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与甲壳虫

“计算机视觉过去主要建立在光学镜头采集的二维图像上。光学镜头在生成图象时，会丢失一个维度‘深度’，只保留长度和宽度。当时人们觉得通过二维图像加上算法，就能让计算机看懂世界。

“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计算机必须通过三维信号才能看懂这个世界。因此，主张要增加‘深度’这一维度的信息。他们说，我们有两只眼睛就是为了判断深度。”

有意思吧，当我从一本财经杂志上看到这段话时，就立刻被它吸引了，当时我正在构思《希特勒与甲壳虫》这篇文章，这段话让我的眼前一亮，我随手就把它拿了来，因为它和我要往下叙述的故事是那样的吻合。计算机与汽车，现在已经是一对孪生兄弟，甚至可以说是一对连体儿，无法分割。我们现在看到的汽车代表着现代科技的深度和后现代工业的走向，我们的目光像计算机的视觉，在丢失了一个维度深度后，只停留在了汽车和现代科技的表面上，我们无法通过汽车看到战争，无法看懂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增加深度，判断深度的能力，通过“三维信号”深入进历史的深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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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深度中，希特勒是一个不可缺席的“经典的本源”。事情还应当从那场影响了整个德国历史进程的“啤酒馆政变”说起，这个政变又称为“希特勒暴动”。

这次暴动的主要策划者除了阿道夫・希特勒外，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军著名将领埃里希・鲁登道夫，他们所率领的战斗联盟（Kampfbund）由纳粹党、冲锋队、Oberland League与Reichskriegs flagge等组织组成，他们效仿向罗马进军的贝尼托・墨索里尼，以类似的行动推翻魏玛共和国。虽然希特勒的这次暴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无疑为希特勒日后的登台埋下了伏笔，也成为他日后登台的一次有效演练。

政变失败后的第三天，希特勒被判以叛国罪。他的部分同党有的被捕，有的逃到了奥地利。

在这次平叛中，魏玛共和国政府捣毁了纳粹党的总部，查封了纳粹党党报《人民观察家报》。

2001年9月，我参加完德国柏林国际汽车展后驱车去了慕尼黑，当天晚上我们就去了“皇家啤酒馆”。因为美国发生了双子大楼被飞机撞毁的“911”恐怖事件，当天晚上已经安排好的具有巴伐利亚民族风情的演出被取消，可“皇家啤酒馆”的原貌还在，大杯的啤酒还在，面包圈和普林根香肠还在，喝酒的人也都在，所以那味道也没有差到哪去。谈笑中有人玩笑似的提起了希特勒，此时我才感到错愕，当年希特勒就是在柏林汽车展上宣布了造国民车的承诺，而眼下我所在的这个“皇家啤酒馆”，也正是当年希特勒政变的地方。当我意识到这一切后，觉得事情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冥冥中的一条线，自觉不自觉地把我引向这里，将那么多看似不起眼的事情串连到一起后就起眼了，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巧合吧。

在这九个月的牢狱生活中，希特勒除了享受着一些常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外，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在去监狱探望他时，给他带去了一本名字叫《亨利・福特自传》的书。在这本自传体的书里，作者详细地叙述了福特梦一般的经历，叙述了神奇的福特T型车。这让从小就痴迷汽车，梦想当一个画家的希特勒兴奋不已，他敏锐地意识到事物简单与复杂的内在转换关系，汽车不仅可以很复杂，很昂贵，也可以很简单，很便宜，这就是哲学，因为汽车的本身就是一门哲学。也许“大众”的汽车梦就是在这一刻在希特勒的心中萌生。

话回到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上，这本书恰恰适应了当时的政治气候，与当时德国年轻人的种族狂热思想极其吻合，从而使大量的德国年轻人开始拥护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开始效忠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下，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怀揣着征服世界的野心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德国总理的宝座。上台后他马上通过“国会纵火案”，开始疯狂地打击德国共产党。

历史的机会并不总是朝向文明的一面，早有预谋的希特勒在暗中窥视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机遇。

在第三帝国的初期阶段，希特勒的一些经济措施一度使德国经济走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泥潭，摆脱了德国日渐衰落的经济危机，他还通过富有煽动性的群众运动，获得下层大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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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初的柏林，春光悄然而至，将菩提的光芒铺满了大街。在这个4月的一天中午，希特勒与保时捷终于在柏林皇家饭店见面，尽情地讨论了国民轿车的问题后，希特勒用富有煽动性的描绘语言对保时捷说，先生，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要生产制造一款30匹马力，风冷，不多于三缸柴油引擎，带有四轮驱动，价格在1000马克左右，属于国民的越野车。保时捷动情地听着，当即点头赞许。生产国民越野车的方案很快就敲定下来。方案中的国民车最高时速在100千米，能坐四个人，百公里油耗低于七升，重量小于95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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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保时捷博士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辞职后，正式入主Gesellschaft zur Vorbereitung des Deutschen Volkswagens mbH公司（公司成立），成为创始人。1938年9月16日，Gesellschaft zur Vorbereitung des Deutschen Volkswagens mbH公司正式更名为大众汽车公司。

