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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胡同 镜头留住的老北京记忆

小编:

拍摄胡同是朱天纯先生毕生的追求。十几年来,无论酷暑寒冬,天晴下雨,他都会穿梭游走在老北京城的胡同里,用镜头寻找儿时的记忆。为了拍摄,他曾被人殴打但仍无怨无悔,也跟三轮车车夫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北京的胡同里,朱天纯就像穿越时空的行者,将老北京特有的文化符号一次次定格,而他的每一幅作品背后,都蕴藏着深厚的老北京记忆。

我生在胡同,长在胡同,是满族正红旗人。从民国时期起,我的家族就定居在北京地安门胡同内的四合院,所以在我心里,一直潜藏着对胡同的深深眷恋。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汇入了当时风起云涌的上山下乡运动,离开北京,前往东北边陲“接受再教育”,每当想家的时候,胡同里的一幕幕就会浮现在脑海:葡萄架下的金鱼缸,小巷里的大枣树,沿街叫卖的小商贩,穿梭在胡同里的车夫……一切都让我怀念不已。

后来返城回到北京,目睹了都城的拆迁改造,当我看到许多胡同被拆,痛楚油然而生,感到北京胡同文化就要被割裂,就要断传。于是我拿起了相机,开始穿行在老北京城的胡同里,用镜头记录有关胡同的点点滴滴,希望用自己的行为,唤起人们对胡同的保护意识。

现在,我依然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小胡同之中,用自己余生的精力,去做胡同文化的守望者和记录者。

儿时的记忆

胡同里的人生百态

北京的胡同,有近800年的历史,与胡同一起保存下来的,就是四合院。

我家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分为外院和里院,一共有14个房间。我见到的奶奶是二房,而我的父亲是头房的孩子,所以在我爷爷去世之后,父亲这一脉在四合院里是不受待见的,因此我家一直住在外院南屋,直到1964年奶奶去世,才搬进了里院。

后来,政府动员让我家将外院南屋腾出,作为街道的服务站。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加之腾房是为了给胡同邻里做善事,所以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记得服务站设有一部公用电话,那时打一个电话4分钱,传呼一个电话3分钱,晚上8点以后是5分钱,而谁去传呼,这几分钱就归谁。对于当时十来岁的孩子,这很有诱惑力,所以我常常跑腿,挣了不少零花钱。正因如此,我对住在胡同里的人十分熟悉。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著名演员田华,她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胡同口。以前在胡同里总是和她擦肩而过,后来因为我经常给她送传呼单,她也就认得我了,见到我总是微笑着和我打招呼,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关于胡同的记忆还有很多,这个由一条条巷道和一座座四合院构成的世界,尽显人生百态。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话放在胡同里十分贴切。无论哪个季节,胡同里的叫卖声总是不断。早点、水果、蔬菜、日用品……售卖各种物品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也有的商贩用响器代替吆喝:吹糖人的铜锣、卖布人的拨浪鼓、算卦人的小锣儿……各种声响杂糅在一起,热闹非凡。

夏日的傍晚,胡同里的穿堂风吹走了白天的暑热。此时,人们端着热茶,拿上小凳,夹把芭蕉扇,来到巷子里乘凉。每到这时,常有鼓书艺人走来献艺,胡同便成了“露天曲艺场”。而到了冬季,人们常常在中午聚在胡同里向阳、背风的地方“晒暖儿”(晒太阳),文雅的说法叫“负暄”。老人或“负暄闭目坐”,或低头抽旱烟,年轻人有说有笑,数九寒天的胡同,

也就不再寂寞、冷清。

正是儿时美好的记忆,让我对胡同眷念不已。所以,我要用镜头将它们留住。当我拿着相机行穿行在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那些留在砖缝里的音容笑貌,仿佛立刻就鲜活、灵动了起来……

按图索骥寻找胡同

拍摄钱市胡同遭人殴打

胡同记载着历史,也传承着文化,胡同存储的市井万象,构成了容量最大的北京文化辞典,读懂胡同,才能读懂北京。所以,在早年拍摄胡同时,为了清晰、全面地了解老北京文化,我利用在书店工作的机会,广泛阅读相关书籍。我还特意找到老北京地图,按图索骥,前往地图上标注的所有古都旧城地区。每次去到一个地方,走过几条胡同,回来之后除了将图片文件归档,我还会在地图上作标记。

回想这些年来的拍摄经历,有许多让我难忘的故事,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有一次为了拍摄钱市胡同,我竟被人殴打。

钱市胡同位于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旁的珠宝市街,这条胡同长50多米,最宽处不过80厘米,最窄的地方仅有40厘米,是北京最窄的胡同。在清代,钱市胡同是官办的银、钱交易市场,用如今的话说,就是当年老北京的“金融街”。在钱市胡同的最里面,有一座清朝光绪年间的建筑,面积约 100 平方米,房子中间有天井,两侧开有天窗,据说这里曾是当年钱市交易最热闹的地方。

由于媒体的不断报道,钱市胡同颇具名气。或许因为这里曾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地方,一些多事之徒竟想着来此行盗,胡同里许多院落的门牌都被摘走了,因此,胡同里的居民对于外来人员非常排斥。有一次我去那里拍摄,赶上一个院子里正在举行家庭聚会,一名喝醉的男子见我走进胡同,便询问我来这里做什么,我回答说是来拍照的,他不由分说便朝我大骂,说就是我们这些拍照的把他家的门牌给偷走了,说完竟向我动起手来。因为胡同过于狭小,

