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浸文染苗长江
十年前，我的老领导和忘年交于之艾先生从南江到成都来，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位于大巴山南麓的南江县资源丰富而财力匮乏。成都钢铁厂看中了那里含铁量极高的铁矿，于是向竹坝铁矿投资了三千万元。县里对此当然十分感激。前不久，成钢厂分管生产、销售的副厂长苗长江去了，县里四大班子一齐出动接待。谈完工作之后，自然要宴请。山区虽拿不出生猛海鲜，但心意却是实在的，尤其是酒要劝到位。岂料这苗厂长入席之后竟提出了一个极其意外的要求：“今天这酒，无论是你们敬我或是我敬你们都要喝。但被敬的人如果能背出一首有关南江的诗，则可免去。”于是，意想不到的精彩场面出现了：每当敬酒者来到这位苗厂长面前，他都能随口背诵出一首描写南江的诗来，而且能说出作者和写作年代。其中，尤以梁上泉六十年代的诗作为多。倒是主人家们，总共虽也背出了几首，但都不甚完整。结果当然是主人们酩酊大醉，而这位酒桌上的主攻对象苗长江，反倒微醺而已。讲完这故事后，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你一定要去认识一下苗长江，这真是位奇人！”
这位于之艾先生，解放初期即参加革命，虽然仅以一个县文化馆馆长的身份退休，但一贯眼界甚高，轻易不大看得起人的。听他这么一说，我次日上午便同他去了距成都仅20余公里的青白江――成都钢铁厂所在地。
见到苗长江了。40岁左右，中等身材，方面大眼，确有儒雅之气。那天他很忙，把我们安顿下来喝茶，便匆匆离去了。直到吃午饭时，才神色疲惫地来陪我们。席间，边吃边聊，聊到文学，聊到诗歌，聊到诗人梁上泉时，他脸上的疲惫之色尽消，顿时神采飞扬起来。他对我说，他学生时代便非常喜爱文学，虽然读的是钢铁学院，但课余却时常捧着文学作品，他“文革”时特地选择了途经南江的串连路线，正是因为梁上泉六十年代初在南江写了不少诗，他要去看看那个产生诗歌的地方。结果，他不但去了南江，而且把梁上泉走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对梁上泉和他的作品，我也算是熟悉的了。每当我提到梁上泉的一首诗，他都能立即背诵出来。不仅朗朗上口的短诗，就连自由体的叙事长诗《祖母的画像》，他也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我不由暗暗称奇，问他：“你如此喜爱梁诗，同诗人有过交往么？”他惋叹道：“缘悭一面，缘悭一面啊！”
我因了同诗人的熟悉，也因了职务上的便利，不久便把诗人从重庆请到成都，并送到了成钢厂。三天后，诗人返回成都见到我时，连声感叹：“对一个作者来说，有这样的读者，真是极大的鼓舞，莫大的欣慰啊！”诗人住在成钢宾馆，整整三天，苗长江除上班以外，一直陪着。晚上，与诗人相对而坐，谈诗，谈文，谈诗人作家和文坛旧事、近事。诗人性情忠厚，善体他人。深夜12点了，担心影响厂长的休息和次日的工作，总是催他回家，而苗长江总是说：“我每晚睡4小时足够，再谈一阵，再谈一阵。”每晚谈到次日凌晨三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这以后，我同苗长江的交往多了起来。渐渐地我发现，他不但对梁上泉的诗熟悉，对建国以来的很多诗人的诗都熟悉。不仅对诗歌熟悉，对小说和其它体裁的作品也熟悉，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我。
一次，我告诉他，老作家徐光耀到成都来了。他盛情邀请其到厂里作客，并对我说：“除电影《小兵张嘎》外，徐光耀还有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60年代有报告文学《十年树人》发表在《人民文学》。”《小兵张嘎》我熟悉，《平原烈火》曾读过，但对徐光耀的报告文学《十年树人》我就不知道了。此外他还告诉我，“白洋淀派”的创始人孙犁的一本书信集《曲终集》中收有给徐光耀的十封信，与徐光耀兄弟相称，情感十分真挚。
提到邵燕祥，他当即对我谈起了邵燕祥的诗：《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线》《我们爱我们的土地》《在大火房工地》，1954、1955年反映工业题材的诗，以他为主，李学鳌、温承训都在其后了。新时期开始，他好像专事杂文创作了，不少杂文都写得极为精彩，可以说是杂文界的代表人物吧！