在大众汽车公司成立的典礼上，费迪南德的儿子菲利・保时捷春风得意地驾驶着一辆即将成批量生产的敞篷车，并排坐在后排的是希特勒和老保时捷，两个人脸上的表情各有不同。此刻的希特勒怀揣着一颗统治世界的野心，脸上充满了决绝的自信。而老保时捷的脸上除了喜悦和自信外，眼前是一幅汽车发展的远景。保时捷随后组建了一个由34万人入股的大众汽车股份公司。其实这只是它的表面，实质上大众公司是由纳粹直资的大众军工厂，因为大众公司大门外的纳粹党齿圆圈已经无声地说明了这一切。

事实证明，希特勒和保时捷都是野心家。

毫无疑问，保时捷是一个天才的汽车设计师，早在他遇到希特勒这个知音前，他就已经具有了一支精湛的20人的汽车研发团队，这里面有他的儿子和侄子，这些人大都是奥地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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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辆“国民车”在大众汽车公司成立后很快就诞生了，它是一款后置1.0L，对置风冷发动机后轮驱动的四轮独立悬挂的小汽车，一开始被命名为“充满活力的欢愉”。希特勒则希望把车的外形改成甲壳虫的样子。

有关新车的命名早已引起了“工人阵线”的注意，他们主张把名字命名为“大众”，而后来让人们始料不及的甲壳虫这个名字则充满了戏剧性。

就在整个德国都在为新车的名字争论不休的时候，远在大西洋东部的美国人看到甲壳虫车的照片后笑喷了，他们以戏谑的口气，幽默的方式，夸张的表情，把这款车嘲笑为一只会爬行的虫子。此刻的甲壳虫车已经成为美国人街头巷尾和餐桌上的谈资笑料。善于捕捉时机的美国新闻媒体，怎肯放过这个嘲弄德国人的好机会。 1938年7月3日，美国《纽约时报》和美国《时代》周刊以讥讽的口吻，直接把这款车讥讽为甲壳虫（Beettle）。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真的是非常富有戏剧性，谁也并没有料想到美国人拿德国人开了个玩笑后，历史又拿美国人开了个玩笑，着实把善于幽默的美国人狠狠地幽默了一把。美国《纽约时报》和美国《时代》周刊的那些幽默的先生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一时心血来潮，为了嘲弄德国人给KdF这款新车起的甲壳虫这个外号，竟会以风的速度和劲头叫响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甚至遮蔽了反响平平的KdF这个名字。更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后，甲壳虫这个外号和甲壳虫这款车一样，以直接、大胆、流畅、形象、勇敢、诗性美的设计理念而成为世界汽车史上的经典。

此时的德国大众公司只生产了二百多辆Typ60甲壳虫车，就是整个战时加在一起也只生产了840辆Typ60甲壳虫车，德国人的国民车梦想因为战争破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反思这场灭绝人性的战争时有人说，希特勒开办大众公司，造国民车，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战争做准备。

为了战争，德国大众停止了国民车的生产，转而生产越野车、飞机、大炮、坦克和航空炸弹，彻底沦落成战争的工具。此时的保时捷同样是为了战争，开始研制生产软顶的甲壳虫越野车，他提升了车的离地距离和性能，让这款车具备了它的越野性能后，开始直接量产供应军队，用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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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残酷在于罪恶，而罪恶的战争并没有让保时捷放弃他生产国民车的梦想，对于保时捷来讲罪恶的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他生产国民车，而希特勒就是他的幻梦。他希望希特勒能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好早点恢复国民车的生产，所以就是在战时这个特殊的条件下，他继续领导着技术人员和战俘进行生产。他的这个梦幻一直到希特勒战败，1945年他成为战俘被送进监狱才宣告破灭。

希特勒对保时捷的信任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们之间的默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保时捷从来不穿纳粹的制服，即使在希特勒面前也是如此。他多次拒绝希特勒的好意，包括希特勒请他加入德国国籍，将大众工厂命名为“波尔舍工厂”等。奇怪的是喜怒无常的希特勒面对保时捷的“不领情”却从不发怒。希特勒非常欣赏保时捷，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相信保时捷能够将自己现代化的思想变为现实。

