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高地”上的“跋涉”和“跋涉”中的“高地”创获

《跋涉于文学高地：李春林文集》是一部学术内涵丰富、学术建树突出的文学论著，也是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开拓的论著。这部文集由三大部分论述构成，即鲁迅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在这三部分中，均有研究视域的开拓、思想与艺术的独特的见解以及研究方法的精到和学术语言上的规范。

鲁迅学研究是这部文集重要的内容，其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而其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准，也足称本书的重中之重。这部分的研究，在学术视域上，可谓“一身四兼”，它首先是鲁迅学研究，同时当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由于其研究对象大多可纳入“鲁迅与俄苏文学”中，故可视为“外国文学研究”，从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来说，更是合乎规范的比较文学研究。事实上，这些论文，有的被选入人大复印资料的《鲁迅研究》，有的则被选入《外国文学研究》，就证明了这些论文的“学术身份”。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仅以其研究规模之大、研究人员之多而堪称新时期，而且以其研究视野之开拓、研究思想之宽容和研究方法之新颖，而足称新时期。其中，鲁迅研究之新开拓以及鲁迅学的建立，是一重大表现和重要内容；而其中，鲁迅与外国文学尤其是与俄苏文学的研究，又为一学术“重镇”；与此相关联，鲁迅与世界文学思潮尤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也是重要的瞩目点；同时，世纪初即有滥觞、二三十年代已有建树、而后却长时期“断档”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复兴和重建，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态势和界域开拓。这些学术新潮，反映中国的学术世界越过近代化和现代化的20―40年代和50―70年代的曲折反复、风云聚变的历程，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和与世界学术接轨的可喜的新时期。其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新评价和诠释，与之相连的，对鲁迅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包括“回到鲁迅自身”，甚至对文学的基质与功能的重新认识等，这些学术新气象、新气质，均“联袂”出现了。

李春林学术研究的路径和选择，均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中出现，是它的“个体”反映和回应，也可以说是他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弄潮儿”的优秀表现。他的鲁迅研究之可贵和可赞，正是在这几个重要方面，都把握了学术思潮的主流，既是乘时代学术之风帆远航，又能下功夫钻研，从而都有重要的建树，立下了“学术功劳”，成为为“学术风帆”给力的中青年学术群体中的一分子。

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既继承又发展的鲁迅研究中，在对鲁迅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诠释中，鲁迅与世界现代派文学的关系，是重要的一个方面。现代派在西方兴起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界本来并不十分陌生，甚至有所引进和有所“跟进”；但是，而后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现代派却被妖魔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文学洪水猛兽。而一到新时期，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却像惊喜地发现“世外桃源”似的，“发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一时间翻译界忙起来了，移译多种西方现代派代表作品，有的甚至有点饥不择食；理论界也纷纷引进现代派各家学说和理论，学术界则合理地寻觅其在中国作家中的踪迹。于是仿佛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了鲁迅的散文诗杰作《野草》和它的现代性文学气质与成就。同时也寻觅到鲁迅之能够达此现代性成就，所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发现了尼采尤其是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对鲁迅的影响。不过，如果仅从比较文学来说，这只是一点影响研究的发现而已，这对鲁迅研究来说自然是一个新发现，却很不够。李春林的研究，突破了这种局限。

“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是上述研究态势中的一个新鲜而具深意的研究课题。新时期以来，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著问世。李春林的研究，在其中位于重要的地位，这在于他从宏观方面，而不是限于某个具体论题把握这一课题，进行深入探究。

文集的第一篇论文《鲁迅与东欧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掀开了一角，揭示了鲁迅越过“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而进入“心理（现代）现实主义”的文学境界。这已经接近现代派的味道了，可谓揭示鲁迅文学世界的深沉内涵的先声和滥觞。

