我们现在关注一下两头：创作
和观众。先说创作。
我们都想当然认为，只要编剧能编出一个好剧本，再找一个好导
演和一帮好演员，就能拍出一部好电影来。我们既然没有天天看到好
电影，就是创作者的不对了。
电影理论家胡克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说：“现
在儿童电影没人看，与创作人员缺少深入体验有很大的关系，创作者
老是以自己小时候的教育模式，看待现时代个性复杂易变的儿童心理，
结果陷入说教式影片，反过来却归咎于政府的限制。其实，按照市场
需求去拍，在心理、感情上与儿童拉近，没有根本性的错误，观众喜
欢，国家赚钱，何必限制呢？”
他说：“国外的（儿童）电影，关键点在于抓住了跨越国界、超
越意识形态的儿童心理。比如，五六岁的儿童对家长的依赖、八九岁
的儿童对家长的叛逆，共性的东西抓准了，又有较强的观赏性，便赢
得了世界观众。我们国家有丰富广阔的题材让你去挖掘。比如，现在
的儿童竟然会花钱雇人去开家长会。这能怪儿童吗？该怪家长本身，
家长到教师面前告状，不听小孩的辩解，导致儿童不得不这样做。这
种题材，有几个剧作者去深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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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我认为他这番话切中时弊。可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剧作者说：
“胡克先生的理论研究得不错，但他没有介入到一部影片的诞生过程
中去，他无法想象一部电影要通过多少道关口才能和观众见面！”
我理解他的真实意思是说创作要受到一定的约束，他还说，我国
的电影教育功能第一，举了个例子，如《黑猫警长》。我们的传统观
念似乎就应猫抓老鼠，这才合乎正义战胜邪恶的人文精神，结果弄得
那些可爱的猫咪全成了义正辞严的警察，为什么就不能变成老鼠战胜
了猫呢？如果是这样，片子恐怕会更活泼更好玩儿。这就是约束，约
束变成束缚，束缚之下，如何生动活泼？
中影公司影视制作分公司副经理许建海先生，做过8年的电影局审
片官员，又是影视剧作家，现在又从事制片管理工作，他的叙述真让
我这个圈外人士惊讶无比。
他说：“如果一个编剧深入体验三五年，写出一部剧本，结果审
查被否决，这几年吃什么？”
他举了个例子，曾有一编剧写了一部反映中学生的剧本，里面有
这样一个情节：一个男中学生，喜欢录音，也喜欢班上一个女孩，于
是，对这个女孩提喜欢不喜欢等各种问题，让她回答。回去后，把它
编辑成一段话，然后拿给她听。女孩听后觉得好玩，从此喜欢与他交
往。后来，两人相约骑车到外面聊天，女孩子对他说，她喜欢唱歌，
然后唱歌给他听。就这段情节，编剧只当做少男少女的友情来做描述
的，可审查时被当作宣扬早恋要求删除。
有时，剧本通过，拍成电影，电影局审查也没问题，但在放映过
程被某个部门说有损形象，就有可能被禁演，哪怕站出来批评的只是
少数。这样，使得许多剧作者首先不从艺术去考虑，而是从如何使自
己的作品能否通过上去想。至于如何深入体验，挖掘艺术，不是主要
考虑的范围，而是想着怎么以最短的时间来创作出最能通过的影片，
赚取最多的利益。这种心理能创作出好电影吗？
有人说，没拍出来，怎么知道会受限制？但谁敢冒险花费巨额来
拍有可能通不过的电影？万一未通过，投资下去的费用谁给你承担？
创作人员由此潜意识里就在约束自己。
许经理又举了一例，有一写电脑黑客的剧本，反映银行系统一违
法分子，搞乱计算机程序，导致银行业务混乱，很惊险，很好看，也
很有时代感，我们准备报题材投拍。可现在我们必须考虑银行部门的
人看了有可能会认为会减少储户等等诸多烦人的问题。很多题材就这
样前三后四地考虑，不考虑不行，谁都不愿冒“被枪毙”的险。
一位从影30多年的老导演给我举了一大堆实例后说：“这种束缚
是从大到小贯穿始终的。从题材选择，到主题的确立，人物类型的设
计和对人物的态度，一直到某人物该不该说哪一句话，该不该做哪件
事儿，该不该有哪个举动，哪个镜头是不是太长等等，都有可能受到
某种嫌疑而要求删改……”
