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性的专制统治:现代公共生活危机的另一种解读
公共人的衰落，[美]理查德・桑内特著，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从西方到中国，“公共性”始终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于尔根・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理查德・桑内特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的三种不同学派。阿伦特相信曾有一个超越必然性的纯粹公共领域的存在，其中所有市民都能够平等对话。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是超越个体经济利益的交往理性构成的，行为者通过相互沟通实现行为的协调一致，克服经济利益的分化。哈贝马斯关注公共生活的物质基础，阿伦特则强调公共生活的政治意义，他们把公共性当成抽象的领域，但却远离了城市这一公共性产生和变异的历史场景。
与他们不同，理查德・桑内特对公共性的考察，更多聚焦于城市的日常生活。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桑内特从“视觉导向”切入，通过对城市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细致描摹，凸显了城市实体空间中人们的活动、交往、展示及其具有的公共意义。其对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的强调，弥补了哈贝马斯和阿伦特的不足之处。桑内特曾评价说，自己和格尔茨、戈夫曼的研究代表着公共领域的第二条路径，即“世界剧场”的思路。这条路径把理性话题搁置一边，关注人们如何与不认识的人进行充满感情的交流。他从西方城市的具体场景出发，研究公共角色的历史变化，理解西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此消彼长。
一
桑内特从观众、信念规则、公共领域和表达四个方面，探究公共生活和公共表演的关系。大都会兴起后，各个不同而且复杂的社会群体发生联系。在当时的伦敦和巴黎，城市的增长带来了如何与陌生人共处的问题。人们不再相信其他人的原籍、家庭背景或者职业等“自然的”、常见的身份标签。于是，他们借用一套在戏院和日常生活中都发挥作用的信念系统，使得社会交往变得有意义。在这一信念中，身体被当成服装模特；话语被当成标志而不是符号。身体是服装模特，通过清晰地标明人们的身份，服装的款式给了街头一种规范和秩序。话语是标志，人们只关注话语本身的意义，而不去注意说话的场合或者说话的人。视觉和言语的原则共同形成了公共表达的定义：公共表达是反符号的。
当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非常清楚。在公共领域，社会秩序的问题通过标志的创造得到了解决；在私人领域，抚育的问题通过对先验的遵守得到了解决。统治公共领域的情感是主动的和造作的；统治私人领域的情感是克制的和反造作的。公共领域等于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私人领域等于自然，是人类的约束。那时生活在公共领域中的人是公共演员。他们的表达，是情感表述而非情感呈现。他们仅仅复述“我”的所见、所感和所遇，而无须对经验进行过滤、修改和伪造。特意装出一些姿态或者编排一些场景反而会显得比较虚假。这时表达有着重要的社会属性。在一个作为情感表述的表达系统中，人在公共领域有一个演员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让他和别人产生出一种社会纽带。
二
到了19世纪后期，封建制度的衰落，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世俗的城市文化形成，使得共同生活结构发生了内在的变化。18世纪人们发展出的陌生人之间有意义的公共生活模式，在19世纪被改变得面目全非，公共生活变得神秘化和私人化。人格开始被认为是由外表创造出来的，能够通过关于过去的自我意识得到控制，人们只有在精神异常的情况下才会自发地表达情感。这些关于人格的新定义被用于理解作为各种人格的总和的社会本身。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格进入了城市的公共领域。人们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则必须得知他身上最为具体的层次――包括衣服的、言谈的和行为的细节。19世纪的人格有三种构成要素：情感与外表的统
一、关于情感的自我意识和作为异常情况的自发情感。这种人格的根源是一种新的世俗信念，先验的自然被内在感觉和直接事实所取代。由于人格对社会的这种侵入，以及人格和工业资本主义在公共领域的交叠，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与公共文化的新环境有关的心态：性格的不自觉揭露的恐惧、公共想象和私人想象的叠加、防卫性的情感退缩和与日俱增的被动性。由于人们能够相信的现实本身转变为他们能够直接体验到的东西，一种和内在性有关的恐惧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当人格进入公共领域后，社会上出现了两类公共人。少数人继续在公共场合主动地表达他们自己，延续了古代政制时期的想象，即认为凡人皆是演员。不过此时这些主动的少数人把在公共场合的表演变成了自己的职业，他们变成了演技精湛的演员。另外一类公共人就是观众。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决心不如观察它的决心大。观众对自己的情感并不确定，而且坚信无论这些情感是什么，它们会不受他的控制而完全表现出来。和古代政制时期的先辈不同，他对公共生活的投入并非他的社会身份，而是他的人格。
此时，公共表达的系统变成了个人表述的系统。作为交易，人们彼此揭示各自内心情感，使得原本陌生人之间的共同的价值观消失，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沉浸在内心世界和家庭生活里，不愿意与陌生人交流，而只是穿行在他们之中，公共行为变成了一种仅仅供应与观看的举动，人们不再通过社会的交往，而是通过观察来了解公共领域。保持沉默，成为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唯一方式，人们也渐渐失去在公共空间进行交流和表达的能力，现代公共领域也由此发生了本质改变，变成一个人们相互看见却又彼此隔离的领域。
三
