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与武夷山(外一篇)
有人说，李商隐曾游武夷山;也有人说，李商隐生平未曾到过武夷山，可他又为武夷山留下一首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晚唐诗人，原籍河内怀州（今河南沁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温李”，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占22首，数量位居第4。
我们知道李商隐是写爱情诗的第一高手。许多名句缠绵悱恻，朦胧婉约，意境凄美，千百年来为人传诵不绝。比如“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比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比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等。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被董天工称为“题咏武夷第一人”。这在董天工的《武夷山志》里有记载：“李商隐……曾游武夷，有绝句一首，武夷题咏自此始也”。其实，李商隐题咏武夷这首诗，《全唐诗》也有辑录，诗为：
题武夷
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箫鼓当时回。
武夷洞里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来。
初读这首诗，似乎觉得云里雾里，不明白说什么。正如有人评价李商隐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甚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鲁迅先生也有同感：“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
李商隐《题武夷》这首诗确如鲁迅先生所诟病的那样“用典太多”，因此，我们不妨也学一回郑玄为此诗作笺注。首句“流霞酒一杯”典出于东汉王充的《论衡》，说的是河东浦坂有项曼卿者平生好道，曾离家“学仙”三年后回来，称仙人给他流霞酒，每饮一杯，可以数天不要吃喝。次句“空中箫鼓”典出于中唐时期的笔记小说《诸山记》：“武夷山神号武夷君，秦始皇二年，一日语村人曰：‘汝等以八月十五日会山顶。’是日村人毕集，……闻空中人声，不见其形。须臾乐响，亦但见乐器，不见其人”。
三句“生毛竹”典出于武夷山神话传说： “武夷君因少年慢之，一夕山心悉生毛竹如刺，中者成疾，人莫敢犯，遂不与村落往来，蹊径遂绝”。末句“曾孙”同样典出于武夷山神话传说“幔亭招宴”：相传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与皇太姥、魏王子骞等，于幔亭峰顶设彩屋、幔亭数百间，大会乡人。应召男女二千余人，沿着跨空虹桥，鱼贯而上。众乡人听见空中赞礼人称他们为“曾孙”，并命按男女分东西列坐。亭之东幄内奏“宾云左仙”之曲，西幄内奏“宾云右仙”之曲。接着饮酒，数巡之后，又命歌师彭令昭唱“人间可哀”之曲。歌罢，彩云四合。又听空中赞礼人说：“曾孙可告辞回去”。乡人下了山，忽然风雨暴至，虹桥飞断。回顾山顶岑寂，葱翠峭拔如初。
这两则神话传说，宋人祝穆在《武夷山记》里均有记载。
这首诗翻译成白话就是：众乡人只得到仙人们赏赐的一杯流霞仙酒，仙人们当时就掉头返回。那些被称为曾孙的乡人们纷纷老去，武夷君等众仙人再也没来。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有人怠慢了仙人，武夷君一气之下，使山心长满了毛竹，从此隔断了与人间的联系。
这显然是借武夷山神话传说来讽嘲求仙虚妄之事。访道求仙向来是古代国人乐此不疲的荒诞行径，上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下自商贾小民、田翁野老，无不炼丹服药、闭关清修，“欲求真诀驻衰颜”而长生不老，奢望着羽化登仙、鸡犬升天。可结果，无不如独孤及《观海》诗中所言那样“徐福竟何成，羡门徒空言”般子虚乌有，空费心机。何况李商隐揭示的仙人武夷君的道德品质却比凡人还低下：其一，被少年怠慢，居然生气，肚量何其狭窄;其二，为拒乡人求访，竟以毛竹作机关，中者成疾，心肠何其歹毒。这样的神仙令人生厌，避之唯恐不及，还求他作甚？
至于李商隐究竟有否到过武夷山，笔者不揣冒昧，试举三条理由佐证李商隐曾到过武夷山。
