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和丁玲的“左转”

中央文学研究所（简称文研所）的创办是第一次文代会的产物，它的建立几乎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文协）的成立同步。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新生政权的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学工作的重视。

从1950年10月到1957年11月，文研所（后更名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简称文讲所）开办七年，先后开设四期五班，共培养了二百七十九名学员。从文研（讲）所创办培养文学新人的结果看，其中较为知名的作家不少，但尤以文艺干部较多，其运行结果和体制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

文研所是丁玲一手创建的。自从来到延安，丁玲一直在保持着一个“左转”的姿态，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文研所，是这种姿态的继续“深化”。文研所既给丁玲带来了巨大声誉――为新中国培养了自己的文学队伍，也带来了很重的灾难――因被怀疑培植自己的势力而被划为“丁陈反党集团”，其身上背负的著名的“一本书主义”和“挂像事件”就发生在她主政文研所期间。尽管如此，恢复名誉后的丁玲仍旧保持着对新政权高度认同的“左转”姿态。

一、全力创办文学研究所

据徐光耀在回复作协党组的“丁、陈问题”外调信时披露：“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玲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泽东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一番。”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不久即出任了新中国专门“培养作家的机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职。

那么，丁玲是如何参与创办文研所的呢？在创办文研所的过程中，她又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呢？丁玲很愿意在培养“共产党自己的作家”上尽心尽责，正与新生政权领导人的长远想法不谋而合。新生政权领导人对培养青年作家的重视，不能不说是有深远想法的。这其中一方面有延安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受到苏联的启发、影响。②在邢小群对一位老同志的访谈中，老同志在不经意间说了这样一句话：“丁玲创办文学研究所，解决了共产党培养自己作家的问题。”这句话起码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在此之前中国有没有一定规模的作家群？其二，这个作家群是不是适应新政权的需要？其三，新政权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培养作家的机制？

从丁玲的角度，她当时未必想到这么多，但是党的领导人能够支持她去创办文学研究所，不能说没有考虑过这些原因。③

在创办文研所这个工作上，丁玲是不遗余力地在推动着并亲自参与的，她不仅做了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还具体指导工作人员拟定各项举措，制订招生计划。文研所成立以后，丁玲不但亲自请教师，还亲自上台讲课，力所能及地参加文研所的各项活动。丁玲讲课很受学员的欢迎，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讲课风格也让学员们大开眼界，如沐春风。与讲课比较起来，丁玲到文研所谈得最多的还是学习总结和学期报告。

十天后，丁玲到文研所讲课，题为“关于左联”。在这次讲课中，丁玲重点谈了她亲身经历的一些“左联”的事情，也谈到了其他问题，比如她说，作家是长期劳动养成的，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更不是听一个两个报告，读一本两本书，就可以解决的事。人家花几十年练顶坛子，我们就缺少这种精神。以前觉得鲁迅的小说不如杂文，觉得叶圣陶的语言虽然很好，但没有味道，是中庸之道的样子。……我不喜欢巴金，为什么别人那么多人喜欢呢？我们就要研究，要懂得那些读者，扩大自己的眼界。巴金的《家》电影演出时，下雨还满场，全是青年男女，而且看了还哭。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作为文学专门家应该了解巴金。⑤

7月31日，丁玲在文研所作第一学期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启发报告。她谈道：这学季讲的是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以前所讲所谈都是思想问题，是我们对文艺的看法，过去怎样，现在怎样，这是应该总结出来的。是不是样样都要总结呢？例如语言问题……不是，而是要总结我们同学中思想上有了哪些进步。从《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里，讨论无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为害人民的东西。

丁玲还特别重视学员的实践经验，强调学员要深入生活。在这次启发报告中，她特地谈到了学员要“下去”的问题：为什么要下去？下去做什么？经过学习之后，思想提高了。下去是自己看。但我们学得怎样，实践一下，演演习。不要希望太高，认为只要下去一次，回来就可以写长篇。应该这样看，是去呼吸新鲜空气，是去开阔一下眼界，多接触些人和事物。是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⑥。8月11日，丁玲在文研所作第一学期第二学季学习总结发言时，再次重点谈了学员要“下去”的问题：这次下去不是要求回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而是老老实实到群众中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群众的统一起来，为他们做些事。……我们以前是关门写作，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意见，而且首先就不愿和群众接触。但在那时就受到了批评。……因此，下去即使搜集材料，也是为了要把问题弄清，而不是为了回来编故事。⑦

1953年6月30日，丁玲为第一期二班学员作学习总结报告。她说，办第一班时，目的思想上是明确的。但办法上有缺点，有人缺少自学能力，但为了照顾，也收进来了。办第二班，目的也是明确的，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各文艺部门需要的文艺干部。大学刚出来的，不一定马上就能适应工作。我们就是补一课，补思想改造、确立人生观的课。⑨

