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的异称理据
摘 要： 从秦汉到明清，芋头一直是重要的辅助性粮食作物，因而在历代文献中出现了一系列异称。本文以《王祯农书》为基本材料，对“芋”在历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追根溯源，从不同时期的认识水平、认识角度和地域方言差异等方面探究这些异称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芋 异称 理据性
芋头是我国的原产作物，因其产量高、耐干旱、耐贮存的特点，在古代常用来“助谷食之不及”、“度饥馑度凶年”，秦汉时期成为最重要的辅助性粮食作物。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有关芋的记载，《管子・轻重甲篇》中说：“春日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可见芋的地位不亚于麦、麻。汉代，随着其它粮食作物的大量种植，芋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在救饥备荒方面仍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古人重视芋头的种植，西汉《胜之书》介绍了种芋的六种方法，西晋张华《博物志》提到了适宜芋头生长的土壤状况“五土所宜：黄白宜种禾，黑坟宜种黍，苍赤宜菽芋，则但言其色而质不详识。”综合性农书，如：北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农书》、明代《农政全书》、清代《授时通考》等介绍得更加详细。明代出现了关于芋的专著，如：杨德周的《澹圃芋记》，多是搜罗历代关于芋的介绍加以整理;明中期吴中学者黄省曾的《种芋法》（又叫《芋经》）对芋进行系统整理和全面论述，并对芋的品种和栽种方法进行补充。此外，《肘后备急方》、《外台秘要方》、《证类本草》等方剂、医药著作主要是针对芋医药方面的价值进行论述。
历代文献中，芋头出现了不同的名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同物异称现象，例如：《王祯农书》卷2“芋”：“芋，一名土芝，齐人曰莒，蜀呼为‘蹲鸱’。在在有之，蜀汉为最。”这些异称包含丰富的语言学信息，横向而言，我国地域广袤，方言复杂，不同地区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角度不同，结合当时当地的方言词汇、语音等，同一事物也就有了不同的名称。纵向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水平逐渐提高，对事物的了解更全面更具体，就会出现不同于已有角度的认识视角，相应的就出现了不同的称呼。本文以《王祯农书》为基本材料，对“芋”在历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追根溯源，从不同时期的认识水平、认识角度和地域方言差异等方面探究“芋”出现异称的原因。①
一般而言，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先秦两汉时期，农作物种类相对较少，分类较为简单，人们对农作物的认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抓住事物呈现的最为直观的外形特点来命名。
芋主要就是因其巨大的根实特点而得名，《说文解字・部》云：“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芋也。”徐锴注：“芋犹言吁”，即芋、吁意义相同。段注：“《口部》：‘吁，惊也。’毛传：‘吁，大也。’”《诗・小雅・斯干》：“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毛传：“芋，大也。”《方言》卷13：“芋，大也。”可见芋、吁在上古汉语中常常表示大的意思，加以引申，凡于声字多训大。因此，芋的本义是大，最初来源于它叶大根实的外形特点，我们可以认为芋是这种块茎类植物的本名（至少是本名之一），后世文献中的各种称呼可以看作是别名。