其一是董天工在《武夷山志》里有明文记载：“李商隐曾游武夷，有绝句一首”。董天工，号典斋，清学者，武夷山曹墩人，雍正元年拔贡生。任安徽池州知府，任满致仕。遍览武夷山水，收集旧志诗文，将明代衷仲儒徐表然、清代王梓王复礼修撰的四种版本的《武夷山志》进行考证、订正，重修《武夷山志》，集历代《武夷山志》之大成，是目前保存最完整、记述最全面的一部武夷山志。像这样一位集官员与学者于一身的本埠名流的著述，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据有关记载：大中十一年，李商隐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在江南东道任盐铁推官。江南东道治所在苏州，与闽浙毗邻，他顺道游览闽浙名胜，写下《龙丘途中》诗二首，“龙丘”即浙江省龙游县东。而诗中有“水色饶湘浦，滩声怯建溪”句，建溪乃是闽北注入闽江之主流。李商隐既然涉水建溪，怎会放过与建溪近在咫尺的武夷山呢？此其二也。
其三是《题武夷》诗中的典故。全诗四句就用了四个典。如果说“流霞”典和“空中箫鼓”典可取其之前的《论衡》和《诸山记》，那么“毛竹”典和“幔亭招宴”典纯属武夷山民间传说，斯时尚未见诸文人著述，若非李商隐亲临武夷山采风耳闻，又从何得知呢？
有此三证，是否可断李商隐有否到过武夷山这桩公案？还望方家赐教。
当然，李商隐到过武夷山也罢，未曾到过武夷山也罢，他毕竟因这首诗与武夷山结了缘，而且是千年不解之缘。尤其是他敢于以诗嘲讽仙人之胆量，开启一代武夷诗风，使得后代诗人，如李纲、翁彦约、苏伯厚、邱云霄等，写了许多以《幔亭峰》为题嘲弄幔亭仙宴的诗歌，为武夷文化增厚了底蕴，为武夷山水添加了色彩，这未尝不是李商隐之诗的遗风余绪。
辞荣学道武夷山
在《武夷山志》里，董天工对李良佐不仅绣了图像，而且还题诗赞道：“辞荣学道驻山阿，宫殿崔巍映碧波。夜听金钟声寂沥，昼诵道德五千多”。
李良佐何许人也？值得董天工如此抬爱！
《武夷山旧志》将李良佐载诸羽流，邱永锡《崇安县志》则目之为仙。羽流即道士，仙是道的顶级版即仙人。无论是道士还是仙人，均是“不在五行中”的方外之人，按《红楼梦》妙玉的说法是“槛外人”。董天工的《武夷山志》是这样刊载的：李良佐，字元辅，南唐元宗Z之弟也，性冲淡。保大八年，辞Z访道入武夷，遂居焉。旧观在洲渚间。Z敕有司，移创今址，赐额“会仙”，册封演道冲和先生;又铸钟重千余斤，自金陵航海至闽。良佐居武夷三十七载，坐化于观之清虚堂。其弟元真适至，藏蜕于观后。今武夷祀之，以为开山之祖。 原来李良佐系皇帝之弟，果然是万金之躯、尊荣无比，较今之“官二代”、“富二代”不知高贵多少倍。凭借他这皇亲帝胄的家世、天然的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或把持国政，当朝弄权，役使百官，风光无限;或退居封邑，锦衣玉食，声色犬马，颐指气使，风流无极。可他却放弃这千般威风、万般荣华而来武夷山贫居学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可惜我手头上有关李良佐的资料太少，只得武断臆测一番了。
其一，具备辞荣退隐的性格特征。《武夷山志》上载其“性冲淡”。这种性格的人一般不会太热衷于战场杀伐或科考拼搏，也不会太在意于经纶世务或功名利禄。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性格决定命运”的论断来审视，结庐乡野、悠游山水、侍弄田园似乎更合于他与世无争的品性。
其二，具备辞荣退隐的社会背景。五代十国之际，小国林立，烽火连天，世乱势危，城头变幻大王旗，皇帝更换如割庄稼;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升斗小民，命悬一线，朝不保夕;君不能保境安民，臣不能尽忠国事，整个中原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不可收拾的境地。“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已然是“人心思治”的普遍共识，而裹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乱局之中的李良佐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治国，唯有放下身段寻求“独善其身”的避世场所了。
