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深埋在文字里的道德困境(作家读作家)

第一次见到任珏方是几年前了，那时我们一起去湖北参加《长江文艺》的某笔会。一连几日就在美丽的清江畔蹭吃蹭喝，一大早就看着江面上的大雾发骚吟诵：“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b。”以卖弄自己终于见到了《诗经》中的“b”。参加笔会的同志们多抱团出入，唯有一人独来独往。只见此人高瘦，斯文，略带江南雨巷里浸出来的苍白与忧郁，像个诗人。却又惜字如金，似乎他和人说话是要收费的，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肯说。即使说一句也像是已经在脑子里加工处理蒸煮过的熟制品，绝不会有半点差错。于是我心里又暗暗觉得他一定是个在机关的，而且一定是写材料的。两种相悖的气质在他身上倒也其乐融融地共存下来，使他在羞涩寡言中略带士大夫的孤高清寒之气，似乎正独自走在雪地里，头顶忽得有一只孤鸿飞过。但你又不能不感觉到他清寒之下，正火候适中地慢煲在他身体里的思考。他似乎随时都在思考，这个小说……这是个小说……这个小说究竟要怎么写……人性……应该是这样的角度……

清江之上有一道高大宏伟的铁索桥，那一日黄昏，我与其他文友正在桥上散步，忽见前面一高瘦的人影正独自站在桥上对着江水沉吟。金色的夕阳轰隆隆地铺满大桥和江水，这古老的江水与这孤单的人影合在一起时，忽然给我一种震撼，那就是，一切外扩的，绚丽的存在与形式忽然都消失了，一个隐秘的别人所看不见的内核正流动在这个人与天地之间，他在与它们在对话。我一直认为，能与天地对话的作家一定会是个好作家。那意味着他能在个体之外听到世间更多的存在方式。

后来慢慢和他聊了些，他果然是机关秘书。我说你每天处理材料还有时间写小说吗？他说就是上班的时候，只要把门一关，他在办公室里都可以写小说。我说那晚上呢，他说晚上也写，写到半夜吧。我说那周末呢，他说周末有时候也会写。他话仍然极少，能用一个字说清楚就决不肯用两个字，但我还是听明白了，这是个把生活的全部重心都押在小说上的人，足够虔诚，却也足够从容。别人在那里打破头地抢一个奖，他笑笑，不争不抢，继续写自己的。别人在那里攀比今年又出了几本新书，他笑笑，文学又不是大跃进放卫星，他继续去煲自己的小说去了。

再后来我慢慢读了他一些小说，就是这种感觉，几乎他所有的小说都是慢慢地精心地，用温火煲出来的。小说里看不出一丝浮躁油滑之气，雅致、醇香、清透。一个作家只有把全部身心像沉溺在水中一样沉溺于创作中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从容雅致。只有不掺杂任何外在的诱惑与浮华，像朝圣一样面向文学的时候，文字里才可能有这样的醇香清透。你读他的小说，永远不用担心它是八分熟的，因为一个小说两三万字，却可能已经在他手里煲了将近两年时间。对他来说，小说里的每一个字他都要为它修炼出敲琢出最合适的位置。

在他的小说里充满了对人性善恶，对文化与个体之间的冲撞，对人类普遍道德困境的审视和思考。他笔下的善与恶是紧紧纠结在一起的，没有绝对的界限，而精神上的复杂性正是小说中最需要的。在掺杂着人类情感与信仰的这张文化之网中，任珏方总是让自己的人物去对抗去反思，去寻找一种更为正确的存在。在《星期六晚餐》这篇小说里，这种文化冲撞与道德困境就很有代表性。为爱牺牲自己的男人落得两次入狱，孤苦终老，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见自己的儿子一面。女人却利用这爱保全了自己和儿子，并且惧怕这男人再次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一旦出现不惜要把他置于死地。长大后的儿子在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里忽然踢到了这样一个困境，他的生父究竟是谁。他究竟是通奸的产物还是一段爱情的余孽，他的身份忽然变得多元化起来，而每一种假设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新的道德困境。这困境又像裂碎的镜子一样，斑驳地反射出他的母亲的困境，生父和养父的困境，几乎每个人都在面临一种道德和人性的拷问。然后小说以罗生门式的悬疑结构层层深入，一层一层揭开最下面的那个核。那个核是充满苦难的，但就在那里顽强倔强地闪耀着人性中那点真正明亮的东西。那还是一种万死不辞的爱，一个真正能让人类活下去的理由。

而其他的一切都终将随着时间从我们身边静静流走。宛如那条叫清江的大河。而那曾经伫立江边的男人笔下还将流淌出更多的人类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