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地名文化透析
摘 要：地名是研究一个地区社会历史人文类语言的活化石，本文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对包头地名进行研究，运用应用语言学中语言人文性理论，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纵深及文化融合等方面，对包头地名的语言文化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探讨研究包头地名的命名原则和规律。
关键词：包头地名;文化规律
[中图分类号]：P281 [文献标识码]：A
地名“是先人通过口碑记录下来的活档案”[1]是研究一个地区社会历史人文类语言的活化石，一个地区社会历史文化遗产的见证。包头山川险要，素有“水旱码头”之称，固阳县的秦长城，反映了包头悠久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文化交融荟萃的地方，有着丰富的地名文化资源。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中华文明变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秦始皇为巩固边防，命大将蒙恬在阴山修紫塞，筑烽燧，绵延万里，而一条湮山平谷的直道，更把帝都的文明信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荒僻的大漠。西汉时期，包头地区与中原文明的接触尤为频繁，包头出土的“单于天降”、“单于和亲”瓦当，活生生地展现于此。南北朝时期，包头地区是敕勒人游牧情怀的诗意家园，一曲《敕勒歌》，古今传唱，敕勒川也成为永恒的地名。盛唐时代，巍巍阴山是边塞诗人反复吟唱的主题。迨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居于今达尔罕茂明安的汪古部，在西拉木伦河畔开辟出了一条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通道。元末明初，阿拉坦汗在土默川收揽汉族工匠及边民入境，开水田，筑板升，建立了大明金国，使蒙古族的草原文化和封闭于长城以内的中原文化得到了空前的融合与交往，为有清一代轰轰烈烈的“走西口”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这样的积淀，包头的地名文化具有了黄河文化、阴山文化、草原文化三种特征。而从历史纵深来考察，又具有极具特色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边塞文化和移民文化的特点。进入现代，更融入了工业文化和都市文明的元素。
前人对包头地名的文化研究少之又少，大多都是只从蒙古语译音角度来研究考证，本文从文化语言学角度探究包头地名的命名原则和规律。包头地名与当地的历史和文化紧密相连，其命名原则和规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地名名称体现了方位观念
以某地所临的山、水为参照物命名，表明二者之间的方位，是包头地名名称的一大特色。如青山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新市区，地处茫茫的黄沙滩，因位于大青山脚下而得名。
用方位词指明地名名称的方位关系。所谓方位词地名，是指用某些表示方位、位置的词，与其他词语组合而成的地名，简言之，就是指含有方位词的地名。地名中常见的方位词有东、西、南、北、中、上、下、左、右、前、后、新等。包头地名名称中，有不少用方位词表示方位、位置的名称。用方位词表示方位关系的区名主要有：东河区，因东河流经境内而命名。用方位词表示方位关系的旗名主要有：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
以上这些用方位语词构成的包头地名名称，大多数是对称型，因平衡对称心理得名，充分反映了对立统一的思维习惯和对称和谐的文化心理。也有以山川河流地貌命名，反映原始生态环境的地名。如西拉木伦、纳林沟、哈达合少、三道河、黄草洼、公山湾、沃图壕、春坤山、查干此老等。
二、一些地名名称与古代驿传有关
包头地名名称与中国古代的驿传制度有关，以和林格尔县与磴口县等县名即为典型。据李仁孝、李作南二位先生研究[2]，现在所说的“站”，是元代蒙古语“站赤”的音译借词，代替了中原汉语原有的“骚”。作为蒙古台站的代称，内蒙古地区大量的五十家（塔宾格尔）、二十家（和林格尔）等蒙汉语地名，一直保留到今日。
关于“和林格尔”之站名，据韩儒林先生研究，和林格尔站，清康熙《满汉合璧内府一统舆地秘图》满文译言二十家子站。乾隆朝《内府舆图》无注记。和林格尔是蒙古文qoringer的音译，其旧址即今京包线陶卜齐站西南十二公里的二十家子村。意为二十家子。
“磴口”一名源于旧磴口（今阿拉善左旗巴音木仁苏木驻地）。始见于清代，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设道兰苏海巴格、磴口。磴，石之阶。磴口在黄河西岸，黄河流至磴口处为南北向，由于该河槽基层坚硬，河水不易冲淘，而上层覆松散沙壤土，易冲淘，这样水涨水落便留下一级级台阶。因此地是商客行人过河之渡口，是黄河上游重要的商埠码头，故得名“磴口”。
三、一些地名名称与宗教祭祀有关
蒙古族素有祭敖包的传统习俗。解放后的达尔罕茂名安联合旗曾设在百灵庙。大约在农历五月十三日，蒙古族常在一高地垒以众多石块，点上火烧香敬献牺牲，插上树枝，巫师或喇嘛主持宗教仪式。
远古时，蒙古民族崇拜大自然，从而视山川、河谷、原野，所有的地方都有“神”，遂出现了筑“鄂博”作崇拜的偶像，祈祷“山神”保佑。包头的“白云鄂博”藉此得名。亦与蒙古族的早期萨满教和黄教有关。
这些形形色色的地名，不仅体现出包头地名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其背后又蕴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内容，对研究当地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