在总体结论做出之后，李春林还进一步探讨了鲁迅的现代主义质素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异同。这方面的论述，则深化了鲁迅文本的现代主义文学质素的时代精神、“中国元素”和创造性、独特性。而更重要的是，李春林特别论证了鲁迅之所以能够不是接受西方影响而创获其作品的现代性，是“受惠于时代”，这一论断十分重要。这就是说，作家之能够做出超越前人的文学创获，不是完全由个人才智所决定，而是接受丹纳所说的“时代的精神气候”的影响所致；当然，作家思想的锐进、心性的明敏、艺术性灵的超拔，则是个体的创造和奉献。鲁迅之为鲁迅，正在于此。故此，李春林这一论证和“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的平行研究，以及得出的结论，无论在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学还是鲁迅与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的研究中，都是超越既有成果的、重要的、闪光的结论和成果。 “鲁迅与外国文学”这一论题，向来有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知的偏狭，其论域大体侧重于鲁迅与苏联文学的范畴内，即此，也大多局限于被窄化了的革命文学的界域里。“鲁迅是中国高尔基”这一论断和“命名”，大约概括了其中的要义。新时期以来，这种褊狭的研究局面有所改变，论域扩大了，不过大都还限于“鲁迅与某某”的“关系研究”之中。正其时，李春林攻读硕士学位，在导师田仲济的指导下，确定了“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题。他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富有学术蕴含的论题。《文集》中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和鲁迅与苏联同路人的研究，是两个重要的课题，也是李春林在此有所突破，有独到发现和阐释的领域。

在《两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中，值得首先提出的是，他指出：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不如说是“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赞誉称谓的转换，很有深意。可以看作一个“政治的、革命的鲁迅”，向“文学的、文化的鲁迅的转换”，其中还包含其他多方面的政治的、时代的和文学的深刻意蕴。在这个转换中，李春林对中俄两位伟大作家也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做了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至主题学研究。其中，主要并具有意义的是后两种研究，即二位伟大作家思想―文学创获的异与同。“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这是鲁迅给予陀氏的论定和赞誉，其中就暗含着鲁迅的接受和“倾慕”，从而显示了影响的隐机。至于他们的异与同，含有中俄民族的差别和高与低的文学差异。比如，他们都塑造了“精神胜利”的典型――阿Q和高略德金。但陀氏笔下的高略德金特点不突出，因此“却不十分成功”；而鲁迅笔下的阿Q，却是多侧面、很充分、丰富多彩。阿Q形象的社会内蕴和思想深度，也大大高于高略德金。前者的悲剧“有着更深广的政治意义”，“社会历史原因才是决定性的”；而后者，则“只是在维护病态的自尊心和自譬自解”而已。特别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与他的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反抗火焰联系着的”。这就揭示了鲁迅笔下的阿Q的深广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中国民族性的内蕴。再如，两人均工于刻绘人物的特异心态，但深广度和社会―文化意义却又有差异。比如“复仇”这个美学的重要主题，陀氏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活着，走向了神道”；而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却是“死去，却始终坚持了他的人间抗争”。因此，“同是反叛的悲剧，前者是反叛者的反叛悲剧（反叛人道，皈依神道），后者是反叛者的牺牲悲剧（为反叛到底而牺牲）”。也因此，“后者心灵开掘得也就更深刻，光彩也就更夺目”。至此，李春林更进一步深入地指出：虽然二位作家都是使用棱镜片分析，但其手法却不同而分出深与浅、高与下：“鲁迅是用凸透镜将那经过分析的光线聚合在生活溃疡的焦点上，使那人间的不平和痛苦显得更真切，使目睹者惊醒和感奋起来，立足于地上的斗争，以实现社会的解放。而陀氏使用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凹透镜，将一切都散射到天上，在天国里解决一切问题，是人在神那里得到解放。”就作家来说，则“一个是为了疗救，一个是超脱；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牧师”。这一长段社会的、思想的、心理的和艺术的分析，宽广、全面而深刻、独到，在比较研究上的平行研究和主题学研究以及作家研究等诸多视域，都得到很好的发挥和深刻的结论，堪称学术的深思妙笔。

在“传统鲁迅学”研究的视域中，高尔基及其作品、法捷耶夫和《毁灭》、绥拉菲摩维支和《铁流》等是最受重视的“正宗研究”；而托尔斯泰特别是迦尔洵和梭罗古勃，尤其是同路人文学，轻则轻忽、规避，重则排除和批判，最多是一种侧面研究吧。李春林的研究却越过这种研究视域和格局。这不是猎奇，更不是“钻冷门”，而是越过政治层面和狭窄甚至存在误区的文学观念的，具有独自见解的选择。这些研究对象是托洛茨基、卢那卡尔斯基，特别是同路人文学。应该说，这种冷门研究，就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深层面、高层次的研究。而其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欣喜。使“侧面研究”，进入“正面研究”的视域和格局，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和诠释鲁迅，揭示他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天地，具有独到的功力和新的视域。