丁玲给一期二班学员上课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你们虽是科班出身，还要努力学习业务知识，掌握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编辑本领，毕业后当个好编辑，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她说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科学的世界观，才能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作去伪存真的认识，然后写出的作品才会有思想有灵魂；其次要有生活。生活从哪里来？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观察他们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言行，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怎么做，自己不做旁观者，自己的言行和群众相对照，自然就有了收获，这就是生活。做一个好编辑，当他审稿时，也离不开前面说的那两点，才能看出所审作品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只有用科学的世界观才能透视作品的思想性，作品没有思想深度是没有生命力的，如果缺乏生动鲜活的生活描写也不会打动读者。⑩

丁玲与文研所的关系密切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范畴，就连她的秘书都是从文研所学员中选拔的。曾经担任过丁玲的私人秘书也是文研所学员的张凤珠回忆：

一天，徐刚忽然找到我，对我说：丁玲想找一个秘书，所里研究一下，认为你去比较合适。他又说：文学研究所本是为那些长期在战争中，有过一些创作实践，但没有系统学习过的人创办的，你不属此类人。希望你能接受这一安排。五十年代，对组织的决定似乎没有什么要商量的。但我确实没有心理准备，只感到忧喜交集。给一个大作家去当秘书，对她无疑会有更多接触和了解。但秘书都需要做些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丁玲原来的秘书陈淼是华北联大的学生，曾参加文研所初期的筹建。他对我说：丁玲已不再担任中宣部和作家协会的职务，秘书工作比较简单了，无非管管文件，给读者写写回信。陈淼又说：丁玲是很豁达的人，虽然身居领导岗位，对身边工作的人非常平和随便，终究是作家嘛，你不会感到拘束。11

就这样，文研所学员张凤珠成了丁玲的私人秘书。

然而，丁玲与文研所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厄运。

二、主政文研所的厄运

这些厄运大多数与丁玲主政文研所有关。

首先到来的是肃反运动。1955年肃反运动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确定要“整顿党的文艺队伍”，以“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为由开展了对丁玲等的批判。在周扬的指导下，刘白羽具体组织了对“丁陈反党集团”的审查工作。从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牵连到陈企霞与丁玲的关系，共举行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从第四次会议开始，会议就集中揭露批判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有七十多人参加，除了作协党组成员外，还有部分党员作家，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单位的人，周扬出席这些会议并讲了话。9月30日，会议结束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一个《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报告指出“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从批判丁玲的内容看，作协对丁玲的批判，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文艺报》问题；另一个就是文学研究所问题。

关于第一点，据徐光耀在回复作协党组的“丁、陈问题”外调信时披露，丁玲创办文研所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的，文研所并不是丁玲的“独立王国”。恰恰相反，文研所是党所创办、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丁玲来当文研所的所长不过是受党的委托罢了。对此，丁玲自己在《辩证书》中作了如下说明：“文研所虽是由我建议，但是经过党组多次讨论，领导上决定建立的。我听到许多同志的反映，觉得过去在战争时期读书太少，我也确实觉得他们需要读书，就像我这样的人也需要读书，才向党建议的。”12

而关于“一本书主义”的前前后后，其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徐刚在1956年7月给作协党总支、中宣部党委、中直党委的信中说：“第一期的学员怀疑是丁玲在第二期讲的，第二期怀疑是第一期提倡‘一本书主义’，在这里长期工作的工作人员认为是没有这件事。去年我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曾揭发说：‘丁玲说：开文代会也好，办讲习所也好，主要是为了创作。现在需要的是十个作家在这几年内写出十部好作品来。――开文代会的小组会真没意思，不如逛北海公园去。――作家骂批评家是最没出息的。’以上的话，是在二次文代会期间，一天晚上，在学员羽扬、孙肖平屋内讲的，屋内有七八个学员。如果从以上的事推论出宣传‘一本书主义’，我认为是不实际的。丁玲同志在一二期的讲话中都提到：‘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我觉得这话是对的。”13

另据学员赵郁秀回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前夕，老所长丁玲来到学员宿舍看望大家。丁玲说，有些争论我看是没趣的，这次会上我看大家就研究研究怎样能写出一本好书来，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丁玲以徐光耀的《平原烈火》为例，说，再想写出一部那样或比那本更好的书，就要下去生活，读书学习，再攒足那些劲儿。14

对此，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在访谈中说，所谓“一本书主义”，就是丁玲无论当文学导师，还是在多种场合给学员讲话，都说，要想当作家，就得拿出书来。她的意思是，说到底，作家的身份是凭作品来确立的。她并没有说，有了一本书，你就有了本钱。15 如此看来，丁玲所提出的“一本书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文艺报》却发表专论《斥“一本书主义”》，提出：“一本书主义”论者“斤斤于腐臭的个人目的，自然不屑于去积极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和认真帮助文艺青年”，他们甚至“还要以自己的论调在文艺界和青年作家当中进行拉拢和宣传，以革命的招牌掩护着他们资产阶级的野心，同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争夺地盘和群众”，“如果不以文艺的党性原则来彻底打垮‘一本书主义’及其类似的论调，那我们的事业就有可能完全变质”16。把一个不确的文学论断，如此上纲上线，显然是那个特殊时代使然。把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上升到“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争夺地盘和群众”，这是反右派运动和“文革”话语的预演，其目的是无限拔高被批评者的罪行，以彻底将其打垮。