另一个剧作者告诉我说：“我写的一个喜剧剧本，其中有一个情
节是，当工人的丈夫怀疑同样是工人的妻子在他外出的时候和合住在
同一套房子里的工程师有不正当关系，妻子和他吵完架后又和好了，
妻子娇嗔地说了一句：‘我怎么会爱上一个知识分子呢？’好了，这
有挑拨工人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嫌疑，得删！”
“我已经没精气神儿再去和人争辩了！他们说删哪儿我就删哪儿，
就当他们是导演算了。”一位资深导演说得很无奈。原来，他执导的
一部喜剧片里有一个管计划生育的男干部有些毛病，但也只是性格上
的毛病，绝不是阶级敌人。可摄制单位的领导说不行，得把他改成个
体户老板，不然有给党的干部脸上抹黑之嫌，计生委知道了要提意见
的，电影局也不会通过……
各位圈外朋友，您难道不会和我一起目瞪口呆吗？可是，大家不
要误认为，这种种束缚全来自电影审查机关——电影局。其实，电影
局也怕自己通过了的片子通不过。中国电影就像是千夫所指的小媳妇
儿，能对她提出非份要求的人来自各个部门的方方面面，好像谁都可
以对电影动剪刀。常常以为该拜的佛都拜过了，没事儿了，冷不丁就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个黑脸包公来对“小媳妇儿”用刑：“这个地方污
蔑我们了。得改！得删！不改不删就不准演！”这种案例实在不算太
少。被各种理由“毙”掉的片子中真的不乏有很好看的，有的甚至差
点儿要被评上政府奖了。在这种遭“十面埋伏”的情势下，电影主管
部门为了防范于未然，只好把圈子划得再小一点儿了！一部电影弄得
谁都提不出意见来了，这电影还能看吗？
好玩儿的是，这些对“小媳妇儿”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人们也在义
愤填膺地抱怨国产电影没深度，没法看！你看人家美国电影！
那位资深导演最后说：“几乎每部送到观众面前的电影都有一部
受难史！”
一只长满美丽羽毛的鸟儿，在一群喜欢她的人面前飞过，每个人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从鸟儿身上拔去几根他认为不合自己意的羽
毛，这鸟儿就成了秃头鸟儿。
秃头鸟儿有什么好看的？
这么一来，答案似乎找到了：是体制问题。
可是这个答案还是可以被驳倒：我们不是出了不少好片子吗？还
是你自个儿不行。现在出了这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你自己当然要负
主要责任，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开脱。就算周遭儿多有不便，能出好
作品的是天才，不出作品的是庸才，出坏作品的就是蠢材。
“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创作者们应该求上进，学会在各种圈圈
里创作出好作品。”一位搞电影史研究的专家说。“可是……”这位
专家又强调说：“天才总是少数，这是一，其次，这样数量的好片子，
远远不能满足数以亿计的观众的需要啊！这只是圈圈中心里的片子，
为什么不把圈圈放大一点儿，把更多数量的好片子圈进来呢？有的人
在这个圈子里无所作为，但如果把这个圈子稍稍放大一点点，他就有
所作为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人有所作为呢？”
我以为这种说法比较中肯，我们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成天才，但我
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成为天才。
夹缝里也能生出鲜花，而且，夹缝里的鲜花比一般的鲜花更美丽。
上帝，您也脱离不了干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观众。
不管是真是假，电影人总把观众称为上帝。
人们也许还记得起中国电影昔日的辉煌，《大众电影》连续几年
在订阅报上都有一个星号，下面注释是：只接受老订户。未订上的读