在鲁迅与托尔斯泰、迦尔洵和梭罗古勃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其中重要而富有启发意义的有：在文艺服务对象、走向大众上，托氏的出发点是“基督教精神和宗法制农民思想”，而鲁迅则“已有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了”；托氏的“大众主体”是“宗法制农民”；而鲁迅的则是工农及其他下层劳动人民。两人均有“民粹主义”思想，托氏为“俄罗斯广袤的土地所养育”，而鲁迅则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基本立场所决定，思想中既有“民粹主义”又存在反民粹主义倾向；鲁迅吸纳现代主义，而托氏则拒斥；“鲁迅着力于心诗（灵魂的诗）的冶炼，托翁侧重于史诗的构筑”；托氏“逆向发展现实主义”――在传统现实主义趋向式微时，“再现现实主义的辉煌”，而“鲁迅则是顺向发展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契合”。这一系列结论，不仅深化了托尔斯泰诠释，更重要的是深化了“鲁迅诠释”的内蕴。

对于鲁迅与“人性的天才”的人道主义作家迦尔洵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系列结论是：“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迦尔洵，是“博爱和人道的底色”，而鲁迅却是“呐喊”，促人们改变“不争”、去除“不幸”，“主张将恶即行扑灭”；鲁迅与迦尔洵均持“永无消歇的自我诘问”，但迦尔洵的诘问，虽亦含有社会内容，“但有许多又与复杂的伦理与情感关系胶结在一起”，而鲁迅却“使爱情悲剧向社会悲剧辐射”，“诘问更呈现出多样性”；总之，一个是“强者的‘呐喊’”，一个是“弱者的‘绝叫’”。

梭罗古勃，一面是十月革命后与新政权格格不入、不见容于革命的非革命作家，一面却是俄国白银时代“惊人的天才”、著名象征主义诗人，其作品被赞誉为“一面做工精巧的镜子”；鲁迅对他十分赞赏，给予高度评价，但政治上却对之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评判。鲁迅认为梭罗古勃的作品的价值在于“憎恶现实”“反抗现实”“不满于现实”；但又不时运用梭罗古勃及其作品，“或规劝青年，或批判社会”，表现出一种批判态度。对他在政治上和艺术方向上的不能与时俱进及其难免的悲剧命运，鲁迅均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对这位“死的赞美者”，却又“独有深切的会心”。李春林指出，鲁迅与梭罗古勃虽然都是“超拔的‘死’的赞美者’”，但是，梭氏的“死亡观主要基于基督教和西方其他宗教及神话”，而鲁迅则是“基于生物学的人生观和进化论”，尤其“梭罗古勃对形而下的意义上的死亡的关注程度不如鲁迅”。特别是，“倘若说鲁迅对于死亡的形而上的赞美表现出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的思索的深邃，那么他对于死亡的形而下的控诉，则表现出他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感情的博大。鲁迅的‘二律背反’的死亡观，使得他超越了梭罗古勃。”这里，这种比较研究，又进一步深化了对于鲁迅的诠释，丰富了鲁迅学的内涵。 更可赞誉和重视的是李春林的“专题比较研究”：鲁迅与苏联“同路人”作家关系研究。“同路人文学”，是一个充满紧张、尖锐独立的“文学与思想的矛盾体”，而鲁迅对它的认知、评论和态度，也正是符合客体又显示出自己主体的矛盾聚合体，从而显示了鲁迅思想与艺术思维的博大丰厚。李春林综合鲁迅对同路人文学10位作家的既欣赏赞誉又保留、批判的态度，大体为：他们“那立场是一切立场的否定”，他们有一种与鲁迅“为人生的文学”相异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赞颂“艺术至上”和“个人主义”，作品“充满了怀疑和失望”，他们所写的“革命”，“其实是暴动与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于革命‘未免有看不分明之处’”，等等。李春林对鲁迅关于同路人文学论述的这些归纳集粹和评述，是准确的，梳理了一个鲁迅的“评判”的系列和“意义链”。而同时，他也把鲁迅的另一面，即赞誉和欣赏同路人文学的论述，做了准确有益的归纳集粹，揭示了其中的优长和“意义链”。这些内容是：“它张扬文学创作的自我价值和文学之于人类的普遍意义”；他们“真实地写出了革命”，“表现革命所不可避免地带来‘污秽和血’”，“指向了当时的革命的恐怖与黑暗”，写出了“新生与恶腐的对抗，写出了新生的牺牲与恶腐的顽固”，“写出了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对阶级意识不独淡化且相当模糊，对革命更不是一味歌颂”；他们主张个性自由与创作自由，“这种自由是不被任何政治所凌驾的”；他们不认同“革命后思想趋于单一与禁锢”；而其艺术手法“为当时苏俄的散文的叙事文学吹来了新风”；他们的讽刺幽默，是对“人性恶的一面的深究”，“亦可视为对斯拉夫民族性格的批判”；他们“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作品读起来自然、流畅”，它们是“非革命的”，但“它的生命，是在照着所能写的写：真实”；“其表现社会生活‘并无偏倚’”，他们“能以洗练的技术制胜”，“内容和技术，都很精湛”“非常卓拔”。