在希特勒的重用下，在战争期间保时捷为希特勒设计了众多军用坦克。虎式坦克是他为希特勒的武器研发做过的最直接的一次设计，但由于设计的坦克底盘使用电传动系统，在可靠性方面不及其他公司提出的传统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这种驱动系统需要使用大量的战略资源――铜，因此，保时捷的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

保时捷还为希特勒设计过鼠式超重型坦克，拥有128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重量达到了188吨，采用电传动系统，到1944年只建造了两辆原型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投入量产。

保时捷被俘后被押解到了美国，后来又被转移到巴黎等地。对纳粹恨之入骨的法国政府要求保时捷到法国继续他的甲壳虫设计，并要将沃尔夫斯堡的大众工厂搬迁到法国作为战争赔偿。让法国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提案一提出，立刻遭到了法国汽车工业人士的强烈反对。面对人们反对的声浪，法国政府不得不放弃了提案，所以大众公司才能得以继续在德国的沃尔夫斯堡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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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给战争作出了这样的定义：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希特勒的“暴力”没有征服他想要征服的这个世界，反而让德国成为一片废墟，让那些在战前和战争中制造出的甲壳虫指挥车，在反法西斯盟军的猛烈炮火下化为废铁，剩下的甲壳虫指挥车也被愤怒的民众砸毁，德国的经济又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泥潭。

此时的战胜国们，开始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美国以“摩根索计划”狠狠地压制德国的工业，大肆掠夺德国的科学家，福特公司提议将大众汽车公司分解；法国和苏联希望把德国工业先进的设备尽早地运回自己的国家，当作战争赔偿的一小部分，只有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如果过分地压迫德国人，容易引起德国人更强烈的反抗。大众汽车公司在英国人的控制下被保留了下来，由生产军工产品回归到生产民用小汽车的老路上。

1946年大众汽车厂在原材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面对几乎成为废墟的工厂和车间，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在废墟中仔细地找寻那些没有被炸毁的汽车零部件，几个月后，他们奇迹般地制造出了1003辆民用甲壳虫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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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的是上帝这个造物主，为什么在造人时把美与邪恶同时种植在一个人的心里，让他的内心在拥有美的同时，又让那过度膨胀的罪恶像指示剂一样把美化合成一朵妖艳的罂粟。

2010年的圣诞节，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65年的伦敦，此刻，夜空中正飘舞着祥瑞的雪花，一片片的雪绒花热烈拥吻着一棵棵燃亮的圣诞树。西岸的市政大厅里，一场纪念二战大屠杀的音乐会正徐徐地拉开大幕，小提琴家查理・西姆神态忧伤地捧起了一把装饰着犹太教大卫星的小提琴，他的右臂缓缓地拉开，随着缓缓的音乐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在他颤动的手指间流淌出了瑞士籍犹太作曲家欧内斯特・布洛克的《大美》名曲。如诉如泣、哀怨悲凉的小提琴声把在场的人重新带回了那场惨无人道的战争中，带回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似乎看到了他的同胞们在美妙的小提琴乐曲中，被纳粹驱赶着走进了毒气室。人们不会想到，眼下查理・西姆演奏的这把小提琴，正是当年犹太人被纳粹驱赶进毒气室时，由犹太小提琴手被迫演奏的那把。希特勒死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百多张唱片，其中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小夜曲和瓦格纳、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

前几年，当我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行驶在科隆通往波恩的那条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希特勒在修建这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时的得意情形，当然也想到了战争。

汽车、高速公路、高科技、音乐、绘画，一路上我在心里不断念叨的就是这些名词，我在想希特勒这个人，这个从小喜爱绘画，喜爱音乐，喜欢汽车，并具有很高天分的人，创造出邪恶也是无人可以比及。我想到了德国伟大的物理学家、思想家海森堡，他非常赞赏中国的庄子说，机器会干扰灵魂的淳朴和宁静。我想到了技术哲学，这个一百多年前发祥于德国和法国的学说。今天我又想到了明天和明天以后的明天，想到了人口和粮食、能源和欲望就像那四轮驱动，蓄满力量的车轮，永远不会停止下来。我还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雨后春笋般地崛起的那些巨型城市，人类文明的光与暗，功与过，在这个钢铁被钢铁不断覆盖，高科技不断刷新，能源不断短缺的世界，已经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有谁敢说，那滚滚向前的车轮不是一种来自人的内心深处，最为深刻的绝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