西汉时称芋为“芋魁”，东汉时称为“芋渠”，都是因根实巨大而得名。《说文解字》曰：“魁，羹斗也，魁头大而柄。”段注：“毛传曰：‘大斗三尺是也。’引申之，凡物大皆曰魁。”可见，魁的本义是一种比较大的类似汤勺一样的器皿，常用义“大”是从本义大汤勺引申出来的。现代汉语中“魁”依然保留有“高大”义，如：魁梧、魁伟。渠，《说文解字》曰：“水所居也。”也就是说，渠本义指有水的地方。《尚书・胤征》：“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晋・孔安国传：“渠，大。魁，帅也。”唐・孔颖达疏：“‘歼厥渠魁’，谓灭其元首，故以渠为大，魁为帅，史传因此谓贼之首领为渠帅。”这说明春秋时期“渠”就有大的意思。由此可见“芋”“魁”“渠”都有大的意思，组合在一起，“芋”主要指称这种叶大根实的作物，“魁”“渠”更多的是指示芋外形大的特点，都是从外形角度命名芋的。罗愿《尔雅翼》“芋之大者前汉谓之芋魁，后汉书谓之芋渠，渠、魁皆言大也。”这一句话既能说明“魁”“渠”有大的意思，又能体现时代因素对事物命名的影响。
语言会受地域方言差异的影响，就芋而言，不同地区的人对芋的称呼是有差异的。《王祯农书》：“芋，齐人曰莒，蜀呼为蹲鸱。”齐，即现在的山东临淄一带。《说文解字》曰：“齐谓为莒。”古“”直音同“芋”。可见当时临淄地区的人们把芋叫“莒”。芋、莒读音相近，受地域方言的影响，“芋”在临淄地区的百姓看来就读“莒”，只不过是借用“莒”这个汉字来记音，这是一种音转现象。元・唐慎微《证类本草・芋》中说“陶云：种芋三年，不采成莒。二音相近，盖南北之呼不同耳。”陶隐居认为芋头成熟后不采挖，连生了三年的叫莒，现在山东某些地方还把芋头叫莒。这是地域方言差异造成的异称。西汉时蜀地百姓称呼芋为“蹲鸱”。《史记・货殖列传》：“卓氏之先曰：‘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唐张守节《正义》中解释说：“蹲鸱，芋也。”鸱是一种体型较大，某些时候会以啄食米粒为食的鸟。因为土壤肥美，川蜀地区的芋形圆而大，从外形看像蹲坐啄米粒的鸱鸢。因此，川蜀地区的劳动人民根据芋的这一外形特点加以联想和类比，把芋比作蹲鸱，形象易记，体现人们给事物再命名时首先选取表象、显性特征的特点。
中古时期的汉语文献对芋的称呼多沿用上古说法，其中芋魁、芋的叫法最为普遍。唐代时文人诗作中出现“黄独”的说法。《通雅》卷41：“黄山谷曰：‘老杜诗‘黄独无苗，山雪盛。’黄独者，芋魁小者耳。’”可见，小的芋头又叫黄独。独有单独、单个的意思，大芋头周围会旁生出一个一个的小芋头，这些小芋头中，少数会相连，大部分则是单独生长的，所以才会称为“独”。“黄”是指芋外皮呈现黄色或黄褐色的色泽特点。除了外形，人们开始关注到芋呈现的色泽特点，这是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认识角度的扩展。 随着人们对农作物认识的逐步深化，以及农作物本身呈现出的丰富多样的特征，芋在近代汉语文献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异称，这些异称大多是从不同于已有角度的视角重新命名芋这一农作物的，或从功能，或从生长环境，或类比某种抽象关系，或从地域差异、方言习惯等。
芋，又叫“土芝”，宋・陈叔方《颍川语小》卷下：“《本草》中……芋曰土芝。”元代王祯、明代徐光启在其农业著作中（《农政全书》）也都提到“芋，一名土芝”，一些地方通志中也提到这个说法，《陕西通志》引《洋县志》：“芋，一名土芝，一名蹲鸱。”但都没有提及“芋”又名“土芝”的原因。郑恢《事物异名分类词典》引宋代林洪《山家清洪・土芝丹》“芋之大者名土芝”。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有疑义，宋代罗愿在《尔雅翼・● 》中说“夫物英华之美者莫如芝，故莲曰水芝，芋曰土芝，蜜曰众口芝，薤曰菜芝”，这说明人们把芋看作是像灵芝一样价值高的东西，所以命名土芝。人们之所以把“芋”比作“灵芝”，笔者认为原因有三：第一，芋是一种重要的辅助性粮食作物，灾荒年代可以充当主粮救饥保命。上文《史记・货殖列传》中“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蹲鸱就是芋头，芋头容易种植，产量也比较高，所以附近的百姓“至死不饥”。晋・左思在《三都赋》中说“徇蹲 之沃，则以为济世阳丸是也”元・唐慎微《证类本草》：“彼人莳之，最盛可以当粮食而度饥年。”这都说明在收成不好、谷物不济的年岁，芋足以充当粮食充饥保命。第二：蒸煮之后的芋味道好，松软细腻老少咸宜，非常适合食用。宋代大诗人陆游平生尤其喜欢吃芋头，曾作诗称赞“食常羹芋已忘肉，年迫盖棺犹爱书”、“烹栗煨芋魁，味美敌熊蹯”，认为芋头比肉和熊掌还要味美，足见其对芋头的钟爱。清代《授时通考》也写到芋适宜食用，营养价值高，“味甘，蒸煮任意，湿纸包，火煨过，熟，乘热之，则松而腻，益气充饥，亦可为。”即使当下依然有很多美食用到芋头，例如：芋头焖鸡，台湾芋圆、虾仁芋头羹等等。由此可见，即使非饥荒年岁，芋也是一种非常适合食用，营养价值高，颇受人们喜爱的农作物。第三：芋还有一定的医药价值，能够舒缓治疗某些疾病，能够调中补虚，适量食用有助于保持身体康健。《证类本草》：“芋叶冷无毒，除烦，止泻，疗妊孕心烦迷闷，胎动不安。”可见芋头叶子有宁神、止腹泻的作用，特别是对安胎很有益处。明代《普济方》则说芋能够“主治宽肠胃，充肌肤，滑中”，说明芋头能调理肠胃，使皮肤充实饱满。