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朱铸剪边“对文钱”铜子范

东汉末年，战乱不已，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商品交易留滞不前。是时盗铸、私铸盛行，尤其是剪凿钱开始大量出现，从而派生出所谓的“剪边钱”和“环钱”。也就是将一枚完整的五铢钱沿文字中分周边凿开，使圆钱部分的文字只剩一半，谓之“剪边钱”或“对文钱”；而另一半文字则留在圆圈上，被称之为“环钱”，这样就可以把一枚钱分而为二，当作两枚钱来行用。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说是当时货币发行泛滥及大幅贬值的结果。其后，随着民间交易时对这类钱的认可和接受，取巧者已不再对完整的钱币进行磨滤取铜或剪凿使用，而是直接铸剪边“对文钱”以节省铜料。这种铸钱作为一种货币形态存在，皆因其大小、轻重更适合于当时流通领域的需求，以致成为后来普遍采用的特殊铸钱模式。

据史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罢废五铢钱流通，熔毁长安铜人改铸小钱，自此始开币制之乱。《后汉书・董卓列传》：“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jù）、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从出土实物看，董卓所铸小钱大多粗陋不堪，钱文漫漶或无文字、无轮廓，且劣小轻薄，故民不受用。

西晋统一后，有了暂短的社会安定，虽说生产力和经济得以初步恢复，但并未铸钱，仍在沿用前朝旧钱。“五胡乱华”后，兵祸不断，西晋亡。晋室东迁江南，中原政权和经济结构也随之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进入长江流域。《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东晋初，“钱不善用”（《宋书・何尚之传》），还是继续使用前朝旧钱，且大小钱一并流通。所谓的大者“比轮”，即为三国时东吴铸造的大泉五百、当千等虚值大钱，而中者“四文”，或可指类似于蜀汉直百五铢大小的钱币。小钱则为吴兴沈充所铸面文省去金字旁的“五朱”钱，被称之为“沈郎钱”。其钱文字浅平，纤细瘦弱；面背多有外廓，背面穿口有内郭，亦有背平素者，由于含铅锡量较高，铜色多发青白，故有“沈郎青钱”之说。

对于省去金字旁的“五朱”钱来说，这不只是从沈充开始铸造，其实东汉末年所铸的“对文钱”，以及“压五压铢”的曹魏五铢钱，应是这类钱的前奏。其钱体边缘多无外廓，正面皆无穿郭而背有内郭，且穿口较大，文字草率，或为传形，可以说这类“五朱”钱早在汉魏时期就有出现。在近年来发掘出土的汉魏墓葬中时有发现，如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河南洛阳西晋钱币窖藏等处，都有这种铸剪边“对文钱”的出土。前贤图谱中也多有这类钱的载述；陈介祺《斋吉金录》、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中亦有这类钱范的拓片刊载，昔被归入金石类。

此套铸剪边“对文钱”铜子范正背范各一件（见图），均为长条形，通长180毫米，宽80毫米。其早年出土于河南洛阳，为老生坑传世品，保存完好，系前谱未载之物。从形制上看，其正面范首端呈大委角形状，中间位置主浇道口呈喇叭状，主浇道两侧各有阴文钱模两排，每排各9枚，共计36枚。钱模之间以斜度错落的分支浇道相连，范面上下有3个凸起的定位榫块；钱模直径小、穿口大，中心凸起部位留有划范时的定位小孔；钱文“五朱”字体只有一半，铸成后犹如剪边钱。其背面范钱模数目及榫孔位置与正面范刚好对应，以策合范无误。唯钱模无外廓，只有阴刻广穿内郭，此模式合范后的铸钱边缘，会因透气性问题产生溢铜范线。其正背范反面上端左右各镌有阴文“九”字，以便操作时匹配使用。按此数字排序来说，这类铜子范的制作必有数量，恐非民间私铸、盗铸所能及，似应属官府作坊所为。值得关注的是，一般所见五朱铸剪边“对文钱”钱范大多为盒形阳文铜范母，使用时需打制陶泥子范方可进行叠铸；而此套阴文铜子范则可涂以脱模剂后直接浇铸，省工省时，节约成本，且可多次使用。

从出土实物和历史资料上看，五朱铸剪边“对文钱”铜范多出自河南各地，这是否与其所处的地域特色有关？此又或许是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群雄逐鹿中原的结果，或更应归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形态的一种表现。综观其形制和时代特征，颇具魏晋小钱风范，但要准确地去断代，则因史料阙如，不好揣测判定，然其殆为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所铸似当无疑。目前，这套完整无缺的铜子范相当罕见，弥足珍贵，是研究考证铸剪边“对文钱”铸时、铸地、铸主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