至于丁玲在文研所搞个人崇拜的事，牵扯到一个挂像事件。据张凤珠回忆：1953年夏的一天，逯斐来丁玲家做客，她们谈话中间，丁玲忽然把我叫到上房，问我是否看到文研所会议室挂着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的照片？我说，看见了。她说，你回来为什么不向我讲呢？我不明白这有什么需要讲的，便没回答。她让我立刻去文研所找田间把她的照片拿下来，我说，先打个电话吧？她同意了。我在分机那边刚刚拨通田间电话，丁玲已在这边抢先说话了，我只好放下听筒。第二天，她让我去文讲所，看看她的相片是否已拿下。她大约是看出了我脸上的疑惑，便解释说，这样挂像不好，不应该这么挂，为什么不挂巴金、老舍的？都是副主席嘛！至此我方领悟。17后来传达她的问题时，这一条就被说成她搞个人崇拜。

不管是否符合事实，可以确认的是，作协对丁玲的批判与文学研究所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那么，当丁玲的“对手”们在“行动”时，作为丁玲的同事以及她的学生――文研所的学员们在这次批判中究竟又表现如何呢？我想这将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考察。

首先是“逃避派”，代表人物是田间。文研所学员徐刚从头到尾参加了作协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批判，根据他的回忆，文研所时期的秘书长、文讲所时期的第一任所长田间，因为此前自杀未遂而没有参加会议。据说，田间自己认为，他和胡风的关系很容易说清楚，他和丁玲的所谓宗派问题就很难说清楚。这被认为是田间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马烽也参与了中央文研所的筹办工作，文研所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第二副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党支部书记。批评文研所是丁玲的独立王国，马烽自然会感受到压力。他一开始对丁玲的批评还是非常和风细雨的，后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提高了批评丁玲的调门。

另据徐刚回忆，在批判会上，陈学昭揭发的材料最多，也批判得最激烈，“我感到她有泄私愤的味道”19。

综上，“逃避派”也好，“投降派”也罢，被动“表态”也好，主动“交代”也好，在时代环境的逼迫下，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丁玲，似乎也没有过多地责怪她的同事和学生们。对此，李宏林在回忆文章《半个世纪的感悟》中谈到，50年代时的文研所学员在北京相聚，陈明谈到丁玲时说：“丁玲一直为办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事感到内疚。……丁玲痛心的是不仅以后她自己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她的许多学生也因为受到她的影响或为她说几句不平的话，也成了‘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丁玲总叨叨她对不起她的学生们，她怀有一种沉重的内疚呀！”20于此可见，丁玲之于文研所，之于她的学生们，其感情之热烈，即便是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也是经受得住考验的。这就是丁玲，“飞蛾补火，非死不已”的丁玲。

三、平反后的丁玲与文研所

就在这次文代会召开时，一些曾在丁玲创办的文研所、文讲所毕业的代表，想组织一个团聚的茶话会。大家的积极性很高，而且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文讲所是培养作家的园地，很多文艺骨干是文讲所培养出来的。很显然，大家要借助茶话会这种形式来为文研所正名。

据毛宪文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她主持恢复后的文讲所的“教学业务”时，每期第一堂课都请老所长丁玲讲课，尽管当时的丁玲很忙，应付很多烦琐的事物，但她仍然排除了许多干扰，按照毛宪文安排的时间去授课。她授课之前，常常询问毛宪文本期的学员情况：他们发表了什么有影响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对眼下改革开放的态度如何等等。她认为讲课要有针对性，要确实有助于青年作家的创作才行。在听毛宪文汇报时，丁玲认真地做笔记，像个小学生一样，令毛宪文十分感动。

从培养的结果看，中央文学研究所（包括更名后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培养的学员，在以后三十年左右的中国文艺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至有人称文学研究所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文学干部。在这些文学干部中，有相当一批人成了各地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丁玲和文学研究所，不仅培养出了为新体制所需要的作家，而且培养出了维护新体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丁玲对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确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3。

假如丁玲没有面临后来的厄运，如果让她继续把文讲所办下去，她会办成什么样子？有人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张凤珠回答：丁玲“绝对是按《讲话》那样培养作家，把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她领导文艺也得执行左的一套”24。■

【注释】

④⑤⑥⑦⑧⑨王景山：《我所知道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和所长丁玲》，载《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⑩毛宪文、贺朗：《丁玲――伟大的文学教育家》，载《武陵学刊》2010年第1期。

12周良沛：《丁玲传》，4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4赵郁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鲁迅文学院编《文学的日子》，内部资料，369页。

22丁东等：《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32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