者寄希望于报刊摊点上，可常常沮丧而归；在回收百花奖的调查表上，
映衬出上帝们近乎狂烈的心态。可这是80年代初的事啦。现在呢？对
于这奖那奖的，上帝们早已漠然视之了。除了颁奖仪式在媒体上播播
之外，以前的那种欢呼激动的场面早已荡然无存，甚至放映获奖影片
的影院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
说起中国电影的评奖，近年似乎在悄悄的变味儿。
人们都知道，电影最高荣誉奖有三项，“金鸡”、“百花”、
“华表”。这三项奖应该是体现不同层次的评判标准的。可现在给我
们留下的印象是，每年先评“华表”，后再“金鸡”、“百花”，插
上了“华表”的，“金鸡”就要伸长脖子对着她长鸣，然后观众就跟
着向她捧上一束鲜“花”。观众们也不是根据自己内心的喜好去投票，
而是去“猜迷”，猜猜哪部片子能得奖，一看报上呼声高的，就填上
一张选票，有的甚至连看都没看过！
电影理论研究员胡克说：“现在这三项奖已同出一辙，不是同一
在艺术里，更不是同一在观众中，而是悬在政府评选里，百花奖的选
票数都不好意思公布。”是否这三项奖得奖的影片已作到所谓的思想、
艺术、观赏“三性”统一了？剧作家许建海说：“不是没有，但凤毛
鳞角。”
好几位研究人员和编剧导演感慨万千地谈到，80年代中期，我们
拍完一部片子，电影局通过以后，总要先拿到中国影协去放，然后就
买些盒饭开个座谈会，请专家学者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分
析这部片子的成败得失，没有横加指责和胡乱吹捧，创作者也很谦虚
地说自己的片子缺点很多，希望在座的多提宝贵意见。那时特别重视
大家的批评意见，很严肃，很客观，很有学术气。开完座谈会后，又
有专门的部门把会上的发言整理成册，印发给各个电影制作、研究和
教学单位，媒体上就会有很客观的评介和报道，这对电影创作人员真
是有莫大的好处啊！可是现在不同啦，已经少有正常的电影批评了，
只有吹捧了，不管片子拍得有多臭，只要制作者肯出钱，连原本很严
肃的很有名的电影批评家也撰文吹捧，媒体上全是一片喝彩赞扬声，
一般观众便跟着起哄、追星。
如此这般，创作者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和理想？
一位导演哭笑不得地告诉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很认真的对他说：
你应该也像某某某一样，弄出一部恶俗的片子来，大肆吹一把，观众
看了以后虽然大骂，但他还是出了名，而且赚了钱，名利双收。该导
演说他真的有些动心了。
更可怕的是连孩子们都在误导创作者。
我去采访北京市东城少年宫小影迷俱乐部的孩子们，想听听他们
对儿童片的看法。让笔者大为吃惊的是，这些小影迷说当前儿童电影
都非常吸引人，有较强的教育启发意义，艺术很完美……说起《背起
爸爸上学》、《离开雷锋的日子》，孩子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很感
人，很有教育意义，叫我们再看一遍也不过瘾。”
笔者问及在场的教师，为什么他们说出的看法全一个模式。她告
诉说，这些孩子们都是接受小影迷俱乐部教育，有任务，要写观后感
的。哦，原来如此！后来他们有的才悄悄吐露出心里话：有百分之三
四十甚至五十的电影很一般，好多电影不贴近现实。许建海说：“假
如我们的电影制片厂家都按照这些小影迷的意见去拍摄电影，那么，
除了拥有这批要写观后感的小影迷之外，将会越来越少的儿童观众，
最后是完会消失。”
有什么样的观众就培养出什么样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对观众有诱
导作用，而观众对艺术作品就更有“诱导”作用，除非艺术家不把观
众当上帝。
所以，中国电影这只鸟儿飞不起来，是修综合问题：体制、创作、
发行、观众、观念等等……总之，很多部门、很多人、我们，都有责
任。
中国电影、中国儿童电影，真是让人欢喜让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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