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时代“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材质表现母题研究

【摘要】夏时代最具艺术价值的当数玉材质与青铜材质相结合所创制的“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考古界目前命名为“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它不仅在艺术构思上、创制技术上以及艺术表现母题上承继了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还揭开了夏时代新材料所生产的生产生活器具的序幕，以及开辟了青铜时代的到来。据目前考古研究表明，我们所发掘发现的“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存世量仅16件左右，中国有7件，国外有9件。这些“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遗存的艺术特征明显，艺术心理学特征表现突出。

【关键词】夏时代 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 艺术心理学 材质表现 母题研究

一、国内关于“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论著论述

国内关于“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论著论述很多，但主要就“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分类、年代、寓意、发展及其传播等问题谈及很多，而对其在艺术创造的艺术心理学问题上基本没有涉及。尤其是材质表现主题方面，即艺术家主要是使用青铜材质表现艺术形象还是使用绿松石表现艺术形象问题，更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王金秋在其《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一文中，从造型、纹饰、镶嵌工艺等角度对“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进行了论证，并指出，二里头出土铜牌饰是第一次以“兽面”为表现母题的青铜饰品，并且这种“兽面”纹饰为商周青铜器的创制与发展开了先河;陆思贤在其《二里头遗址出土饰牌纹饰解读》一文中，主要以占卜学与星相学为依据，对“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纹饰进行解读，他认为：“狐面纹饰牌，本于夏代对尾宿星座的观察与交会男女;熊面纹饰牌，源于黄帝、鲧、禹对北斗星座的星占;鳞体兽面饰牌，是龙兽合体纹饰。”这个观点似乎有点牵强，因为在史前社会中国天文学还没有发展到如此精确程度，而且人的生殖与星座的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王青、李慧竹的《国外所藏五件镶嵌铜牌饰的初步认识》一书中论述：国内存7件，分别是二里头3件、广汉三星堆2件、广汉高骈1件、甘肃天水1件，国外存9件，并谈及到青铜铸件构成框架问题，但未谈及艺术形象表现问题，总体上对目前发掘发现“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的数量、分布以及特征功用等作了初步探讨;王青在其《镶嵌铜牌饰的寓意诸问题再研究》一文中，主要在李学勤研究的基础上就铜牌饰的分类、年代和寓意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张天恩在《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一文中，就天水地区出土铜牌饰在夏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可能已存在着文化交流、传播等方面的联系进行了探讨;李学勤先生在《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一文中，对铜牌饰分类、年代、寓意问题进行了详细阐释，又在其《从一件新材料看广汉铜牌饰》一文中，就铜牌饰的流源问题进行了论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队分别在《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1984年秋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一文中，就铜牌饰发掘流程及出土文物分类、年代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记述;朱凤瀚在其《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对夏时代铜牌饰进行了简略概述;李学勤在其《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中，以图式介绍了流往海外的铜牌饰;杜金鹏在其《广汉三星堆出土商代铜牌饰浅说》一文中，就商代铜牌饰的发展问题与夏时代二里头铜牌饰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叶舒宪在其《二里头铜牌饰与夏代神话研究―再论“第四重证据”》一文中也做了详细论证。纵观这些论著论述，他们基本上是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论证，而不是或不完全是从艺术学的角度进行论证，有些学者从星相学或占卜学上进行论述，其结论实不可取。

二、表现母题的传承和发展

三、表现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夏时代艺术心理学特征物外化行为主要体现在传统玉器的继承和发扬，其社会功能还是以玉器为主体现统治阶级阶级意志和贵族社会地位，故“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是一个历史性的见证。而夏时代艺术心理学在艺术作品即青铜器的创制与使用上的表现更说明了艺术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于艺术家创制青铜器艺术产品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更为商周青铜器“兽面”母体的表现提供了翔实的物质依据和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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