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古诗之憾及原因研究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蔚为大观;诗歌题材广泛自然景物、边塞建功、怀乡离情，无所不包;手法上则移情于物、情景交融、托物言志，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手法;品味情感则给人以含蓄隽永、意境深远、深幽隐微、疏放旷达的余韵。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古典诗歌里少有内心真正的快乐，即使有也很勉强，一如陶渊明的反复出仕又归隐一般纠结烦恼。陶渊明虽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句，看似怡然自得、忘却外物，但终究难有真正持久的快乐幸福。大部分诗人都忧伤寂寞或愤懑不平，那些渴望建功立业的诗歌也都归于失望，因为苏轼、辛弃疾等人也的确没能如他们所渴望的那样建功立业。这些伟大诗人以写作诗歌为自己的情感出口，展现自己的生命欲求，张扬自己的生命形态，但是读者无法从古代骚人墨客的生命中看到强有力的生命形态而真正快乐起来，实在令人惋惜并深思。敢如是说并非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并非贬低中国古典诗歌的地位，只是希望从思考和探究的层面拓展我们对古典文学鉴赏的深度，也深化读者的阅读体验。诗人们写诗大多悲苦焦酸，其原因不能全归于社会黑暗、时代局限，我们应审慎思考中国古典诗歌之瑕及其原因。
一、小题材不够厚重，缺乏对人生真正深刻的关怀
中国古典诗歌多以简单场景、片刻感触为书写对象，对厚重的历史几乎没有涉及，至多在诗歌中谈论历史人物，如李清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历史人物项羽来抒发自己乱世漂流的心志情绪。即使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长恨歌》《琵琶行》等，诗歌的内容和题材也只局限于家事人情。《长恨歌》写的虽是大事，但对安史之乱的叙述极为模糊，仅一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就戛然而止，缺乏真实可靠的故事情节，而大篇幅的叙事则指向虚无缥缈的幻境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再会，对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转折的思考，只归因于汉皇重色思倾国，这一结论只是与大众所认为的红颜祸水略有不同而已。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有这一缺憾，与诗人缺少对历史的深刻关注和思考不无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瑜中之瑕，美中不足。
二、只关注现世，缺少超越，创造力缺失
受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影响，除屈原外，从汉代开始，诗人所言之志就定格在现世人生而缺少超越现实的思考，只关注脚下，不仰望星空。瞭望诗歌瀚海，只有屈原的《天问》不属此类。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开篇就对宇宙创造之初发问，对天地形成之初发问，具有超越现实而执著于真理的探究精神。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人类学、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但遗憾的是这种追问的精神传统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孔子就执著于好好地活在当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随遇而安固然好，但因之而失去了追寻理想、追求创新的精神则非常遗憾。 柳宗元鼓起勇气作《天对》回答屈原的《天问》，但一旦涉及天地万物，他就干脆不承认问题的存在，九重八柱都没有了，连大地也无尽头，所以柳宗元说不用去度量，因为大地无穷，就笼统回答以一切都是元气所为。对屈原追问气有象无形如何界定，柳宗元在《天对》中不仅什么也没能对答出来，还洋洋得意，矜夸不已。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诗人既能创作诗歌，又是科学爱好者甚至是科学家，比如张衡既是诗人又是天文学家，帕斯卡尔是散文家还是数学家，可见科学与文学并非泾渭分明，完全没有交集。但中国只张衡一人而已，中国古代诗人未能继承发扬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也得不到来自真理的更高启示，进而无法形成科学精神，致使诗歌停留在只关注现世今生的层面而无法超越。
宋代最为中国学人所推崇的诗人首推苏轼，他最有创造力，可是他的诗歌也难觅仰望星空、追寻理想的诗篇。以千古名篇《前赤壁赋》为例，以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来表达理想抱负，只继承了屈原以美人香草寄予美好理想的传统，但显得空虚无物，既非治国平天下，也非仰望星空进行超拔思考。面对浩渺深邃的星空没有追问，苏轼只有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吾与子之所共食的寡淡欲求，在政治上也缺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进取豪情。苏轼一生贯通儒、道、释三家思想，都没能产生出超拔的创造力欲求，后人对他旷达的评价可谓精准。而旷达一词的真正内涵则是空旷而达观，依然落在了无欲无求则无阻滞的境地，而无欲无求在理想的追寻上就是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创造力的同义词。
反观拜伦的《唐璜》，真可称得上是汪洋恣肆，演奏出了追寻自由幸福的欢歌。要说社会原因的话，中世纪的欧洲是绝对比中国的封建社会更压抑人的本性，况且宋朝一代对文人的宽松放纵可谓空前，都没能产生自由奔放的追寻理想的诗歌，实在令人遗憾。
三、重情感，轻理性，心无归依