其三，具备辞荣退隐的家庭环境。李良佐乃南唐烈祖李升之次子，前有兄长李Z，后有胞弟元真。古人立储之则依次为立嫡，立长，立贤，立爱。李良佐既无继承皇位之优势，也无贤德之名气。反倒是其兄李Z文武兼备。武的方面，改变父皇李升的保守政策，对外用兵，开疆拓土，致使南唐疆土最大;文的方面，好读书，多才艺，“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词作绮丽婉约，“细语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等佳句至今为人称颂。而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李良佐，为改变这种尴尬，不可能不另图出路。
其四，具备辞荣退隐的历史教训。前朝殷鉴不远，三国时曹操的儿子曹璋曹丕曹植之间的“夺嫡之争”、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都飞溅着兄弟反目、骨肉相残的血腥肉末。这些为争夺皇位而上演的宫廷悲剧，对囿于宫禁的李良佐，不可能不被触动而萌生趋利避害的念头。
以上四点，想必是李良佐辞荣学道、息影岩泉的内因和外因。
那么，天下名山以“五岳”为尊，常有“五岳归来不看山”之说，为什么李良佐偏偏舍“五岳”而就武夷山呢？据我分析，不外乎有以下两条原因。其一，武夷山是南唐的势力范围，有安全保障。“五岳”固然是避世隐居、学道清修的首选之地，但东岳泰山在山东、西岳华山在陕西、北岳恒山在山西、中岳嵩山河南、南岳衡山在湖南，均不在南唐势力范围之内，即使李良佐贵为皇弟，也无法置办出入境之手续，假如乔装打扮、隐姓埋名、“间谍式”地潜入其中，也难免有性命之虞。而武夷山则不然。史载，保大三年（945年），南唐军队经建州南下，覆灭闽国。隶属建州的武夷山自然归入南唐版图，自家的院子爱种什么花就种什么花、爱植什么树就植什么树，谁也管不着。
其二，武夷山是道教名山，算得上专业对口。武夷山虽无“五岳”之声望，但在司马迁、班固、江淹、吕洞宾、李商隐、陆羽等前辈们的鼓吹炒作下也是名声在外，尤其是被定位为道教三十六洞天的第十六洞天，不啻为道教圣地，对有修道愿望的李良佐更具吸引力。于是乎，南唐保大八年（950年），李良佐奏请皇兄恩准辞荣入道武夷山，少了竞争对手的皇兄自然格外开恩，假惺惺地挽留一番后予以准奏，并封他为演道冲和先生。
李良佐的入道，无疑给武夷山带来一份无与伦比的厚礼。其一是移建道观。李Z敕令有司将建在洲渚间的武夷观移建到一曲北岸的大王峰东南麓，赐名为会仙观，并御笔亲书“会仙”观额赐之。其二是设保护区。李Z将会仙观方圆120里的整个风景区列入禁止樵采的区域，“与本观护荫”。其三是勒石立碑。李Z命御史大夫张绍撰《会仙观铭》，镌石立于观前。铭文极力颂扬李良佐之父先皇李升代吴称帝，拓土开疆，拥有当时江苏、安徽、福建、江西的赫赫功绩;和其兄李Z颁金鼎建会仙观的盛况;以及祈求山中武夷君保佑南唐国运隆兴不替之类。此文虽有溜须拍马之嫌，但也词藻富丽、文采飞扬，堪称歌功颂德之范文母本，流存至今。其四是千斤铜钟。李Z专门铸造铜钟千余斤，自国都金陵航海至闽，然后辗转运到武夷山，悬于武夷宫汉祀亭侧。可惜的是，“顺治初年，建阳群盗至，疑其金也，碎之，乃倭铜”。
李良佐隐居武夷山凡37年。在这期间，南唐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过程。先是后周皇帝周世宗南征，南唐军队节节败退，李Z割让江北地盘奉表称臣，并去帝号。接着在李良佐入道后的第二十五年（975年）宋兵攻破金陵，他的侄儿南唐国主李煜出降，后被赐药毒死。这位以填词著名、曾吟哦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皇室子弟，终于在“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葬送了国家和生命。而他的御叔李良佐却在“碧水丹山”间竹杖芒鞋，清心寡欲，粗布素食，“夜听金钟声寂沥，昼诵道德五千多”中享了77岁之高寿。
北宋太宗皇帝雍熙四年（987年），李良佐坐化于会仙观之清虚堂。是时，李良佐之弟李元真适至，遂藏蜕于会仙观后，至今武夷道教仍以神仙观之，配享着武夷道教开山之祖供祀的殊遇。会仙观虽因朝代更迭而几易其名（冲佑、冲元、万年等等），但道事久兴不衰，且宫观规模代代拓新，冠冕宏敞，“允称名山巨构云”。
李良佐辞荣学道武夷山，对他个人来说，离开了权力场、是非地，避免了潜伏的“兄弟阋于墙”的宫廷残杀，得以在乱世的名山胜水间晨钟暮鼓、青灯古卷、潜心修道、以享天年，可谓是人生幸事;对武夷山来说，随李良佐而来的丰厚“嫁妆”（铜钟被盗毁）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无形中增添了武夷山的人文底蕴，为武夷山后代申报“双世遗”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亦可谓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