我只能用身体护住相机,任凭他捶打,见我的嘴被打出了血,怕把事情闹大,他的家人才将其阻止。警察闻讯赶来,了解了事情的原委,问我要不要向他索赔,想着照片已经拍摄完毕,相机也没有损坏,我也就放弃了追究。 其实,在多年的拍摄中,被人误解或遭人谩骂时有发生,我早已习惯。因为对于我来说,只要能收获精彩的照片,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与三轮车车夫的友情

曹队长和松四爷的故事

要展现胡同的全貌,除了建筑和静物,生活在胡同里的人也是重要的拍摄对象,而我最喜欢拍摄的,便是胡同里的三轮车车夫。

什刹海地区是北京市允许合法经营三轮车的地方,我经常到那里去拍片。拍摄中,我发现了一位形象非常突出的三轮车车夫,但在我拍摄时,他并不愿意配合,几次抓拍都没有获得满意的画面,这令我非常失落。也许是老天眷顾,有一次我开车上班路过东四美术馆时,发现门口有一群十分特别的练武之人,便停车下去观看,谁知武术队的老师竟是我的一位发小,更惊喜的是,我一直想拍摄的那位三轮车车夫也在这里练大刀。有老友搭桥,他也就开面了,一番交谈后,答应了我的请求。离开时,我让他坐我的车走,没想到他自己是开着一辆桑塔纳来的。等他走后,老友告诉我,他在什刹海非常有名,人称“曹队长”,他并不差钱,蹬三轮车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是为了解闷交友。

为了对曹队长多些了解,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买了些水果到他的住所找他。他家住在什刹海南官房胡同,屋里的布置充满了典型的老北京气息,最吸引我的是墙上那些镶嵌在镜框里的相片和剪报。见我对此感兴趣,他便给我讲起了他的故事。原来他是北京一家大纺织

厂的技术人员,厂子外迁,他也就提前退休了,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便做起了三轮车车夫。他有知识又会外语,脑瓜灵活,且在形象包装上下了一番功夫,所以当时很多来北京采访胡同游的英美著名媒体,都点名要坐他的车,墙上的这些相片、剪报就足以证明他的“厉害”。因为他很讲面子,有活也常照顾同行,于是圈里人就尊称他为“曹队长”。我告诉他我准备出一本名为《胡同行吟》的画册,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他欣然答应了。所以,后来我的摄影作品里,就有许多他的特写。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曹队长名气大了,便招来了许多非议。一次在和别人争吵时,他没能压住火,抄起练武术的刀把对方砍伤了,因此被判入狱两年。出狱后,他家搬出了什刹海胡同,我便再也没有和他联系。

曹队长谢幕后,我的《胡同行吟》的下一位三轮车车夫主角是松四爷。松四爷比我小十来岁,很聪明,曹队长出事后,他秉承了曹队长的作法,在形象包装上狠下功夫,冬天一身青,夏天一身白,而且脖子上总是戴着小拇指粗的金链子,加上他浓眉大眼,光头倍儿亮,如此特别的形象招揽了很多生意。

接触松四爷,源于朋友的介绍。当我真正了解他后,发现这个外表粗狂的男人内心却十分细腻。由于他的母亲爱吃北京菜,但他的媳妇又不是北京人,所以平日里不管拉车有多辛苦,他都会按时回家给母亲做饭,是个大孝子。因此,每次给松四爷拍照,我心里都怀着敬佩之情。

“老北京拍记队”

镜头里的情怀与责任

其实,这些年来我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拍摄者,和我一起走在胡同摄影这条道路上的,还有很多具有胡同情怀的人,我们自发地走在一起,渐渐形成了一支队伍,名为“老北京拍记队”。

拍记队里,既有专业的摄影工作者,也有在校大学生,还有退休后闲不住的老人。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上发帖相约,走街串巷,一起拍摄记录日渐消失的北京胡同,堪称“京城胡同护卫队”。

拍记队成立以来,影响力不断扩散,越来越多的胡同爱好者加入进来,每周末的胡同拍记,由最初的三五成群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人结队,浩浩荡荡。随着人员的增加、经验的积累,拍记队渐渐分成了两部分:拍记组和专业摄影组,我是专业摄影组的负责人。无论阴晴雨雪,我们的脚步都不会停下来。在拍记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下雨下雪天你没去拍,别跟我说你是拍记队的。这足以证明队员们的执着与热情。

在拍摄记录老北京胡同文化的同时,拍记队也给许多人带去了欢乐。例如队里有一位母亲,跟着我们拍了十多年。她的女儿身体一直不好,性格也十分内向,她就决定带着女儿一起拍胡同。小姑娘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跟着我们拍摄,现在她已经上高中了,身体在长期的锻炼中有了很大改善,性格也变得开朗,身边的朋友也多起来。不仅如此,她还在学校办讲座,讲述老北京的故事,自信而快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如拍记队里工科出身的船舶检测工程师佟广平,不仅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了关于老北京胡同的摄影展,还出了书。一些年轻人在队里拍摄多年后,摄影技术突飞猛进,最后去了佳能北京总部工作,由爱好到专业,获得了意外的收获。

十几年来,我们的镜头已经覆盖了北京上千条胡同,留下了70余万幅照片。而就在我们拍摄胡同的十几年间,大量的胡同消失了,很多原来胡同的住户搬进了小区高楼,春节庙会也改在公园进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城市空间不断拓展的同时,也压缩了北京市井文化的空间。

如今,我们想通过自己多年积累的图像,在网上建立一个完整的胡同世界,因为在我们看来,在城市的快速变迁面前,这是无奈而唯一的选择――用影像留住人们对胡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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