其一，中国古典诗歌从抒情主旨的层面可以分为这样几类：怀才不遇，怀人不见，怀乡不回，怀古不再，山水田园之乐大多阐发对功名的追求，对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山水之乐是短暂的，诗人很难真正忘记功名欲望，一方面吟唱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方面又渴望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缺少对自我人生的真正定位和理性思考。心灵无所归依，就难有真正的快乐、幸福和安宁。
其二，中国古典诗歌极少咏叹真挚美好的爱情，以致无法使人的心灵真正得到幸福和快乐。裴多菲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中国古典诗歌对爱情这一题材却避而远之，诗人的浪漫多情多如杜牧的赢得青楼薄幸名，令人遗憾。《孔雀东南飞》《长恨歌》这两首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叙事诗，前者以男女殉情双双化为鸳鸯为结局，后者则以幻境会面为结局，除了这两首诗外，再难找到令人难以忘怀的爱情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缺憾。
古典诗歌缺少理性和审慎的思考深度，导致诗人看不到希望和未来。诗人没有希望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只能沉溺于自己的生活圈子，只能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这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对自然景物的观照非常细腻，诗人的情感也非常细腻，但是，自然景物还是自然景物，不能真正给诗人的心灵以慰藉，所以诗人的情感诉求依然找不到安放的家园。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找不到希望和真正的快乐、幸福，诗人总想找到一个可以安放身心的地方，却终究不得，所以，只能是诗言志，谈谈自己的心志而已。只有心志就易志大才疏，不肯脚踏实地，例如陶渊明、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样的生命形态也很难让读者生出对他们的真正钦佩。
根本原因在于，诗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对人生社会和宇宙自然都缺乏理性的思考，对未来的人生没有期待，又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影响，只想着治国平天下，不能够修身齐家，知易行难。而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就沉溺自然山水之中自得其乐，消极避世或参禅悟道以求虚无缥缈的羽化登仙。
四、艺术手法单一，不够丰富深刻
中国古典诗歌的手法如借景抒情、移情入景或者情景交融、以情驭景，是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其实质是相同的。诗歌创作常用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夸张、借代、双关、互文等，也都是为了借景抒情时使景物更符合情感需要而使用的，都是在优美的文辞中体现出来的，比较单一。中国古典诗歌中也不是没有思想方面的议论和思维，但是只停留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者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之类因观察到一个自然现象得出思考结果的深度。西方古典诗歌里所呈现出来的诗人深刻的思想则比比皆是，例如雪莱的《西风颂》中最后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鼓舞了多少身处困境的人，使他们转而充满盼望的喜乐。这不是哲理，而是力量和期盼。中国古代诗人没有这种期盼而生活在无望中，他们对自我的期许和评价又非常高，然而现实中的一再受挫，受挫之后就一味归因于社会黑暗、权贵勾结、奸佞陷害，这样就容易自怨自艾、自哀自怜，或悲愤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或渴望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或吟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自我宽慰，除了苏轼以外，很难有让人钦佩的人格和精神高度，而高中生也很难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找到真正的人格榜样。
五、画面简洁，但缺乏厚重感
以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为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静态的画面简笔勾勒出萧索寂寥的氛围。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秋风就是寂寞肃杀的意象代表，而雪莱的《西风颂》首句哦，狂暴的西风，秋之生命的呼吸!/ 你无形，但枯死的落叶被你横扫就气势非凡，第二节中对秋风进行描写，没入你的急流，当高空一片混乱，/ 流云象大地的枯叶一样被撕扯 / 脱离天空和海洋的纠缠的枝干。/ 成为雨和电的使者：它们飘落 / 在你的磅礴之气的蔚蓝的波面，/ 有如狂女的飘扬的头发在闪烁，/ 从天穹的最遥远而模糊的边沿 / 直抵九霄的中天，到处都在摇曳，仅从画面的丰富性来看，中国古典诗歌已经显出笔墨上的不足，更何况意境、思想和气势。雪莱从西风中看到了生命的力量，马致远则感受到西风的寂灭枯索，这实在不是时代悲剧使然，而是诗歌作者个人的生命根基决定的。
诗歌是诗人生命力的喷薄而出，也是诗人内心力量的外化，但古代传统中儒道释思想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使诗人丧失了自强不息的生命力，真正领受了天行健之生命力而活出自强不息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诗人的内心往往敏感而脆弱。诗人的内心是否强大，不仅决定了文学创作的基调，也直接影响了诗人的生命色彩。因此拥有一颗充满希望的心，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才能超越时代使诗人遭遇的困顿，活出幸福快乐的人生，也幸福快乐地创作出带给人美和喜乐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