谈到白桦，他说，白桦是建国以来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他的《鹰群》可以说是开建国后长篇叙事诗先河之作，早于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接着，他便向我背诵起《鹰群》的开篇。
他甚至对翻译诗的译文和版本都熟悉，并有自己的见解。屠岸来成都时，我陪他前往会见。他见面就问：“屠老，你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有好几种版本，我认为还是六四年那个版本最好。不知你以为如何。”屠老如遇知音般地连声称是，同这位素昧平生的读者一下子消除了距离感。
前些年，苗长江升任厂长，担子更重，工作更忙了。可是他对文学依然痴迷，对作家依然是那么优礼有加，极其敬重。
邵燕祥来成都开笔会时，苗长江不在成都。笔会结束后，邵先生因事滞留，住在朋友黄一龙先生家。苗长江返蓉听说后，约我一道去看望。那天晚饭后，我同苗长江夫妇驱车前往社科院黄一龙先生家。敲开门，才知道邵先生晚饭后出门了。我与黄先生不熟，于是将苗长江夫妇带到社科院另一朋友家等候。往黄先生家打了好几次电话，晚上11点了，邵先生仍未回来，苗长江的夫人主张不再等了，苗长江却坚持要继续等下去。直到11点半，邵先生方才回来。为了半小时的晤谈，苗长江竟恭敬如仪地静候了4个小时，邵先生知道后大为感动。
白桦来成都，住在夫人王蓓的亲戚家。苗长江得知消息后，托我邀其到厂里作客。时白桦染疾，答应过几天去厂里拜访。白桦能去的时候，苗长江偏偏又出差了。又过了几天，听说白桦离蓉返沪了。这时苗长江给我打来电话，说是见到白桦了，我甚为诧异。原来，苗长江刚出差归来，就从其它渠道听到消息，白桦去机场了。苗长江急忙驱车紧随其后赶到机场，在候机厅里同白桦见了面。
我在文学圈中有年，可谓阅人多矣。于文学，沽名钓誉者有之，附庸风雅者有之，将其当敲门砖者有之，更有高明的行政长官和企业家，把文化（当然不只文学）搭成舞台，让经济在台上唱连台本戏。像苗长江这样的厂长，自身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同许多著名作家熟悉，仅四川、重庆就与梁上泉、孙静轩、魏明伦有很深的交往，他完全可以利用这方面的优势，为自己所在的企业增加一些文化含量（这不但无可厚非，反倒是很时髦的）。或者，让名作家给他弄篇报告文学什么的，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可苗长江却从没动过这样的念头。照他自己的话说，他“需要文学滋养自己的心灵”。总之，他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爱着文学，同作家交往。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理想”“良知”已渐行渐远了。人们都变得非常的“务实”起来。连结交朋友，参加饭局都带着很强的功利目的。满世界一片喧闹声中，还有人这样真诚地、纯粹地热受着文学，这不由使我心生敬意。
我曾问过苗长江：你的专业是炼钢，岗位是厂长，何以竟有这么多的时间读文学作品？文学，对于你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他回答我说，真正爱上了一种事物，无论怎样忙，你总会有时间去爱它的。我现在已不能想像，没有文学，我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文学给予我的太多了，从青少年时代起，它就浸润着我的灵魂，陶冶着我的情操，教我认识生活，热爱生活，它开拓了我的眼界和胸襟，使我认识了生活中的美和人性的美。
从苗长江对文学的态度，我想是否也透出了这样的信息，无论处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还是边缘，文学，始终是人们所需要的，而不是有些人所预言的那样――文学会绝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