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被淹没的历史

目前任教于香港大学历史系的徐国琦教授，已出版有两本关于中国与欧战的学术专书，其中尤以对于一次大战时期远赴欧战场的华工研究，重现默默无名的华工与参战国家的多层次交往关系以及近代中国的国家认同的命运，深受国际学界肯定。通过徐国琦对于中国与一战、一战华工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或许一战华工的参战对于协约国在军事上的最后胜利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对中国与一战的关系绝对意义重大。在欧战百年之际，徐国琦教授的研究可说是使一次大战的国际史有了中国人的坐标。

出生贫农所以对苦难华工特别感兴趣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史上的意义，西方学界的著述繁多，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总是被忽略。就以晚近出版的两本专书，在学界评价甚高的弗格森的《一战之悲怆》和基根的《一战新论》来说，对于中国问题略而不详。2014年最新出版的由著名一次大战史权威耶鲁大学教授温特（Jay M. Winter）主编的《剑桥一次世界大战史》三大册，收有徐国琦所撰的亚洲与大战之一章，内容探讨一战中的中国、印度、日本、越南和朝鲜。该文为徐教授刻正撰写的《亚洲与大战》一书之先期研究成果（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温特教授出版的这套一战史新论，从全球史观点来阐释一次大战对卷入战争的30余国及其殖民地如何受到一战的影响，并由此改变国家的命运，探讨大战前后各参战国之损益及其对大战贡献等议题，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定位与一战的关系，终于得以呈现于著名的剑桥大学历史丛书系列。

虽是“欧战”却与华人息息相关

徐国琦教授的《一战中的华工》，不仅奠定作者跻身近代史和国际史研究的顶尖学者之列，温特教授更称誉该书“从一战的全球史写下被忽略的、且令人信服的篇章”。一战华工的角色在西方长期被漠视，不惟学术界不重视，事实上整个西方世界对一战华工的集体记忆正逐渐消逝中。由于涉及欧战华工招募的英、法等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愿对外公开这件事实，因为动用华工──中国最初为中立国家，这件事有违协约国家的立场；同时需要向中国人求援的事实，毕竟对英法两国的殖民帝国形象不佳；而另一方面，即使中国政府亦封锁华工讯息，因中国直到1917年才参战，不愿德国获悉中国与英法间的“以工代兵”策略。这批华工多数为文盲，其留下的资料又相当有限，更何况在战时的通信检查制度下，均使得此一史实被淹没不清。华工的历史正逐渐消逝中，法国政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于靠近中国城附近的小公园内建造的一战华工纪念碑，这是世界仅有的一座纪念一战华工纪念碑。有感于重建一战华工历史的迫切感，正是作者撰写该书的主要动力。

新论点纷呈

二、一战华工的起缘问题：过去普遍看法认为中国积弱，派遣华工只是顺应列强要求，作者认为中国自甲午以来固然积贫积弱，但立意维新是社会进步的巨大潜流。在这背景下，充满新世代思维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推动中国成为国际平等社会的一员。因此，中国主动实行的“以工代兵”策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藉由参与一战向世界有力地展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和能力。

三、北京政府对华工问题的重视：徐国琦从相关资料分析北京政府甚为重视华工事务，除了“以工代兵”计划的缜密运作之外，尚有侨工事务局等专责机构，对于在法华工的照顾亦是尽心尽力，甚且在战后华工回国前即做好安置计划。这些作为与一般认为北京政府忙于军阀内战，置华工生死于不顾有所不同。

四、各国华工营的管理问题：过去对于欧战华工营的研究主要在于英法两国，几乎未见有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资料。徐国琦逐一探讨和比较各国华工营的管理、待遇、医疗和生活等状况。相较于法国人的家长式管理，英国人对于华工的管理较有种族歧视，美国营中亦有管理不当的方式。华工绕境加拿大途中，加拿大政府对华工更有诸多不人道的作为，酿成不少悲剧。徐国琦认为管理方式的不当，主要根源于文化、种族和沟通的问题的巨大鸿沟所造成的误解；英国人对待华工的不友善方式，显现英国对于东方文化的无知、对于持续作战的沮丧以及对自身社会的失望，也使英国人失去一个历史的机会向中国人展示英国人的公道和正面形象。

徐国琦教授以社会底层的农民或边缘人来透视中国，以这些历史人物作为连结东西文明的信使，将华工个人或群体的生命导入到族群、国家和国际的复杂互动进而赋予历史更多深度与意义。他将一战华工的地位推到“最伟大的世代”成员之列，认为华工是一次大战前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方向世代的一部分。理由是战时许多世界各国的劳工系来自殖民母国的征召，但华工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工征召像华工一样，与其国家的政策紧紧相系，并且深深影响着一国的发展。华工派遣的重要性意义甚大，其一，华工的派遣和中、英、法三国密切关联。其二、在法国的华工，提供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途径和中国在世界的角色。这是在一次大战时各国劳工的征召所没有的特质。

《一战中的华工》一书从国际史的角度将一战华工的问题推至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并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角度，深入挖掘这段长期为西方学界所忽视的历史。作者论证一战后英法等协约国家的人力溃败，而中国劳工对于欧战场适时提供人力资源的重要贡献。一战期间协约国总士兵阵亡数为五百余万人，从数字而言，14万华工参与大战的历史，长期受到西方学界的忽视，是可被理解的。然而，14万华工所做的清理战壕和防御工事，则是无法估算的贡献。

一战华工的“奥德赛之旅”不仅是军事和政治的，亦是东西文明的信使。作者诠释出一战华工罕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将华工地位抬高为“伟大世代”的一群，他们是中西文化、族群融合的媒界，并建构了近代中国国族图像的重要元素。作者的终极关怀则是“何为中国人？何为中国？”，期盼有朝一日中国能建立独立自信的国家民族认同，摆脱以西方为参照系的百年求索轨迹，重建国家认同新架构，树立中国文明体系，以不卑不亢之姿与西方文明平等对话。