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创作
摘 要： 五四时期，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上有了全面的变革。其中，胡适对白话新诗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本论文从背景中思考白话新诗产生的原因，在成果及意义上探索五四诗歌革命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价值，以期对白话新诗的产生及胡适的诗歌贡献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 胡适 诗论 白话新诗
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1]，胡适直接参与了中国新诗运动的进程，引领了中国现代诗歌走向，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应运而生的中国新诗
诗歌是我国文化的瑰宝。然而至清中叶，很多诗派“只在形式技巧或风格流派上彼此模拟，始终找不到正路”[2]。晚清时期，黄遵宪倡导“我手写吾口”、以“流俗语”入诗，“言文合一”，倡导具有时代风貌的新诗歌，“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3]梁启超的《新民说》提倡启蒙、批判，促进了近代注重社会性和政治功利性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诗歌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诗界革命”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为胡适等人的诗论及创作提供了条件。
二、纲领式的中国现代诗论
1916年，胡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诗学观念。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事”，体现了胡适对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的要求，成为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1919年，胡适提出“诗体大解放”，指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4]，主张“语气自然，用字和谐”以打破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破除传统诗歌清规戒律对诗情的束缚。以胡适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结合文学革命对新文学的要求系统地提出了新诗论，是对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和艰辛探索。
改变旧文学的弊病，是胡适诗论的着眼点。《文学改良刍议》在提出“一曰言之有物”之观点后，随后指出，“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5]是文学衰微之大因。用典“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愿意”，是“躲懒藏拙之计”;对仗的骈文、律诗因“束缚人之自由”而“佳作终鲜”[6]。缺少思想及情感的文学就像无灵魂无脑筋美人，是实不可取的。晚清的诗界革命为中国诗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但“新民”的要求下，诗歌附属于民族、国家话语，并没有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使命。扩大诗歌反映面，将实地的观察与个人经验相结合，内容及形式上真实精准、细腻婉转而淋漓尽致地反映时代精神的诗歌成为胡适等人努力的方向。
文学的进化观念为胡适诗论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7]。由此胡适提出了“不模仿古人”的文学要求。旧文学是脱离时代风貌的“假文学”，是没有生命的“死文学”，用白话表现新时代的“真文学”和“活文学”才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诗歌。
胡适的诗论集合了中国传统自由诗论的精华，并将其系统化。“八事”中除了“须讲求文法”以外，王充、袁宏道到清末的黄遵宪都提过类似看法，例如袁宏道就主张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但各方观点散见各处，未综合整理。胡适辨证地汲取了古代文论的精华，吸收黄遵宪的“我诗写吾口”观点的同时，又指出文学革命的第一步是文字问题的解决，“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才是真正的“诗体大解放”[8]，改变了“诗界革命”重内容轻形式的文学主张，将形式的真正变革作为表现新文学可能性的第一步，为新诗的实践做了文学形式上的准备。
西方诗歌理论和创作对胡适诗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如果我们真要研究文学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9]。胡适不仅重其创作，也积极借鉴西方的文学艺术技巧。受欧美诗坛注重具体意向的主张，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扑人的影相”[10]的“新诗”。当然，胡适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艺术技巧，而是借其具体意向来摆脱诗歌格律的束缚，以达到诗的“散文化”目的。
三、胡适诗论下的新诗作品
四、“五四”诗歌革命的意义
在胡适等“五四”诗人的自觉追求及艰辛探索下，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上进行了全面的变革。白话替代文言成为中国新诗歌的正宗，出现了鲁迅的《他》、胡适的《人力车夫》、周作人的《小河》、康白情的《草儿》等成功的白话诗作。白话新诗冲破了五七言等旧体诗的束缚，在诗体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尝试，涌现了自由体、无韵诗、民歌诗体等多种白话新诗体。刘半农的《扬鞭集》以自由体为主要形式，也有新格律体、散文体等。白话新诗采用诗的自然音节，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限制。周作人的《两个扫雪人》里，平常生活的自然梳理结合诗句固有的轻重高下的节奏，自然流畅。《尝试集》中的蝴蝶、鸽子、老鸭，《扬鞭集》中的落叶、大风、老牛等，诗人们用具体的意象，现代的韵律或诗歌自然的韵律，传达五四时代精神的诗情诗意。初期的白话新诗虽然在新旧转型中“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12]，艺术上有非诗化、大白话、散文化的倾向，但敢于说真话、道真情，内容上开始关注社会现象及下层人民，突破了古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题材，形式上突破了旧体诗的格律束缚，为转变文学观念，做了文学形式上的准备。
参考文献：
[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5.
[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四）[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转引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5][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夏晓虹.胡适论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6][9]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夏晓虹.胡适论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