《本草纲目・芋》：“冷啖疗烦热、止渴，令人肥白，开胃，通肠，破宿血，去死肌，和鱼煮食甚下气，调中补虚。”这说明芋有滋补的功效。方剂、药草专著的记载足以显示芋有除病祛灾、调理滋补身体的功效，这也增加了人们对芋的重视程度。综上三点，灾荒年岁，芋作为粮食能救济保命;芋本身味道好，适宜食用;芋有一定的医药价值，能调理身体，所以人们把“芋”比作灵芝也就可以理解了。另外，芋头多数生长在地下土壤中，生长环境特点作为限定成分用在了再命名中，就像莲又叫水芝，“水”是莲生长环境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把“芋”称呼为“土芝”并非像林洪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外形大，而是人们侧重它的实用性特质和生长环境特点。
个头小的芋头，又叫“土卵”、“土豆”，“土”指旱芋长于土壤中的生长环境特点，“卵”和“豆”是指其外部特征，《授时通考》：“《本草》：‘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卵，肉白皮黄。’”“卵”是说芋的根部圆圆的像卵，“豆”指芋的叶子像大豆叶子，所以根据芋头根和叶的特点，人们就把小芋头叫土卵、土豆。又有宋・江少虞《事实类苑》：“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江东谓之土豆，余求之江西谓之土卵，煮食之。”芋在江东、江西两个地方的不同称呼充分说明两地百姓对芋认识角度的差别：江东地区的百姓更侧重芋头叶子的特点，大部分人叫其“土豆”;江西地区的百姓侧重根部特点的多一些叫“土卵”。
明代时，芋出现一种口语化极强的异称，即“芋头”。徐光启《农政全书》卷58：“芋苗：《本草》一名土芝，俗呼芋头。”“芋”作为词根承担了整个词的主要意义，“头”与“木头、石头、砖头”中的“头”作用相同，是词缀语素，没有实际意义。“芋头”不仅口语化强而且流行范围很广，时至今日很多地方依然称呼芋头。
清代时，芋又有“芋母”、“芋艿”的说法，与“芋子”相对，把个头大的芋看作母亲，周围相连的小芋看作由母亲衍生的后代，这是在实物的基础上，联系事物的相似性，类比人类血缘关系给芋命名。清・俞樾《茶香室续钞・芋母》：“国朝施可斋《闽杂记》云：‘闽人称芋大者曰芋母，小者为芋子。’……吾乡称为芋艿，当为芋奶之误，奶即字，俗称母为奶，芋奶亦犹母子之义。因芋字从草，并改奶作艿耳。”这段话表明芋在重新命名时类比了人类的血缘关系。除此还体现出地域差异对事物异称的影响：清代，福建一带把大的芋头称为芋母，小的称为芋子;俞樾乃浙江德清人，他的家乡浙江一带则把芋头称为芋艿，艿就是奶，当时的方言把妈妈称为“奶”，又加了个草头，明确芋头的意义类属。给个头大的芋头命名时，虽然都类比人类的血缘关系，但福建称为“芋母”，浙江称为“芋艿”，这与当时当地的方言习惯是分不开的。
芋头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历代文献中出现了各种名称，这些异称呈现出较明显的理据性：先秦两汉文献中的“芋”、“芋魁”、“芋渠”、“蹲鸱”是依据芋头呈现的最直观的外形特点而形成的异称，“莒”则是“芋”在方言中的音转。随着对芋认识的逐步加深，中古近代汉语文献中出现了着眼于芋头多方面多角度的异称，像：根据芋头外皮黄褐色的色泽特点和多数单独生长的特点，被称为“黄独”;着眼于芋头实用价值高的特点，被称为“土芝”;综合芋头生长环境、叶子特点、根部特点等几个方面的因素，芋头又称为“土卵”、“土豆”;还有的异称是模拟某种抽象关系，“芋母”“芋艿”就是类比人类血缘关系命名的。当然这些异称会伴有不同地域人们认识角度、方言习惯的影响，江东一带的百姓从芋生长环境和叶子特点角度称小芋头为“土豆”，江西的人们更侧重根部特点叫“土卵”;大的芋头福建一带叫“芋母”，而浙江一带的方言称母亲为奶，因此大芋头被称为“芋艿”。
总而言之，芋头的各个异称蕴含着人们认识水平的阶段性、认识角度的多面性、方言地域性等语言学信息，对这些异称的形成理据性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方面为其他农业事物异称命名理据的考察提供线索，另一方面从农业文献角度研究汉语词汇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领域和视角，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汉语词汇自身的演变规律。
注释：
①本文主要讨论芋广义上的不同叫法，不考虑芋的不同品种的名称，像君子芋、青芋、连禅芋、野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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