这里评介的是鲁迅对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论述，也显示了鲁迅的思想境界和文学―文化胸襟，那是广阔、博大、深邃、精到的哲人大师和文化伟人的海洋一样的胸怀。

罗曼・罗兰说过：“从来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和检查自己。”我们也可以说，鲁迅是在读同路人文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和检查自己。他所赞同和推介的是他自己所愿意和意欲去做的；他所批判和有保留的是他所要预防和摈弃的。所以，李春林的比较研究，实际上扩大和深化了“鲁迅诠释”，也补充和增加了鲁迅学的内涵。

关于鲁迅与苏联同路人文学，李春林还特别指出了两点，一是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欣赏、翻译和推介，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依旧未变；二是鲁迅特别指出苏联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宽严变化，决定了同路人以至苏联文学的兴与衰。指出这样两点的重要意义在于，这说明鲁迅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此前，已经接受了广泛的中西文化，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积淀，他是具有广阔丰富的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前识”和“前设”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大家，马克思主义成为他的基本指导思想，但不能完全囊括他的思想天地和境界，而只能使他的思想更扩大深邃，能够容纳众多的进步的人类思想资源。同时，也还表现出鲁迅具有一种宽广深邃的文化胸怀，他拥护赞同宽容的文化战略和政策。这还使我想起对谩骂、否定鲁迅的人们说辞的有力回答。有人攻击鲁迅“左”，现在这种批判日见趋重，而李春林揭示的事实却是鲁迅对“左”的文艺政策和思想的严厉批判与实际抵制，其情状，李春林甚至用了“叹息”特别是“愤懑”来表达；而有的人谩骂鲁迅是“流氓文风”，那就请看一看李文中所引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译介评语，那种规范、达意、深沉、流丽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难道有一丝丝流氓文风的痕迹吗？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李春林突出的表现和贡献是对于意识流文学和艺术手法的研究与评论。他对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意识流的出现和表现，略带调侃地称为“东方的狡黠”。这种狡黠表现在：“从善于折中，善于偷换概念，善于渗透，善于同化，善于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等中获取生命力。”他以此评论道：在新时期中国作家把目光投向西方意识流时，使用这几个“善于”，改造了西方意识流，也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学，“并形成了‘东方意识流’文学。”这是一个准确概括了当代中国文学一种现象，并具有理论意义的论断。他还以在这方面有独特和突出奉献的王蒙及其创作为例，列举了他的“东方意识流”式的6个方面的运用也是创造。这是李春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学术奉献，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这也是他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又一领域，也是又一创获。

李春林将此文集命名为《跋涉于文学高地》，我读后感觉内涵丰富、学术成果层次颇高，故加以“‘跋涉’的‘高地’创获”续而合之，以为题，略述读后感想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