桑内特与阿伦特、哈贝马斯一样，关注公共性的隐退，不过，三人的观点迥然有异。阿伦特把近代社会看作古代限制在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自近代以来扩张至公共领域的产物。伴随着受制于生命必然性的社会领域在现代出现，私有财产从私人关心的内容转变为公众关心的内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模糊了。社会伪装成一个财产所有人的组织进入公共领域。财产所有人不是因为富裕了要求进入公共领域，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公共领域的保护以积累更多的财富。由此，劳动和家庭被纳入公共生活中，这既破坏了私人领域的私密性，也侵害了公共领域的政治性，使人的行动转变为平均化和同质化的行为。 阿伦特那儿消解了公共和私人界限的近代社会领域，恰恰类似哈贝马斯基于必然性基础上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借助公共领域这一利器才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并实现了自身的解放。理想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张力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然而，经历了短暂的发展之后，随着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这一基础被破坏。公共领域的理性光环黯然褪去，转型成为再次封建化的“伪公共牢笼”。
桑内特认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恋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结果。当世俗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社会中涌现时，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是平衡的，公共生活是人们能够投入某种情感的非人格领域。而私人生活是人们能够投入另一种理查德・桑内特情感的个人领域。人性是先天的，是在生活经验中被揭示出来的，而不是在生活经验中被创造出来的。到了19世纪，世俗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出新的形式，人类逐渐不再认为性格是与生俱来的，而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性格的创造者，这带来了他们对人格事物的极大关注和投入与日俱增。每个人的自我变成他首要的负担，认识自我变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而不是手段（第4页）。
自我这种危险力量开始逐渐定义社会关系。它变成了一种社会规则。非人格意义和非人格行动的公共领域开始式微。亲密性在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取得了专制地位。它诱惑而不是强迫人们相信，有一种真理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亲密性的专制统治”导致了公共生活的衰落。现代人没有能力想象一些能够唤起人类情感的社会关系。“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行动，并且只通过让步、适应和调节来控制他们的行为”（第48页）。“社会表达”不再是自我情感向他人的真实呈现，而是自我情感向他人的表述。
四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推动下，人类社会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学者们发展出各种现代性理论对此进行解析。滕尼斯认为，社会是暂时和表面的共同生活，而共同体才是持久和真正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内部联系紧密的群体，而社会不过是松散的人为的联合。杜尔凯姆则认为现代性导致了人类社会变迁趋势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则忧虑城市现代性带来的情感疏离和道德滑坡，试图找到方法重建社会秩序。在这些理论家的论述中，城市被当作没有人情味的地方，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现代性的危机被简化为非人格、异化和冷漠带来的后果。
于是，亲密性成为解决现代性危机的迷思――人们普遍期望从自己和他人的亲密体验和温暖体验中发展出个体人格。人们觉得，全部种类的社会关系越是接近每个人内在的心理需求，就越是真实的、可以信赖的和真诚的。这种亲密性的意识形态给社会定义了一种没有上帝的人道主义精神：温暖、亲密就是我们的上帝。学者们也希望在冷漠的城市中重建有着共同情感的共同体。桑内特讲述的西方公共文化的盛衰史，为我们理解现代公共生活的危机提供了意外的视角。在他看来，正是由于现代城市缺乏一种强大的非人格文化，人们才会热衷于相互揭露亲密性情感。城市本身是非人格生活的空间，是一个熔炉，在其中我们能够通过社会交往遇见各种人，认识到各种利益，感受到各种体验。其中人们就算没有想了解其他人的冲动，也会觉得和其他人的交往是有意义的。人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应付一种体验的差异性，并从这种差异性中汲取养分，这才是真正文明的生活方式。而对亲密事物的迷恋，恰恰是不文明社会的标志。和西美尔和本雅明类似，桑内特认为现代性城市本质是异质性和多元的，人们无须拥有成为相同人物的冲动也能够共同行动。
西方人曾依靠游戏精神打破禁欲，走出中世纪；到了桑内特这里，西方人又用自恋精神打败游戏精神，自觉地重返中世纪。这导致了公共人的衰落。许多学者渴望在现代社会中恢复的亲密性，在桑内特看来，这恰恰是造成现代公共生活危机的原因，是对城市的错误理解。在他看来，认为城市缺乏人情味的观点在社会中越是流行，人们就越会心安理得地破坏城市性的本质。不过，桑内特依旧表达了对城市生活的乐观态度。在他看来，在人类文明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城市一直是积极生活的中心，是非人格行动的公共场所。今天城市社会亲密性的专制统治，不过是城市文明进入了休眠状态而已。他呼唤人们走出自我主义，对抗亲密性的专制统治，真正恢复当代城市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